有感於人類在工具理性的主宰、獨尊科技的意識型態下日益異化，如何回歸人類本
真與尋求存在的非扁平性一直是海德格念茲在茲的目標。1914 年海德格記載，他被一個「地震」襲擊中，然而他所指的並不是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是他與德國浪漫詩人賀德林 ( Friedrich Hőderlin, 1770-1843 ) 作品初遇的經驗。1

賀德林的詩裡蘊藏著海德格終其一生極欲尋求的「救贖」。當海德格在思索西方文明所遭逢的危機、笛卡爾式理性主體的去身體 (disembodiment) 問題、現代人無所歸依的荒涼感時，賀德林的詩提供了海德格晚年討論「棲居」、「存在」、「空間」與「地方」這些哲學概念的靈感與指標。海德格用「詩意盎洋」(poetic)這個富有想像力的字彙來形容一種天人共存、主體可以安身立命的「棲居」狀態。所謂「人之居也如詩」(poetically man dwells)，賀德林的詩句被海德格引用，來闡述他心目中理想主體存在於世界的一種安適狀態。2

這是一種非僭取式(non-appropriative) 的認識論，一種外於傳統認識論暴力外的親密知識，一種如詩般的認識 (a poetic knowing)，這種非笛卡爾式的認識論 (non-Cartesian epistemology) 可將客體拉近，但又允許主體與客體間有距離；讓客體保持其神秘性、異質性，但也是因為主體願意承認客體的分離性 (separateness)，而非將之同質化，主體與客體才能達到一種「親密」(intimacy)。

對海德格來說， 這種可以容納扞格， 同時包容神秘與理解 (mystery and understanding)、近與遠 (near and far) 這種在傳統認識論當中屬於二元對立概念的知識，正是詩可以達到的神聖境界，而這種「詩意」的境界也是人「居」於這天地之間應有的認識論態度，一種去除我執、容納多元、反工具理性、非化約式的、萬物有靈的認識論。

因此，「詩」的概念是一種人文精神的彰顯，是與「身體」分不開的，而不僅是「心」的飛翔、去肉身的唯心幻想結果。海德格指出：「詩的首要任務是將人帶回到土地上，使之歸屬土地，因此將人帶進棲居的狀態」。3

這種將詩與居做連結而衍生出對「存有」此大哉問的探索與反思，也出現在《建居
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一文中，4海德格認為現代人之所以常常感到生命的貧乏與無詩意，原因在於我們已和古代棲居藝術 (the ancient art of dwelling) 斷裂的結果。

海德格從詞源學出發，如考古學家挖掘字的綿密古意，探討「建築」 ( building, 德文為buan )這個字其原本有機、神聖的意涵如何在我們所處的現代消失殆盡，原本與天地神人此四重性 (the fourfold) 相依偎的飽滿性如何在機械複製時代萎縮成僅以抽象圖像或可量化的幾何為準則的「建物」。

試想像一座橋：我們能夠說這座橋獨立存在，與周圍的天地神人毫無關係嗎？同樣地，海德格要我們講到存在時，一定要體認到人類鑲嵌於世界(embeddedness) 的事實；然而，在這個神已死靈已逝的世界，科技被人類膜拜成為新的上帝，與天地神人切斷關係的結果，人也開始了靈魂無所依歸的命運。

二十世紀初科技理性的過度膨脹、現代人精神上普遍的無主狀態、大戰的無人性及
殘酷殺戮，使得文人思想家面對此文明的浩劫，一種「去聖已邈，寶變為石」的感慨油然而生，也因此無不努力追尋與企圖找回失落的「原鄉」。從海德格、巴舍拉 (Gaston Bachelard)、盧卡奇 (Georg Lukács) 到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原鄉」的概念、冥想與追索，是與現代性的淪落有深刻的關係。海德格談人在大地上詩意般地居住、巴舍拉談空間詩學與記憶的「在地化」(localization) 、盧卡奇談「回鄉」、班雅明談那種接近神秘主義的「光暈」概念 (aura) ，都必須映照著現代理性過度發達以致於人類心靈和外部世界日益撕裂的背景來看。

如今，現代性以全球化的新包裝襲捲全世界，那些二十世紀初思想家念茲在茲的存在問題在全球化的今日仍然是沒有獲得解決的，地方感 (the sense of place) 在全球化的均質浪潮中逐步地被蠶食鯨吞，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來唸花蓮詩人陳黎的作品，特別令人有暮鼓晨鐘之感。生長於臺灣東岸花蓮的詩人陳黎，家鄉花蓮在他的詩及散文中一直佔有中顯著的地位。本論文將討論陳黎作品中的空間印象，分析詩人如何將花蓮空間「肉身化」，使之變成一個在世性濃厚的「棲所」。

