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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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語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插曲 Harapanku
原曲是華語版的馬来西亞創作《南海姑娘》 ,
華巫二曲都是鄧麗君唱的。
文創有力量,在需要表達最深層的
感情與體會時,它立即走来陪你。
即使,歌者已經離開我們很多很多年
分什麽两岸、什麽語言
營帳與皮膚什麽顏色
涙水和汗水一樣鹹
Telah aku terima
Suratmu kepadaku
Yang kau kirim seminggu yang lalu
Sebagai tanda kasihmu padaku
Aku selalu menanti
Selama engkau pergi
Kenanganku bersama dirimu
kan ku anggap pengisi hidupku
Harapanku kepadamu
Jangan sampai
Kau melupakan segala yang kau katakan
Kini aku bahagia
setelah ku terima
Walau hanya sekedar berita
Namun sebagai pelepas dahaga
你寄給我的信
那是你一個星期前寄來的
作為你對我愛意的證明
我一直在等待
在你離開的日子裡
我和你共度的回憶
我會把它當作填補生命的陪伴
我對你的期盼
只希望
你不要忘記你曾說過的一切
如今我感到幸福
因為我終於收到
即使只是一個簡單的消息
卻也像解了我心中的渴望
[愛墾研創]南方
從「氣候之烈、環境之險、初開之荒」三個層次來寫,讓畫面既有史感也有詩性;較有文史質地的表達方式:
一、偏史書厚重感
「瘴霧蒸騰之地」
「煙嵐障目、瘴氣瀰漫之荒境」
「草木未馴、煙瘴橫生之南陬」
「人跡罕至、毒霧潛行之荒原」
二、帶文學詩意
「瘴雨連天,草木與雲霧糾纏不清」
「熱帶雨林深處,煙嵐如紗,瘴氣如潮」
「雨霧終年不散,天地皆被潮濕與幽暗吞沒」
「叢林深處,濕熱如焚,霧氣如牆」
三、較具敘事張力(適合寫人開墾)
「彼時之地,瘴雨晦冥,蚊蚋如雲,開墾之初,幾無立足之處」
「荒林未啟,瘴氣蒸人,斧鉞所至,皆為混沌」
「人至其地,如入未開之境,雨霧終日不散,生存之難,非筆墨可盡」
初抵之地,瘴雨連綿,煙嵐障目,叢林深處草木盤結如牆,蚊蚋成雲,人跡罕至,幾如未開之混沌天地。
四、帶「瘴」字的詞語與成語
「瘴」字在古代專門用來指代南方山林濕地因動植物腐爛而產生的有毒氣體。
瘴氣:山林或沼澤中能致人生病的有毒動植物腐爛氣體。穢濁之氣。
煙瘴:形容山林濕地中如煙霧般彌漫的有毒氣體。
蠻煙瘴雨:形容南方荒蠻、濕熱且多毒氣的惡劣自然環境。
瘴鄉蠻府:舊指南方有瘴氣、開化較晚的荒遠地區。
烏煙瘴氣:原指黑煙和瘴氣彌漫,現多比喻環境污濁或社會風氣敗壞。
瘴癘之地:充滿毒氣、環境惡劣、易生疾病的荒蠻沼澤地區。
五、其他形容「沼澤毒氣與惡劣環境」的成語
除了直接用「瘴」字,古代文人也常用其他詞匯來描繪這類危險的濕地環境:
卑濕之地:形容地勢低窪、潮濕,容易滋生毒氣和疾病的地方。
窮山惡水:形容自然條件極其惡劣、荒涼且多險阻的山區和水澤。
水土不服:古代北方人進入南方濕熱、多瘴氣的沼澤地區,因無法適應環境而生病。
六、與沼氣自然現象相關的成語
沼澤毒氣在夜間自燃會形成「鬼火」或「野火」現象,由此衍生出以下詞語:
磷火熒熒:形容沼澤或墓地中的磷化氫氣體在夜間自燃,發出飄忽不定的微弱綠光。
鬼火狐鳴:形容陰森恐怖的環境。其中「鬼火」即是沼氣中的磷化氫自燃現象。
[愛墾研創·嫣然]記憶的錨碇與秩序的歸來:危機時代選民的「懷舊心理學」
