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諸領域之話語權，主要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掌握。他們創設概念、制定規則、評判是非、引領輿論，形成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其他國家只能被動地跟隨，甚至被邊緣化。

「一帶一路」帶來國際秩序的新改變

進入二十一世紀，國際形勢開始發生變化。隨著中國等一批新興國家幾十年來持續地快速發展，實力大幅增強，在國際事務的參與度日益加深，這些國家對重新界定國際秩序的要求也愈發強烈。綜觀現有的經濟共同體，歐盟在良好意願之下，未能調和不同國家的積極性；東盟方興未艾，在動盪不安的局面結束後，渴望經濟上的躍進，但苦惱於西方主導的世銀及亞洲開發銀行蟻速的援助；中亞西亞一些國家則一直是被國際看漏眼的血管。瞄準上述虛位，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立即在國際獲得廣泛而熱烈的響應。 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並非與西方爭奪話語權。國際話語權本來就不應由某一個或數個國家所壟斷，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應有平等的發言權，其聲音理應得到國際社會認真聆聽，這才是新型國際社會應有的常態。 「一帶一路」戰略的宗旨、原則和內涵，在習近平主席的多次講話之中，在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及商務部共同公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都有明確具體的宣示。然而，國內外不同利益主體站在不同立場，出於不同的目的，對「一帶一路」的認識與解讀存在很大差異。有些人包括部分港澳人士，片面地理解甚至誤讀「一帶一路」。

堅持利他精神　實現互利共贏

有一種看法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為獲取域外資源、輸出過剩產能、加快本國經濟結構調整轉型，推動向西開發而下的一著絕妙好棋。上述見解只是基於自身利益的片面觀點，未免失諸狹隘。中國倡導「一帶一路」，絕非只是追求單邊的利益，而是要塑造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是經濟全球一體化下的平等主義。中國自身是和平發展的一面旗幟，同時與相關各國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互利、文化及宗教互容的共同體。中國願意發揮基礎建設技術和資金方面的優勢，並通過亞投行（AIIB ）解決部分國家的資金瓶頸，貨暢其流、地盡其利，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實現「小康」的條件，推動整個區域經濟持續穩定發展。這樣，過剩的產能才會有龐大購買力，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才不用再過分依賴歐美單一的市場。簡單來說，我們不僅提倡互惠互利，而且要堅持利他精神。正如「為人點燈，明在我前」的道理一樣，不先考慮對方的利益，生意怎能談得攏？ 這裏的關鍵問題是：我等國民一定要超越國家主義（本國利益和眼界），同時立足於地球民族主義，胸懷世界人民對和平小康的共同理想與追求。「一帶一路」涉及六十多個國家，我們首要是多觀察、多聆聽，而且不能局限於政府和社會上層，尤其需要深入中下層民眾之中，真正瞭解和把握他們的實際需求，以及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現實的接受能力。國家間雙邊貿易額每年增加，並不表示惠澤基層。中國企業打入外地市場，簽訂能源和開採原材料的合約，興建基建工程如公路、港口等，都懂得與當地政府領導搞好關係。此種模式在非洲甚為普遍。那麼，我國企業帶給當地的經濟收益如何分配？能否惠及普羅市民？基建工程是否可考慮多培訓當地工人，多增加當地就業機會？在制定成本預算時，是否應將改善食水衛生及興建小學等聯合國千禧目標（MDGs）也算進去？做好這些事情，有助於在沿線國家構築廣泛的民心民意基礎，減低因政權更叠給我國投資帶來的經濟風險。所有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單位及個人，務必保持謙虛的態度，堅守有誠信的商業道德原則，從而保證「一帶一路」走得紮實、持續、長久。