在詩集《動物搖籃曲》的後記裡，詩人寫到：「世俗難道不是我詩作最大的主題
嗎？……我始終不能忘懷這地上居留的卑微和鄙俗。」當存在的「肉身性」(corporeality) 在唯心論的高蹈文化中總是被貶低為不入流時，陳黎「始終不能忘懷」個體存在是與世俗性、物質性、他者的肉體存有，有著唇齒依存的關係。詩人用身體來感受空間，將空間變成一種居所的空間 (inhabited space)，而非僅是幾何的空間 (geometrical space)。詩人化身為班雅明所謂的漫遊者 (flâneur) ，晃蕩徘徊於〈波特萊爾街〉，觀察人情事故，體驗地方精神的遞嬗變遷。

詩人「在街上看到許多卓別林」，心有所感地和這些卓別林模樣的人物深情邂逅，描述他們如何四處行走：地下道、市立醫院、紀念堂、公園的一角，都有他們的足跡。詩人的焦點在於人群如何把空間塑造成「家」或「居所」，地方的認同被併入與當地人群的認同之中。這些小城的卓別林們，「他們跟你一樣騎著落日、騎著白馬、騎著自己的影子上班」。詩人踽踽逡巡，漫遊間從小城的平凡裡挖掘驚奇，從卑微的角落裡瞥見存在的尊嚴；無論是木山鐵店的鐵匠、理髮店的山地女郎、雜貨店的「淚水祭司」、或是〈姊妹〉裡那對相濡以沫的女同志戀人，都被編織進詩人對花蓮的空間印象，這裡強調的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地方經驗，而非唯心式理性的瞭解。陳黎作品中描繪這種超越平凡的地方獨特經驗，俯拾皆是；這種超越的時刻，物我相看不厭的浪漫，表現了一種神聖的秩序。

文化理論家米歇•狄瑟鐸（Michel de Certeau）在其廣為人知的文章，＜在城市裡行
走＞ (“Walking in the City”)，描述一種城市行走者所感受的觸覺性知識，這種非視覺獨大的體驗，是我們在如日常走路實踐（the quotidian practice of walking）當中，用來從事空間利用的感知方法。漫遊者用身體來感受空間，誠如狄瑟鐸所言，他們對空間的感知，「盲目地如同一對相擁的愛人」（as blind as that of lovers in each other’s arms）。5

心醉神迷的戀人，狂喜瞢然地纏繞在彼此的臂彎，如此充滿詩意的美麗意象，蘊涵所謂觸感視覺（tactile vision）的可能性，戀人的氣味、戀人的絮語，所纏繞所觸動的空間想像，乃是超越了笛卡爾式邏輯之中，視覺作為理解宇宙真理唯一途徑的思維。觸感視覺是一種較整體性的知識， 拒絕視覺為獨霸感知方法， 而是了解到人類感知能力（perception）的「混雜」（amalgamative）特性，是一種結合了生理心理、慾望本能、及社會建構成份的百感交織混合體。

詩人書寫家園的人情百態、街頭印象、地方感覺，用的即是這種狄瑟鐸所謂的觸覺
性感知方式，如戀人般撫摸、聆聽、嗅聞愛戀對象，將在生活角落裡俯拾皆是的愛欲對象 (可以是聲音，也可以是氣味) 編織成詩。陳黎寫聲音，十分「前現代」，但這也是他迷人的所在。在〈麻糬〉一文中，詩人描寫街頭小販叫賣麻糬的聲音，這個聲音彷彿亙古就存在，因為，「花蓮縣誌上並沒有記載」，它是外於主流書寫歷史的一種邊緣傳統(minority tradition)，一種母性的回聲 (maternal echo)，是一種「童年與鄉土的象徵」。詩人描述友人從異鄉稍來卡片，卡片上寫著：「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身處雪地的異國，午夜夢迴，還常常聽到那麻糬、麻糬哦的聲音。」

作者為 國立東華大學英美文學系助理教授

1 On the Way to Language, p. 78.
2 “…Poetically Man Dwells…,”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pp. 211-27.
3 英文原文為： “Poetry is what first brings man onto the earth, making him belong to it,
and thus brings him into dwelling”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p. 216).
4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pp. 143-59.
5 “Walking in the City,”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