在動盪不安的當代政治版圖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正頻繁上演:許多曾被認為已淡出歷史舞台的「老面孔」,在經歷敗選、卸任乃至政壇邊緣化後,紛紛跨越時間的鴻溝,再度被選民用選票推上權力的巔峰。
從冷戰時期的歷史巨擘,到當代國際政壇的幾度反轉,這種政治上的「回鍋」現象,若僅從政黨派系分贓或人才斷層的制度視角來解讀,未免流於表面。
其背後更深層的驅動力,實則是集體意識深處的一場心理潮汐——一種在危機時代集體爆發的選民「懷舊心理學」(Political Nostalgia)。懷舊,在心理學上從不是單純對過去時間線的眷戀,而是一種人在當下遭遇現實幻滅與生存焦慮時,本能展開的心理防禦機制。
當歷史步入安穩的常態期,社會共享著繁榮與進步的線性敘事,選民往往展現出前瞻性,熱衷於追逐新鮮的面孔、前衛的政策與充滿未來感的政治應許。
然而,一旦社會結構遭遇總體性危機的侵襲——無論是地緣政治的戰火重燃、全球化逆流帶來的經濟結構性崩潰,還是傳統價值觀撕裂引發的身份認同焦慮——未來便從「充滿希望的應許之地」,退化為「不可預知的深淵」。
當「未來」變得面目可憎,人類大腦與集體的認知慣性便會調轉車頭,向後尋找避難所。此時,過去那些曾被驗證過的、代表著確定性與安全感的歷史片段,就會被集體記憶重新打上柔光濾鏡。選民在投票箱前表現出的「懷舊心理學」,本質上是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錨碇。這種心理在政治實踐中,具體轉化為對資深政治家「不可替代之熟練度」的渴望。
常態體制下的溫和官僚或政治素人,在危機大潮洶湧而來時,其高昂的試錯成本會讓大眾感到恐慌。選民此時不再期待一位充滿理想主義的改革者,而是呼喚一位手握解題密碼的「熟手」。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1930年代的「政治荒漠期」曾被視為過時的古董,但當納粹的陰影籠罩大不列顛,英國選民與政壇在懷念與恐懼中猛然驚醒,意識到只有這位經歷過帝國風雨、具備鋼鐵意志的老將,才能在生死存亡之秋穩住國家的航向。這種歸來,正是國家集體心理在極端危機下,向過往成功經驗發出的歷史性求救。
更深一層來看,政治懷舊心理往往伴隨著對現任執政者失誤的集體反思。在文化心理學中,大眾記憶具有選擇性遺忘的特徵。當現狀令人痛苦,人們會本能地抹去前任執政者當年的政治瑕疵或政策爭議,而將其執政時期簡化為一個符號——「那個繁榮、穩定且有秩序的舊時代」。此時,前領導人的「回鍋」,在選民眼中不是一種政治倒退,而是一場撥亂反正的「秩序歸來」。
無論是近代南美政壇的鐘擺效應,還是大國選舉中跨越任期的再度登頂,其核心的文化心理機制如出一轍:選民買單的,並非那個人物本身的所有過去,而是那個由大眾集體想像和記憶重塑出來的、象徵著「確定性」的黃金時代。
然而,我們必須釐清,這種基於危機的政治懷舊,絕非盲目的群眾烏合之舉,而是一種在極端環境下沉澱出的理性防禦。它反映了人類社會在面對巨大歷史慣性時的集體智慧:當未知的迷霧讓人舉步維艱,最安全的解題路徑,往往是回到上一次走通的路口。
那些隱退的巨擘之所以能披掛上陣,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檔案袋裡,裝著已被時間檢驗過的危機處理經驗、成熟的官僚駕馭能力,以及足以在國際舞台上斡旋的現成人脈。這種「老面孔」所攜帶的政治資產,在動盪時代具有最高的溢價。歷史是一條循環前進的河流,常態與危機交替更迭,前瞻與懷念也隨之此消彼長。
政治世界裡從未有過「回鍋就不好」的宿命論,因為在宏大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下,時間從不是衡量政治家價值的標尺,唯有「時代命題與人物能力的匹配度」才是唯一的真理。
當平庸的時代深陷制度的泥淖,反覆出現的老面孔或許象徵著新陳代謝的停滯;但當歷史的暴風雨降臨,選民透過「懷舊心理學」凝聚起的共識,將那些被歲月沉澱的定海神針重新推回政治舞台的核心,這往往便是國家命運自我救贖的開端。
偉大的歸來,從不是對過去的簡單複製,而是危機時代裡,一個民族向歷史借閱智慧與勇氣的最高儀式。
