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湄麗博士·社會投資的英國創新

文/ 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一等秘書馬湄麗博士

英國發達的社會投資制度不僅創新了社會問題治理的模式，也催生出繁榮的社會企業生態，促進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雙重目標實現。

2013年，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在8國集團社會影響力投資論壇上發言時，把社會投資稱為“偉大的想法，有望改造我們的社會，用金融的力量，處理最為困難的社會問題，那些讓各個國家、各界政府以及不同時代的人們倍感沮喪的問題”。

社會投資和社會企業，誕生於英國，1844年一群產業工人因為厭倦了公司自營商店賣的食品價高質低，於是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商店，銷售質量好價格又公道的食品，並將銷售所得利潤分紅給商店成員，這是英國首家合作社，也是社會企業的雛形。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社會企業家”變得家喻戶曉。

社會企業們賣咖啡，賣時裝，賣電信套餐，提供個人貸款、職業輔導、兒童贍養服務。它們經營超市、遊泳池、甚至鐵路線，參與到各個經濟領域。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英國政府對社會投資倍加重視，不僅在國內大力支持社會投資和社會企業的發展，也開始在全世界領域推行其理念。

2013年6月，倫敦證券交易所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證券交易所，12家社會影響力企業掛牌上市，市值總額達到48億元人民幣。

如今英國所有初創企業當中有1/3是社會企業，它們不僅增長速度和創新步伐超過中小型企業，對未來也抱有更樂觀的態度：63%的社會企業預計未來3年營業額會出現增長，而這個比例在中小型企業中只有37%。

社會企業跟傳統企業一樣在創造就業機會、繳納稅收的同時還在著力解決社會面臨的巨大挑戰，比如為當地社區制定可再生能源解決方案，或者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社會企業正在為英國最貧困的地區帶來希望和繁榮，是英國經濟覆蘇計劃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來自政府的支持

英國的社會企業可以說是在世界上支持力度最大的環境下運作的。在過去的20年間，英國為助其發展建立了一個涵蓋法律模式、政府采購政策和金融產品的生態體系，並設立了眾多智囊團和中介組織機構，通過政策宣傳、研究和推廣來支持其發展壯大。

托尼·布萊爾在任職首相的第一次施政演說時，大加讚賞了社會企業對於拉動經濟、解決社會排斥問題有望發揮的作用。布萊爾政府及後幾屆英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於社會企業的優惠政策，還設立了部級機構用以監管社會企業部門。

2005年，英國政府專門為社會企業出台了一種新的法律模式：社區利益公司。這類公司從事商業活動，以實現社區目的。社區利益公司的資產不分配給成員或股東，以確保其服務於社會目的的純粹性。由於其社會使命受到保護，社區利益公司可以吸引捐贈資金。不過重要的是，法律依然允許社區利益公司通過貸款、發行股票或債券來籌集資金，並根據財務表現向債權人支付低額利息。

因此，這項立法為社會投資創立了一個框架，它讓社會投資者可以獲得投資回報，投資者不需要從以盈利為目的投資和捐贈社會公益事業這二者中選擇其一。誠然，社會投資者通常接受社會投資的回報率低於其他投資類別的現實，但現在他們可在行善的同時獲得良好的利益回報。社區利益公司的模式被證實在英國及其他國家都很流行：加拿大的社會企業法律體系就建立在這種模式上。

2006年，英國12個政府部門參與制定並頒布了《社會企業行動計劃》，該計劃還承諾讓社會企業更容易贏得公共合同，甚至為此通過了一項名為《公共服務（社會價值）法案》的法律，它要求公共機構在將服務合同授予外部供應商的投標過程中不僅要關注經濟效益，還要考慮如何利用這些合同改善社區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狀況。所以，如果社會企業能證明自己不僅可以高效地履行合同，還能增添社會價值（如為當地的失業青年提供見習機會），它就能贏得政府合同，哪怕與之競爭的其他企業在投標中的報價更低。

因而，《社會價值法案》有望讓之前有利於財大氣粗、擁有專業標書制作能力的大公司的公共服務市場重新趨於平衡，為社會企業創造更多商機，並為社區帶來社會和環境方面的雙重效益。

發達的社會投資市場

英國被認為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社會投資市場，有許多機構專門幫助社會企業獲取投資，其中包括社會投資商業集團、中央資金等。

在英國最常見的社會投資方式有債務融資、股權融資和準股權融資。債務融資是指由社會投資者放貸，借款人必須還貸，通常要付一定的利息。股權融資是指社會企業向社會投資者發行股份，以換取資金。而準股權融資指這樣一種安排方案，社會投資者接受社會企業未來收入的固定百分比，作為其投資回報。

