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過去幾年中，內地開始滋生、蔓延一種忽視香港價值的判斷。這種判斷，早在幾年前，在廣東省及多個省的GDP超過香港之後，就開始潛滋生長。

事實上，香港的價值，無論是在功能上還是制度上，均不依賴於所謂經濟總量，更不依賴於GDP。從功能上來說，作為一個服務樞紐，其核心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它被地區和全球認可的程度，它為地區和全球提供服務的能力，在可預見的未來，均是卓越的，更不是廣州或深圳可替代的。

從制度意義上來說，它對整個中國內地的未來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話語權、影響力，其綜述略有以下幾點：中國要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制度，這過程香港始終有其角色；中國要在全球市場體系（尤其是金融市場體系）裏面謀得角色和話語權，不可能不用香港；香港的社會管理方式，值得中國大陸尤其是廣東地區借鑒；香港在法治、自由和民主轉型方面的經驗亦足以為中國內地的現代化轉型提供參考。這些環節是互為條件的，總和即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我們再回到香港的問題上來，目前立法會等廟堂之上沖突鼎沸，香港存在產業升級困難、高保障社會的創新力不足等問題。然而，論香港的前途，香港的危機，別人有諸多觀察的角度，我最為看重的一個指標，則是：香港還能創新嗎？香港還能創業嗎？

城市的活力來源於創新、創業，倘若香港失去了創新活力、創業激情，那麽即便它吃壟斷飯吃得大腹便便，即便它的貴族生活依然優越，香港也已經死了。

創新從何而來，香港人需要認識到自己的繁榮有賴於中國內地，其中最依賴的就是近在咫尺的珠三角地區，與珠三角建成“統一的本地市場”是香港的出路所在，也是創新的飛地，而與深圳像八卦圖那樣融合為一體又是其中基石。

尋找香港創新動力

很多人說，香港已是成熟社會，一如歐洲、日本，整體已過上優質生活，人們的心態趨於保守，因此創新的能力退化，創業的激情不再，這在成熟社會是一種常態。不過，姑且不說類似芬蘭、丹麥、瑞典、愛爾蘭、以色列這一類的成熟而發達的小國（這些國家人口規模、經濟總量都與香港接近，人均所得也差不多，但是這些國家的創新能力仍讓人刮目相看，真的是香港所不能比擬的），即便是英國、法國、德國這樣的歐洲老牌大國，其在技術與服務領域的微創新或關鍵創新能力，仍顯示出他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和生存能力。

香港過去20多年，最有創新活力的優質人口急劇流失，一種是去北美、歐洲留學之後不歸，一種是北上內地開拓隨之定居。香港過去10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都是伴隨著大規模的移民尤其是內地移民而產生的。然而香港現在卻基本關閉了內地移民來港的大門，門檻很高，結果是只有部分投資移民和演藝圈的“護照移民”，香港本地居民進行經濟創新、創造新財富的能力急劇降低。

任何一個社會，人口流動都是創新的一個先決條件，新移民往往是一個社會中最具有創新意願和創新能力的群體。然而，香港有限的就業市場，如何吸引這些人才回流香港？也許，深圳可以幫上一些忙，尤其是前海。

前海的想象空間

相比較而言，過去30年裏，深圳表現得遠較香港具有創新活力，也更容易滋生創業計劃，從而，深圳經濟的活力遠遠高過香港。這導致的結果是，深圳的就業市場容量遠較香港為大。無論是高端、中端、低端就業人口，都能在深圳找到機會。

有沒有可能，由深圳向香港新移民提供就業機會？具體點說，有沒有可能，那些在香港念了大學、研究生、博士的內地人，可以保留香港的入籍條件同時在深圳工作？有沒有可能，那些在北美、歐洲留學的海歸，經由香港的企業、機構、大學挑選，獲得香港的居留權，但不用住在香港，而是在深圳就業、在深圳居住？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他們入籍香港，會攤薄香港人的哪些資源：居住（如果選擇在香港買房、租房，會擡高香港價格）、交通（這個沒法區隔，遊客也有使用香港交通設施的權利）、教育醫療（這個是核心問題之一）、社會保障（本身就包含了醫保）。倘若這些人居住在深圳，則就不存在對住房資源的影響，對交通、旅遊餐飲等資源的使用也會較少，問題主要集中在教育醫療社保。

一個個人粗略的思考是，有沒有可能由香港和深圳兩地政府提出一個“深港優才計劃”，限定規模（初期1000人試水，如果可行再擴大），香港承認其入籍計劃（不違反現有的入籍制度），但這些人必須要居住在深圳，就業在深圳，比如說，我們可以再加一條限制，必須就業在前海。

這部分人所需要占用香港政府的資源，比如教育經費、醫保、社保等，按照限定的規模，由深圳政府來供給。比如說1000人所需要的這筆費用，由深圳來承擔（其中一定比例，可由前海定向捐助）。

就“深港優才計劃”來說，還必須打開一個旋轉門，令這些人經過一定時間的積累之後，能夠退出該計劃，成為單純香港居民，融入到香港社會中去。

深港共建國際都會，最終促進香港和深圳兩個城市體的社會融合，是長遠來說的必然趨勢。問題的關鍵是，這樣將香港與深圳兩個政府（財政）資源體系打通的做法，將極大地促進兩地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資源（包括市場資源）的交流，從而根本上解決香港人口結構僵化的問題。當然，這裏面牽涉到諸多法律問題，由於本人非法律專業人士，在此不能給出進一步明確的分析論證。

根據前海官方披露其未來的工作思路，表示希望“前海由港資開發的建築面積超過900萬平方米，在前海開展商務活動和就業的香港永久居民超過10萬，吸引1萬家港資企業落戶，孵化1000家有發展潛力、創新和整合能力較強的港資企業，其中包括在前海孵化成型的港資創新型優勢企業100家。”這在表明前海何等重視香港因素，何等希望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做貢獻。

個人以為，互聯網、生產性服務業，其中包括文化創意產業，是香港人創業的強項，如果相關政策環境得宜，是可以開拓出一片藍天的。香港本土市場雖小，支撐創業公司成長為穩定的小企業是沒有問題的，問題的關鍵是從小企業到中型企業這個過程，需要一個區域市場的支撐，對香港人來說，這個理想的區域市場其實存在，那就是大珠三角市場，為何不用？

然而珠三角與港澳畢竟是異質的市場，要香港小公司適應也有困難，這正是前海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也就是說，盡可能引入香港的法律等專業服務、香港的生活服務體系，以及為之提供內地政策環境的培訓。前海的政策環境界於內地與香港之間，是最佳的過渡選擇。所以，前海不應著重於吸引港人在香港創業，而可著眼於為香港創業的小型公司提供開拓珠三角市場的基地。

當然，這也包括香港弱小的本土金融公司，完全可以進駐前海，先做最易做的珠三角市場，別眼饞於京滬這樣的大市場，把自己的基本功練紮實了，變得適應帝國市場了，再去長三角環渤海灣那樣的更大市場，這應是港資中小金融機構開拓外地市場的順序選擇。香港中小企業以優質服務見長，不能丟了這個法寶，學人家去搞投機或者比背景。

竊以為，前海做這個真的有想象空間。(收藏自 南都周刊 | 3 Jun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