[愛墾研創·嫣然]國家土地,是人民幸福的依據,不是法定看管者的私產——從《國家土地法典》談政府對土地的「管理權」與「所有權」之區別
在馬來西亞公共討論中,「政府地」這個詞經常出現。尤其每當發生徵地、拆遷、非法佔地執法,或土地發展爭議時,社會總會出現一種尖銳質問:
「既然是政府地,政府是不是想怎樣就怎樣?」
進一步甚至會演變成:政府把國家土地,當成了自己的土地。這種疑慮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在現實中,州政府確實掌握極大的土地權力:批地、轉換用途、發出臨時准證(TOL)、征地、批准發展計劃、撤銷使用權等等。久而久之,人民容易產生一種印象:
「掌權者,仿佛就是土地的主人。」
然而,從法律結構而言,這種理解其實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政府對土地的「管理權」;政府對土地的「私人所有權」;而這兩者之間,正是現代法治國家最重要的一道界線。
一、《國家土地法典》中的「國家土地」是什麼意思?
National Land Code 1965 所規范的「國家土地」(State Land / Government Land),並不意味著土地屬於某個政黨、某位領袖,或者某一屆政府的私人資產。
在馬來西亞憲政體系下:土地事務屬於州權限;州政府依法管理州內土地;未被私人持有、保留或授予產權的土地,屬於「州土地」或「政府地」。
但這裡的「屬於」,並不是私人財產意義上的「擁有」。它更接近於:國家基於公共利益,對土地進行法定管理與托管。
換句話說:州政府並不是「地主」,而是「公共土地的管理者」。
這種關系,更接近:trusteeship(托管);custodianship(保管);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
而不是:personal ownership(私人擁有)。因此,政府並不能因為土地由其管理,就把土地視為政治權力的附屬物。
二、「管理國家土地」不等於「土地屬於政府自己」
這是最核心的法律觀念。在法治社會裡,政府本身只是國家制度中的行政機關。今天執政的是哪個聯盟,都只是暫時行使法定行政權。土地並不會因此:變成執政黨的資產; 變成政治人物的財產;變成可以隨意處分的私人物件。
因此,「政府地」真正的法律意思應該理解為:由政府代表國家與人民進行管理的公共土地。
這裡的重點是:「代表人民管理」而不是:「替自己佔有」
這也是現代憲政與封建統治最大的區別。在封建制度裡:土地屬於君主。而在現代法治國家裡:國家土地屬於公共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只是依法管理。
[愛墾研創·嫣然]《波斯星空下的焦土:論2026年沖突的文明遺痕》在全球化高度交織的今天,遙遠地區的戰爭早已不再只是地理上的「他方事件」,而會透過媒體、經濟與文化網絡,滲透進其他國家的日常生活與集體心理。2026年伊朗戰爭雖然發生在中東,但對馬來西亞這樣一個多元社會而言,其影響並不僅止於能源價格或金融市場,更深層地體現在人文情緒、社會認同與公共話語之中。
首先,宗教情感是理解馬來西亞社會反應的重要切入點。作為一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中東局勢往往被賦予超越地緣政治的象征意義。當沖突涉及伊朗或更廣泛的穆斯林世界時,許多民眾並不只是以「國際新聞」的距離觀看,而是帶著某種情感上的連結與關懷。這種情感透過清真寺講座、宗教團體發聲,以及社交媒體的轉載與評論被進一步放大,形成一種跨越國界的「情緒共同體」。在這種氛圍下,國際政治不再抽象,而是與信仰、正義與身份認同緊密交織。
然而,馬來西亞並非單一文化社會。其多元族群結構使得同一事件往往呈現出多重詮釋。馬來族群可能從宗教與歷史脈絡理解沖突,華人社群則較傾向從國際關系與經濟影響角度分析,而印度裔群體亦可能帶入自身的殖民歷史與全球南方視角。這些不同的理解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或許並不直接沖突,但在社交媒體這類高度即時且情緒化的空間中,容易被放大為立場分歧。特別是在演算法推動下,人們更容易接觸到與自身觀點一致的內容,進一步鞏固既有立場,減少跨文化理解的機會。