很少有融資創新能夠像社會影響力債券（social impact bond，又譯社會效益債券）一樣獲得如此眾多的關註。社會影響力債券是一種金融工具，為社會企業和慈善機構從資本市場籌集資金，根據獲得資助的社會企業獲得的成果，由政府向投資者支付債券的利息。該債券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手段，利用私人投資來資助預防性措施（比如讓兒童獲得疾病免疫）或成本高昂的社會問題（比如解決長期無家可歸問題）。如果降低了社會問題的成本或發生率，其效果等同甚至優於政府計劃，投資者就能賺錢；否則，投資者就要賠錢。

首批社會影響力債券於2010年發行，從投資者處籌資了500萬英鎊（4800萬元人民幣），資助一個降低彼得伯勒一所監獄犯人再犯罪率的項目。2013年6月，英國司法部表示，該計劃已讓彼得伯勒監獄的犯人再犯罪率下降了6%，相比之下全國再犯罪率提高了10%。由於監獄場地每年讓英國政府平均花費4萬英鎊，這項計劃有望為納稅人大幅節省開支，為投資者創造利潤，同時由於減少了犯罪也帶來了明顯的社會效益。社會影響力債券興起於英國，後來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和澳大利亞相繼也采用這個辦法。

2012年4月，英國推出了大社會資本（Big SocietyCapital），這是世界上第一家社會投資銀行，其6億英鎊（57億元人民幣）的資金來自休眠銀行賬戶以及商業銀行。大社會資本肩負的任務是，為向社會企業投資的社會融資中介機構提供資金，以此促進社會投資市場的可持續發展。之所以采用這種兩步走的模式，其理由在於，如果社會投資能夠實現大規模化，為了確保投資者利益與資金需求相匹配，高效的中介市場至關重要。大社會資本鼓勵其他投資機構和它共同投資於中介市場，從而更全面地支持社會投資市場，以提高投資者的意識和信心。

2013年6月，倫敦證券交易所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證券交易所，12家社會影響力企業掛牌上市，市值總額達到5億英鎊（48億元人民幣）。設立這個交易所的目的是，替投資者與掛牌上市的企業牽線搭橋，為前者提供後者的社會影響力和財務業績的信息。第一批成員公司是可再生能源、醫療保健、凈化水、可持續交通和教育等市場的高成長型企業。社會證券交易所在2013年10月增加另外12家上市公司，立志成為全球社會融資中心。

據估計，全球社會影響力投資市場的規模目前達到57億英鎊（550萬元人民幣），未來10年有望增長到1250億-4000億英鎊之間。

社會企業未來

由於獲取資金依然是社會企業在發展道路上面臨的最大障礙，英國國內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如何為社會企業發展提供進一步的經濟誘因。

社會企業家歡迎諸如社會影響力債券和大社會資本之類的創新，但一些人士指出，2012年社會企業家尋求的資金額中位數僅為58000英鎊，考慮到盡職調查成本和法律費用，這低於大多數投資者可以考慮的最低門檻。他們認為，由於有能力吸引大規模投資的社會企業數量有限，應該為處於早期階段的社會企業提供更多的贈款資金，從而幫助它們充分發揮潛力，變得適宜投資。

英國政府已經啟動了一輪磋商，為社會投資提供減稅優惠，以抵消其面臨的風險，有助於讓這個部門自我維持。據大社會資本聲稱，這項“社會投資稅收減免”計劃正是中介機構長期以來孜孜以求的，有望在未來的5年另外創造5000億英鎊的社會投資額。

社會企業正在改變心態觀念，竭力讓英國變得更具包容性。全球金融危機過後，消費者在前所未有地質疑購買的東西是否合乎道德，還在質疑以股東為導向的資本主義模式。社會企業的興起同樣促進私營部門出現了變化，並促進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升。

一些理論家預測，私營部門、公共部門和志願組織之間的傳統界限將會變得模糊。比如說，知名商學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的費利佩·桑托斯教授所寫的一篇文章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轉折點……那些原來僅僅用利潤而不是用社會影響力來衡量成功的主流企業，如今開始采納社會企業的準則”。

哈佛商學院的邁克爾·波特教授（Michael Porter）聲稱：“要重新定義企業的目的，即致力於創造共同的價值，而不是僅僅追逐利潤本身。這將推動全球經濟的下一波創新和生產力發展。這還會重塑資本主義及其與社會的關系。”將來，也許所有的企業都將是社會企業。（本文原載於《IT經理世界》，經刪節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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