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在2014年7月簽署的“阿富汗問題伊斯坦布爾進程北京宣言”中有這樣一段值得關註的文字:“我們確認,推動地區經濟合作、交通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貿易便利化和人員往來是伊斯坦布爾進程合作的重中之重。我們支持實施與這些重點相契合的項目,包括與'亞洲中心'地區國家、地區組織和其他機構現有多邊項目和措施相補充的項目,促進與阿富汗基礎設施的有效互聯,加強和促進'亞洲中心'地區的經濟互聯、發展和融合,建設利益和命運共同體”。行文表述中雖然並沒有出現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字樣,但這是阿富汗和中亞地區所需要的真正絲路精神,是不包含冷戰思維和地緣政治私利的新安全觀和新發展觀的體現,是有望引領阿富汗這個多舛的國度搭上全球化快車的重要選擇。
2014年5月,時任阿富汗總統的哈米德·卡爾紮伊到中國上海參加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會議”)時表示,習近平主席關於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議為中亞、南亞地區未來的發展帶來了機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將為阿富汗和中國深化與亞歐各國間的合作、繁榮經濟開辟新的廣闊空間。卡爾紮伊還強調說,“我們強烈支持中國政府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倡議,阿富汗將是未來經濟帶上的一個中心點,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阿富汗將獲益良多,包括中國和阿富汗在內的整個區域都將獲益”。
“鑿空”西域與蜀布
的確,阿富汗將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占據獨特的重要位置,這是由於這個內陸小國的地理條件、歷史文化傳統和當代發展需要所決定的。如果說中亞地區是未來絲綢之路經濟帶從中國通向亞歐地區及整個世界第一站的話,那麽阿富汗則是由中亞進入南亞和西亞的十字路口。
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第一次於公元前138年成行,經歷了13年的艱苦行程,到公元前126年才得以返回長安。此行張騫到了大月氏人征服的大夏(巴克特裏亞王國,統治今阿富汗境)。這一次“鑿空西域”對東西交通史意義卻是空前的,其中也包括在阿富汗首次留下中國人的足跡。
在輾轉西域十多年的時間裏,張騫除了詳細考察了這裏的山川大勢和各民族風土人情,還註意到了一個細節:他發現西域的市場上有“蜀布”出售,經了解得知是由中國西南經印度販運至此。這引起了張騫的極大興趣,他十分想搞清楚,除了他走出來的通西域之路,是否還存在同樣可以通達西域的“南線”。到公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到達大月氏首都藍氏城(今天阿富汗的瓦齊拉巴德)時,特意分出一支隊伍向南,逆向勘察經印度通西南中國的道路,但最終還是半途而廢了。
到了唐代,中國人對阿富汗的了解更加詳盡。公元627年,唐代高僧玄奘出玉門關經新疆進入中亞後,先是沿著張騫第一次西行返程的路線,翻越蔥嶺向南出鐵門關,經今烏茲別克斯坦鐵爾梅茲進入阿富汗北部昆都士,再經馬紮裏沙夫、巴米揚後翻越大雪山(興都庫什山),進入當時的北印度境的濫波國(阿富汗東北的拉格曼省)和那揭羅喝國(阿富汗的賈拉拉巴德附近),直至公元628年秋到達至健陀羅國都城布路沙布羅(巴基斯坦白沙瓦市西北)。這只是中國歷史上見諸文獻記載的幾個主要線索,就像張騫發現的蜀布所蘊含的未知故事一樣,又曾有多少無名的探險者和行商,早已憑借各自的膽識和智慧,走出無數條經阿富汗通往南亞的路線。