媒體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使資訊的流動既快速又碎片化。短視頻、圖像與標題式新聞往往優先傳遞情緒,而非完整脈絡。對於年輕世代而言,他們接觸國際沖突的方式,可能是一段數十秒的影片或一張高度戲劇化的圖片,而非深入的分析報導。
這種「情動興發」而後「情緒先行」的資訊消費模式,使得戰爭被簡化為善惡對立的敘事,忽略其背後復雜的歷史與政治因素。久而久之,公共討論容易流於二元對立,理性對話空間被壓縮。
此外,公共表達的形式也反映了這種人文影響。在某些時刻,馬來西亞社會會出現聲援或抗議活動,例如支持特定族群或呼籲和平的集會。這些活動通常在法律與秩序框架內進行,展現出一種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運作。然而,其象征意義往往大於實際政治影響——它們更像是一種道德立場的公開宣示,讓參與者在全球議題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與聲音。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國際沖突也會影響個人的日常心理狀態。即便戰火遠在千裡之外,人們仍可能因持續的負面新聞而產生焦慮與不安。對於普通民眾而言,這種不安往往與更具體的生活壓力交織,例如油價上漲、物價波動與經濟前景不明朗。於是,「戰爭」不再只是新聞標題,而是透過生活成本與未來預期,轉化為一種可感知的壓力。這種間接的心理影響,雖不如經濟數據般明顯,卻深刻地塑造了社會氛圍。
另一方面,海外馬來西亞人的處境也成為人文關懷的一部分。無論是在中東求學的學生,或是在西方國家工作的專業人士,他們都可能因局勢緊張而面臨安全或身份認同的挑戰。這些個體經驗透過家庭與社群網絡回傳國內,使國際事件更具「在地性」。人們不再只是關注抽象的國際局勢,而是關心「我們的人」是否安全,從而加深對事件的情感投入。
綜合而言,美以伊沖突對馬來西亞的人文影響,可以理解為一種多層次的共振:宗教情感提供了情緒基礎,多元社會帶來不同詮釋,媒體環境放大並重塑敘事,而個人生活則將宏大事件轉化為日常感受。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遠方的戰爭在本地社會中留下可見卻不總是明確的痕跡。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在情感共鳴與理性分析之間取得平衡?過度情緒化可能導致社會分裂,而完全冷漠則削弱人道關懷。或許,真正的挑戰在於培養一種更成熟的公共文化——既能理解他者的苦難,也能保持對復雜現實的清醒認識。對馬來西亞這樣的多元社會而言,這不僅是對國際事件的回應,更是對自身社會韌性的一種考驗。
對族群關係管理素來有更好記錄的沙巴、砂拉越兩邦,更是發揮更大領導典范的時候。
[愛墾研創·嫣然]量子政治:「波函數塌縮」與「多世界詮釋」
將量子力學中的「波函數塌縮」與「多世界詮釋」轉化為政治隱喻,可以揭示權力、真相與社會抉擇之間深層的互動邏輯:
1.權力即是「測量」:定義現實的暴力
在量子力學中,測量迫使疊加態消失;在政治中,「權力」就是那場測量。
隱喻點:在政策出台或選舉結果公佈前,社會處於各種意識形態與可能性的「疊加態」。然而,一旦掌握話語權的實體進行「觀測」(如定性某場運動、通過某項法案),波函數便發生塌縮。
政治含義:多元的聲音被壓縮成單一的官方論述。塌縮不是自然的選擇,而是一種行政干預——它強行終結了其他可能性的生長,將模糊的機率轉化為冷酷的既定事實。
2.哥本哈根詮釋:精英政治的剪裁
哥本哈根詮釋強調觀察者的中心地位。
隱喻點:這象徵著精英主義或威權政治。現實的模樣取決於「誰在看」。如果大眾不具備觀測權,那麼現實對他們而言就是永遠不確定的。
