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復興（1947～），北京人。著有長篇小說“青春三部曲”《早戀》、《一個女中學生的日記》、《青春回旋曲》等。

一般人認為北京話就是愛帶兒字音；要不就像電視劇的侃爺一樣能侃，把個稻草說成金條。這實在是對北京話的大大誤解。

我敢說，全國各地方言之中，唯北京話最為豐富多采，它的形象、厚實、一語雙關、俏皮、幽默，尤其是後一點，大概是沒得比的。這不是自誇，是和北京特殊的歷史，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位置分不開的。現代北京話中仍能找到秦漢魏晉唐宋元明朝代的古詞；還能找到不少少數民族的語詞。比如“嗷糟”（心煩或不凈）、“水筲”（水桶），就分別是元明兩代的古語。

“您”北京人愛稱呼的這個詞，就是出自蒙古族，“大夫”則來自女真族。同時，北京作為古都，既有上至皇帝的宮廷語言，又有下至五行八作的市井語言，使得北京話雅俗兼備，相互融和。比如“待見”一詞，喜歡之意，原是指太監引領臣下去見皇帝，被帶著見皇帝，是項榮光的事。而“來勁”這個詞則來自妓院。只不過如今人們分不清哪個來自玉宇瓊宮，哪個來自下裏巴人罷了。這句話最後的“罷了”一詞，其實也是從滿語演變而來的。這在《紅樓夢》一書中常可以看到。

北京話，實在是歷史長時間冶煉、北方多民族多方交融的結果。後一點對於北京話的形成、發展，在我看來更為重要。自遼金元至清，北京一直處於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之下，語言不可能不受到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明初遷都北京城之後，隨遷而來的江淮一帶的官員、隨從至百姓，無形中使得北方語言和中原語言大融和，呈現語言雜交，使之更為豐富也更富於新鮮的活力。這種活力進入清代，使得北京話演變成更現代的北京話。一部《紅樓夢》就是用這種北京話寫成的，即使到現在，《紅樓夢》裏的北京話離我們並不遙遠，我們讀起來並不費勁。

細琢磨地道的北京老話，能看出北京人的智慧，說出話來，仿佛看得見、摸得著，非常形象，十分給勁。

比如說討價還價，北京人說是“打價”。一個“打”字，將價碼擬人化。以後北京話出現的“宰人”，價太貴坑人，其實都是從這根筋上繁衍出來的。

比如說盯著，北京人說是“賊著”，賊讀平聲。如賊一樣不錯眼珠一樣瞄著你，那是什麽勁頭？

比如說辦事稀松，北京人說“不著調”，連調門都著不著的主，你還能指望他把事情幹成了？

比如天剛黑，北京人說是“擦黑”，剛和黑擦個邊，這分寸勁！

比如說白費事，北京人說“瞎掰”；說別扭，北京說“窩心”；說順便，北京人說“帶手兒”；說不愛回家，北京人說“這人沒腳後跟”；說隱瞞，北京說“蒙席蓋井”；即使北京人吵架，不說“這事沒完，我不服你”，而是嚷嚷一句“姥姥”……

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有些北京話，小時候我們還說，如今已經不大講了。比如“淘喚”（尋找）、“殺口”（味道）、“霸咋”（亂踩）、“轉影壁兒”（躲藏）、“蹭棱子”（軟磨硬泡）、“拍花子”（拐賣兒童）……語言就是一條河，沖走一些、沈澱一些、流失一些、泛著無數簇新而有生命力的浪花，流向一片新的天地，潮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許多北京話已經不知不覺地流向全國，為各地人運用，只不過沒有人再去意識罷了。比如假招子、貓匿兒、巴結、外塊、栽跟頭、套近乎、找茬兒、倒騰、胡唚……原來實實在在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話。

也有一些外地人不用或少用的，一眼就能看出來的北京話。那是北京的味兒。每一個地方，都有這樣的語言，使得這個地方讓人說起來、聽起來，有了色香味特殊的感覺。二百五、二五眼、飭、敢情、皮實、少興、數落、壓根兒、眼力勁兒、撒鴨子、嗄雜子琉璃球、說話噎人、幹活溜嗖、背書不打奔兒、神聊海哨胡掄……只要這樣的話一說出口，一準能認定是北京人。說這樣話最地道的，要數北京人藝的老演員，或者胡同深處曬太陽的老頭老太太。這樣的話北京有了色彩，有了歷史和現實光影交錯的感覺。

現代北京話，應該說是清入關之後，滿人和漢人共同創作的結晶，舒乙先生曾說：“滿人很有語言天賦，對北京語言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這話講得很有道理。舒乙先生就是滿人，他的父親老舍先生更是用地道的老北京話寫了那麽多北京風味的小說，對滿人語言有過搜集、研究和創造。

當代學者曾經專門研究現今仍流行的北京話中滿語詞，指出如好生、糟改（貶低、侮辱）、悄默聲兒、不礙事、偏（吃飯）、牙磣、外道、關餉（發工資）、打發、哈拉（味道變壞）、各ge色（特別）、拉虎（幹事不靈）、敞開、乍乎、巴不得、耷拉、央格（求人）、瞎勒勒（說話）……一一都是滿語。而今年輕人愛說的“牌兒亮”（臉蛋漂亮）、“帥”（身材好、氣質好），恰恰也是滿人的創造。（見愛新覺羅·瀛生著《北京土語中的滿語》一書）

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指出，語言的出現，“不再是機械的、人為的或發明的東西，而是創造性的活動和人類精神活動的第一次肯定。”那麽，語言的創造和發展，則更是我們創造性的精神財富。別誤會北京話只會帶兒字音；別鄙夷北京話只會造就侃爺。

1994年3月22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