民間外交是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軟實力」

推動「一帶一路」戰略，不僅需要資金技術方面的「硬實力」，還需要民間外交一類的「軟實力」。事實上，「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存在兩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是我國的快速發展引起的信任問題，「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大障礙是中國和部分周邊國家較為嚴重的信任赤字，一些國家擔心中國趁機擴大國際影響力，危及本國利益和安全；二是中資企業缺乏宣傳及個別企業社會責任感缺失的問題，影響了中國在周邊國家民眾中的形象和聲譽。 有鑒於此，開展真誠、友善、廣泛、活躍的民間外交活動，營造形象上的親和力、文化上的吸引力和輿論上的影響力，可以為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貢獻力量。香港在推動民間外交方面有獨特的優勢。現時國家推動「一帶一路」戰略，港人亦可以參與組織和推動，從而達到「以民促官」的效果。 筆者自2004年開始，於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從事民間外交多年，略有體會，有緣當與各位交流互動。從事民間外交工作，可以廣交各國朋友。民間人士參與國家的民間外交事業，透過支持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文化合作，藉此建立廣泛的人際網絡。當然，民間外交的新蹊徑，仍有待愛國愛港的有識之士融會貫通，身體力行，開拓前行。企業社會上的責任和商人謀利，實不相為悖。

《「一帶一路」與香港》專著是課題組重要成果

香港是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參與國磨合的潤滑劑。香港健全的法制，為國際仲裁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香港具有金融業的領先地位，是提供融資的最佳平台；作為「第三方股東的中立性」可與內地企業聯手「走出去」等等，這些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如何發揮香港的優勢，既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又帶動香港經濟的發展，是需要深入研究論證的課題。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特地邀請著名學者劉兆佳教授、王於漸教授、楊汝萬教授和其他多位香港學術界、銀行界的專家學者，組成「『一帶一路』與香港」課題組，並邀請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博士出任顧問，委託李曉惠教授擔任總裁的香港文化協進智庫承擔課題組的實務工作，得到了智庫主席林建岳博士的大力支持。課題組的研究計劃於2015年7月中旬上報後，受到全國港澳研究會的高度重視。陳佐洱會長親自過問，陳多副會長兼秘書長7月底來港時，也順道與我商討「『一帶一路』與香港」的課題研究問題。經過反覆研究協商，港澳研究會正式批準了有關計劃。全國港澳研究會委託《「一帶一路」與香港系列研究》項目協議書簽署儀式，於8月中旬在香港舉行。 與另一些「一帶一路」的理論探討不同，本課題研究的最大特點是務實而非務虛，以具有實際可行性和操作性為最大考慮，希望所研究的項目能夠在香港落地對接，推動香港在「一帶一路」的參與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為此，課題組要進行實地考察調研。對一些研究項目，既實際考察相關機構和項目的運作情況，也訪問當地的相關官員和專家，以提出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 為幫助香港市民瞭解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並推動政府部門和業界把握「一帶一路」給香港帶來的機遇，課題組專門籌劃出版有關的書籍。「『一帶一路』與香港」專著正是課題組的重要成果。 課題組能夠推出高質素且有實用價值的專著，有賴於兩地專家的攜手合作。在與內地專家合作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了他們厚實的學術功底和認真嚴謹的工作態度，這是本書質量的基本保證。港澳研究會課題部主任蔡赤萌擔任本書副主編，力邀內地專家組成高水平的專業撰稿團隊，為本書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和香港方面多位重量級撰稿人的參與，大大加重了本書的分量。李曉惠總裁及其領導的智庫具體承擔了大量的統籌協調和編審工作，可謂勞苦功高。三聯書店的侯明常務副總編輯直接指導本書的編纂，本書責任編輯更是以嚴謹認真的態度，為保證本書的質量付出了辛勞。對於各位為本書所作的努力和貢獻，本人深表敬意和謝意！

在此，要特別感謝梁振英特首為本書撰寫序言，積極肯定學術界和智庫對「『一帶一路』與香港機遇」的研究。這不僅大大鼓舞了我們研究團隊的士氣，更將進一步推動民間機構和人士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更多具有參考價值的政策建議。

（「『一帶一路』與香港」項目召集人　林健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