政治含義:誰掌握了觀測儀器(媒體、教科書、數據中心),誰就決定了波函數塌縮後的樣子。那些未被選中的分支,被視為「不曾存在」或「無意義」的雜訊。
3.多世界詮釋:被放逐的「另類歷史」
多世界詮釋主張波函數從未塌縮,只是世界發生了分裂。
隱喻點:這象徵著社會的撕裂與同溫層現象。當一個重大的量子事件(如極端對立的公投)發生,社會並未達成共識,而是「分裂」成了兩個互不干涉的世界。
政治含義:在你的世界裡,政策是成功的;在另一個平行分支裡(另一個資訊同溫層),同樣的政策被視為災難。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雖然身處同一個物理時空,但在量子語境下,他們已處於「退相干」(decoherence)狀態——彼此的信息無法干涉,各自在獨立的現實中演化。
4.量子糾纏:全球化下的命運共同體
隱喻點:兩個遙遠的粒子狀態瞬間關聯。
政治含義:這隱喻了當前的地緣政治連鎖反應。一個遙遠國家的動盪(觀測 A),會瞬間導致另一個國家經濟政策的塌縮(狀態 B)。在量子化的政治中,沒有絕對的孤立主義;當你試圖測量自己的利益時,你已經無可避免地改變了全世界的波函數。
政治上的波函數塌縮,本質上是「可能性」向「必然性」的投降。當權力試圖告訴你「這是唯一的現實」時,多世界詮釋提供了一種反抗的視角:它提醒我們,那些被強行抹除、沒能「塌縮」成功的平行路徑(如失敗的改革、被壓抑的思潮),其實依然隱藏在宇宙的波函數中,等待著在某個未來的分支裡再次顯現。
[愛墾研創]「洗地佬」是幹什麽的?從1959年的「御用文人」聊起
把聶魯達在〈頌歌的住宅〉中所描繪的詩人形象,放入當代馬來西亞的政治語境來看,那不只是一種文學理想,更像是一種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倫理召喚。他拒絕「御用文人」的姿態,不願高踞象牙塔或權力寶座,而是選擇建構一個「所有人都能進來坐下」的空間——一個透明、共享、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的語言之家。這樣的意象,恰恰為今日一個有擔當的政黨如何培養其黨員,提供了一種深刻的文化參照。
在馬來西亞當前的資訊環境中,「假新聞」與「資訊泡泡」已不只是媒體問題,而是政治現實極殘酷的一部分。自2006年進入Web 2.0 (也就是部落格,緊跟著就是社交媒體到目前的AI) 以來,我們已經看清楚若干政黨本身,如魚得水地依賴這些機制來動員支持者。
其黨員極其方便即挑起「御用文人」的角色——重複既定立場、放大有利敘事、忽視或貶低不利事實。甚至訴諸語言暴力或街頭霸凌行為。久而久之,政治語言將不再是理解現實的工具,而成為遮蔽現實的手段。這正是美國耶鲁大學的斯坦利教授(Jason Stanley在《宣傳是如何運作的》(How Propaganda Works,2015))一書中所警告的:當語言被用來服務權力,而非揭示真實,民主便開始內部腐蝕。
有觀于此,一個負責任的政黨,首先需要做的,不是單純訓練黨員「如何說話」,而是重新界定「為何說話」。換言之,它必須在組織內部建立一種文化共識:政治傳播的目的,不是贏得每一場輿論戰,而是維持一個仍然以事實為基礎的公共空間。這意味著,黨員需要被教育去辨識假新聞的運作方式——不僅是分辨真假,更要理解其如何操控情緒、如何利用既有偏見來強化立場。只有當黨員意識到這些機制,他們才不會在無意間成為其擴散者。
然而,僅僅對抗假新聞仍然不足。更困難、也更重要的,是處理「資訊泡泡」的問題。政黨往往傾向於強化內部凝聚力,這在策略上可以理解,但若演變為只允許單一觀點存在的環境,便會削弱黨員理解社會多元現實的能力。長期處於同質化資訊中的黨員,容易將自身立場誤認為普遍共識,從而失去與不同群體對話的能力。
因此,教育黨員的第二個關鍵,在於有意識地「打破泡泡」。這不僅是鼓勵接觸不同媒體來源,更重要的是培養一種能夠理解他者立場的思維習慣。例如,在內部培訓中納入對不同族群、宗教與社會階層觀點的分析,甚至邀請持不同意見者進行對話。這樣的做法,並非削弱黨的立場,而是讓立場建立在更全面的理解之上。
回到聶魯達的隱喻,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應該教導其黨員成為「建造房屋的人」,而不是「裝飾櫥窗的人」。所謂房屋,意味著一個可以容納差異、承受檢驗的空間;而櫥窗則只是展示單一形象、排除不協調元素的表面。當黨員被鼓勵去「鋸開新的木板」、「分發工具」,那其實是一種實踐性的倫理:讓政治回到具體生活,回到人們真正的需要,而不是停留在抽象口號與情緒動員。
此外,政黨也必須處理「御用文人」產生的制度性條件。當內部獎勵機制只偏好忠誠與一致,而不鼓勵批判與反思時,即使個別黨員有意維持誠實,也難以長期堅持。因此,負責任的政黨需要建立一種容許內部異議的文化,使不同意見不被立即視為背叛,而是被視為修正方向的資源。這樣的環境,才能避免語言完全淪為權力的附庸。
更進一步說,政黨應該教育黨員理解「不知道」的價值。在假新聞與資訊過載的時代,過度自信往往比無知更危險。承認資訊不完整、願意暫緩判斷,本身就是對公共討論的一種負責任態度。這種態度能夠減少情緒性轉發與片面解讀,為更理性的對話保留空間。
總結而言,面對當代馬來西亞的資訊環境與政治挑戰,一個負責任的政黨,不能只追求訊息的有效傳播,而必須關注語言的倫理使用。它需要培養的,不是善於宣傳的「御用文人」,而是能夠在複雜現實中保持誠實、理解差異、並願意與他人共同建構公共空間的公民。唯有如此,政黨才能不僅是權力的競逐者,也成為維繫民主文化的建築者。
[愛墾研創]深淵、技術與戰爭:從海德格爾看當代衝突的文明意義
當前的美伊衝突若僅從地緣政治或軍事戰略的角度理解,往往被描述為能源、地區安全與權力平衡的問題。然而,如果將視野放得更長遠,這場戰爭其實也反映了一種更深層的文明結構:現代世界如何在技術與計算的框架之中理解自身。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對技術文明的批判,為理解這種結構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從他的思想出發,戰爭不僅是武力衝突,也是一種世界觀的顯現。
自近代科學誕生以來,自然逐漸被理解為一個可以被數學描述的系統。從伽利略到牛頓,自然界被重新構想為一個由可測量量構成的秩序。這種數學化的自然觀帶來了巨大的科學成就,也塑造了一種深遠的思想習慣:世界被視為一個可以被計算、預測與控制的整體。海德格爾指出,當這種思維方式擴展到整個文明時,世界便不再首先被理解為「存在之域」,而是被理解為一套可操作的結構。
他將這種現代技術時代的整體視野稱為 Gestell。在這種框架(底座)之中,一切存在者都被召喚為資源。河流不再只是自然景觀,而是水力能源;森林不再只是生態環境,而是木材儲備;甚至人也可能被理解為可配置的人力資源。當世界被如此理解時,人與世界的關係便發生了根本變化。人不再是與萬物共存的存在者,而逐漸成為管理與操作系統的主體。
現代戰爭正是這種技術框架最極端的展現。當前的美國-以色列vs伊朗的軍事衝突中,戰略決策往往建立在龐大的計算系統之上:衛星監控、導彈精準打擊、無人機遠程攻擊以及即時數據分析。戰場被轉化為一個高度資訊化的空間,各種軍事行動被納入概率模型與風險評估之中。城市、港口、能源設施與交通節點,都被納入戰略計算。從這個角度看,戰爭不再只是武裝衝突,而是一種複雜的系統工程。
在這樣的語境中,人類往往相信自己正在逐漸掌握世界。越精密的武器、越強大的演算法、越廣泛的監控系統,似乎都在強化一種印象:世界終將被完全理解與控制。然而海德格爾提醒我們,這種印象可能本身就是一種錯覺。因為存在本身並不是一個可以被徹底計算的結構。在他的思想中,世界在其最根本之處保留著一種「深淵」。他使用德文 Abgrund 來描述這種情形。字面上看,Grund 是根基,而 Ab-grund 則意味著「沒有根基的根基」,也就是說,存在沒有一個最終可以被完全證明或掌握的底層基礎。
這個概念對理解戰爭具有重要啟發。任何軍事計畫都試圖將不確定性降到最低,但歷史反覆證明,戰爭總是充滿意外與不可預測性。一次誤判、一個未被預料的政治變化、甚至一場偶然事件,都可能改變整個局勢。這些不可預測的因素正顯示出世界的「深淵性」。即使技術再精密,人類仍然無法完全控制歷史的走向。從這個角度看,戰爭既是人類試圖控制世界的行動,也是世界不可控制性的顯現。
海德格爾在晚期思想中提出,人真正的存在方式並不是控制世界,而是「棲居」。他借用詩人荷尔德林的語句說,人乃是「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之上」。所謂棲居,並非意味著對世界的佔有,而是一種與天地萬物共在的方式。棲居意味著承認世界的不可窮盡,並在這種不可窮盡之中守護存在的顯現。
然而,戰爭往往正是棲居的瓦解。當世界被理解為戰場時,大地變成軍事地圖,城市變成戰略目標,人群變成戰略壓力或統計數字。在高度技術化的戰爭中,甚至連戰鬥本身也可能遠離直接的身體經驗。無人機操作者可以在遙遠的控制室中進行攻擊,戰場被轉化為屏幕上的影像與數據。這種距離使戰爭更加精確,也可能使人更難感知其真實的人類代價。
從文化的角度看,這正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矛盾:技術越發達,人類似乎越能控制世界,但同時也越可能失去與世界的直接聯繫。當一切都被轉化為數據與計算時,世界不再是一個可以棲居的地方,而逐漸變成一個需要管理的系統。人不再是守護存在的存在者,而成為系統的操作員。
然而,海德格爾的思想並非完全悲觀。因為深淵同時意味著開放。正因為世界沒有被完全封閉在技術系統之中,人類仍然有可能重新思考自身的位置。歷史從未完全按照人類的計畫運行,而這種不確定性也意味著新的理解與新的可能性始終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戰爭不僅是國家之間的衝突,也是一面鏡子。它讓人看到現代文明如何理解世界,也讓人看到這種理解的局限。當世界被視為可計算的機器時,人或許能獲得前所未有的力量,但也可能逐漸失去棲居的能力。海德格爾的提醒在此顯得格外重要:如果人忘記了世界深處的深淵,便可能在無限的計算之中失去自身的位置。
因此,真正值得反思的問題並不只是如何贏得戰爭,而是人類究竟希望在什麼樣的世界中生活。若世界僅僅是一個可操控的系統,人最終也可能被納入這個系統之中;唯有承認世界的不可窮盡,人才能重新理解自身作為棲居者的角色。這種理解或許無法立即終止戰爭,但它提醒我們:在所有技術與計算之下,人與世界之間仍然存在著一種更深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正是文明真正的根基。
[愛墾研創·開放城市·四維總體·地方誌]在全球文化創意產業逐漸走向深層文化價值的當代語境中,地方誌事業正重新顯現出重要的文化意義。從2026至2030年的文創趨勢來看,地方誌不再只是行政性的歷史記錄,而逐漸轉化為一種具有文化創意與公共記憶功能的文化工程。
如果從哲學層面來理解,尤其結合德國哲學家 馬丁·海德格爾 所提出的「天地人神」四維總體思想,以及文學作品如 Open City(《開放城市》)所呈現的城市漫遊與歷史感知,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地方誌事業在當代文化中的角色:它不僅是記錄地方的工具,更是重新建構地方文化存在感的重要方式。
首先,地方誌的核心價值在於重新喚醒「地」的文化意義。在海德格爾的思想中,「地」並不只是自然土地,而是一切歷史記憶與文化經驗的承載之所。現代社會長期受到快速都市化與全球化的影響,許多地方的歷史與文化逐漸被淡化甚至消失。在這樣的背景下,地方誌若僅停留在行政資料或年表式記錄,往往難以真正喚起人們對地方的情感連結。未來的地方誌事業應當更重視「地方敘事」的建構,例如透過口述歷史、老街區故事、地方傳說與產業記憶,使地方歷史從抽象的資料轉化為可被感知的文化故事。當地方誌能夠呈現一個地方如何在時間中形成,它便不再只是檔案,而是一種文化生命的敘事。
其次,地方誌應該重新建立地方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這對應海德格爾所說的「天」。在許多傳統地方誌中,自然環境往往被簡化為地理資料,例如氣候、河流與山脈。但在新的文化語境中,自然環境本身就是地方文化的重要部分。例如季節變化、農耕節氣、候鳥遷徙或地方特有的自然景觀,都深刻影響一個地方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節奏。未來的地方誌可以嘗試結合生態書寫與文化研究,描繪自然環境如何塑造地方社會。例如記錄河流如何影響城市發展、山林如何孕育地方信仰、或海洋如何形成漁村文化。當地方誌能夠呈現天地之間的互動,它便能讓讀者感受到地方文化的整體性。
第三,地方誌事業必須重新關注「人」的生命經驗。在過去的編纂模式中,地方誌往往以政治人物、行政制度或重大事件為主軸,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則很少被記錄。然而在當代文化研究中,普通人的生活經驗正逐漸被視為理解歷史的重要途徑。未來的地方誌可以透過訪談、影像紀錄與社區參與的方式,保存地方居民的記憶。例如記錄老工匠的技藝、移民家庭的故事、地方市場的日常生活,或某一條街道多年來的變化。這些看似微小的生活細節,其實構成了地方文化最真實的部分。當地方誌開始重視普通人的故事,它便不再是權力結構的歷史,而是社群記憶的共同書寫。
第四個值得關注的方向,是地方誌中的「精神文化」書寫,這可以對應海德格爾所說的「神」。在傳統地方誌中,宗教信仰與民俗活動通常被視為附屬內容,但實際上它們往往是地方文化最深層的精神象徵。例如廟宇祭典、地方神祇信仰、節慶儀式或傳統音樂,都承載著社群對世界的理解與價值觀。未來的地方誌若能以文化人類學與藝術研究的視角來記錄這些精神活動,將能展現地方文化的深層結構。例如記錄地方祭典如何凝聚社群、傳統戲曲如何傳承歷史記憶、或某種地方音樂如何成為城市的文化象徵。這些精神層面的內容,使地方誌不僅是歷史紀錄,也是一種文化心靈的保存。
在文創趨勢的影響下,地方誌事業還可以與新的媒體形式結合。過去地方誌多以厚重的紙本出版為主,閱讀群體相對有限。然而在數位科技發展的背景下,地方誌可以透過多媒體平台呈現。例如建立地方文化資料庫、互動地圖或數位展覽,使歷史資料與影像、聲音和地理資訊結合。透過這些形式,地方文化不僅能被保存,也能被重新體驗。未來甚至可以發展沉浸式地方文化展覽或文化旅遊路線,使地方誌從書本走向公共文化空間。
此外,地方誌的編纂方式也需要從單一學術工作轉向社群合作。當地方居民參與地方誌的資料蒐集與故事書寫時,地方誌便成為一種公共文化行動,而不是少數專家的工作。社區工作坊、口述歷史計畫與青年參與計畫,都可以讓不同世代的人共同參與地方記憶的保存。這樣的模式不僅能增加地方誌的內容深度,也能強化社群對地方文化的認同感。
從更宏觀的文化角度來看,地方誌事業在未來社會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全球化與數位化雖然使資訊流動更加快速,但同時也使地方差異逐漸被同質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地方誌成為維護文化多樣性的關鍵工具。透過細緻地記錄每一個地方的歷史、環境與生活方式,人們得以理解世界的豐富性。地方誌不只是過去的紀錄,更是未來文化想像的基礎。
總體而言,若從2026至2030年的文創趨勢來看,地方誌事業正面臨一次重要轉型。它需要從行政檔案型書寫轉向文化敘事型書寫,從單一文本轉向多媒體呈現,從專家編纂轉向社群參與。同時,它也可以借鑑海德格爾「天地人神」的思想框架,重新理解地方文化的整體結構:土地與歷史構成文化的基礎,自然節律塑造生活方式,人們的生命經驗形成社群記憶,而精神文化則賦予地方深層意義。
當地方誌能夠同時呈現這四個層面時,它便不再只是一本關於某個地區的書,而是一種理解地方存在的文化方式。在快速變動的現代世界中,這樣的地方書寫不僅保存歷史,也幫助人們重新找到與土地、社群與文化之間的連結。這正是地方誌在未來文創時代中最值得期待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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