緩沖區與邊緣化
雖然歷史上的阿富汗一直處在不同文明區域中間地帶的重要位置,但到了近代,列強在中亞、南亞殖民歷史的開始,使這個國家遭遇了一個長期被世界邊緣化的命運。1747年,阿富汗擺脫莫臥兒帝國和波斯薩非王朝統治獲得獨立。為了捍衛獨立的地位,此後阿富汗的民族精英們與英國殖民者繼續了長達近兩個世紀的鬥爭,發生了3次英阿戰爭(1838~1842年、1878~1880年、1919年)。
第一次英阿戰爭以阿富汗人民的勝利告終,英國方面不得不承認阿富汗獨立。1884年,沙皇俄羅斯占領了阿什哈巴德(今土庫曼斯坦的首都),標志著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對中亞地區的吞並接近了尾聲。而對於英國殖民者而言,阿富汗是從中亞地區(沙俄控制區)通往印度的必經之地,控制住阿富汗是英國殖民當局擋住沙俄繼續南進的重要步驟。而此時沙俄當局也在想方設法向阿富汗滲透,最終采取了與波斯結盟制約阿富汗的戰略措施。
來自北方的俄羅斯帝國與來自南方的大英帝國(以英屬印度為基地)這兩支殖民勢力針鋒相對地在阿富汗相遇、對沖,但這時他們誰都沒有能力將對方的勢頭打壓下去,兩國都擔心對方趁自己在阿富汗力量虛弱時發起攻勢,蠶食自己尚不鞏固的殖民勢力範圍。於是,英俄雙方經過討價還價的談判後達成妥協,於1887年劃定了阿富汗西北部與沙俄中亞總督區的分界線--“李奇微線”。1893年又開始劃分阿富汗與俄羅斯在帕米爾的分界線,直至1895年雙方簽署協定,以“杜蘭線”把瓦汗地區作為緩沖地帶劃給阿富汗,借此將俄羅斯帝國的版圖(今塔吉克斯坦)與英屬印度(今巴基斯坦)隔離開。這種不顧當事國人民權力和民族文化分布的人為劃分,給後來有關民族國家的發展進程帶來了極大的麻煩甚至災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屬印度境內因伊斯蘭教徒和印度教徒間的矛盾沖突加劇,1947年實行印巴分治。恰恰因為當年劃定的“杜蘭線”,使得作為阿富汗主體民族的普什圖族人口被分割兩地,而且留在巴基斯坦的普什圖人反而比在阿富汗境內的還要多。在列強間的勢力範圍爭奪中,阿富汗被動地充當了緩沖區的角色,本不算惡劣的地理環境,卻因地緣政治的關系將阿富汗的發展帶入了困境。
進入20世紀後,阿富汗人民不僅沒能從這種世紀困境中擺脫出來,反而因為冷戰時期兩大軍事集團的霸權爭奪越陷越深,大國支持下的政變一起接著一起,陰謀、政變、暗殺充斥著阿富汗上流社會。1979年,蘇聯出兵入侵阿富汗。10年後,在付出沈重代價後,不得不撤出11.5萬人的常駐軍隊,但從此阿富汗已經進入了一種戰亂的社會常態中。90年代的塔利班崛起,2001年的聯合反恐戰爭,更使阿富汗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雪上加霜。
2001年底開始的阿富汗反恐戰爭早已結束,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SAF)將全部撤離,但是阿富汗仍然沒有擺脫受大國博弈影響的命運。2014年9月底,阿富汗與美國簽署了《雙邊安全協定》。依據這個協定,美國軍隊將以特殊法律地位在阿富汗保持1.2萬以上的駐軍。對於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撤出後的阿富汗安全形勢,中亞各國也在紛紛制定各種相關的預案,有針對極端主義組織滲透的,有針對大量難民湧入的,也有針對毒品失控向中亞全境蔓延的。而早在阿富汗總統選舉開始前的7月,俄羅斯國家媒體也報道了普京要求強力部門做好應對北約部隊撤出後在阿富汗可能出現的突發事態。從已經過去的2014年中亞各國公布的資料來看,這種擔心已被證實並非杞人憂天。
同時,阿富汗的毒品問題也愈加凸顯,2014年預計達到22.4萬公頃,為歷史最高。毒品種植面積未減反增的事實,聯合國毒品與跨國犯罪專家認為是一種對國家安全和經濟前景缺乏信心的“風險預期”行為。
孤島與中間地帶
在一般中國人的意識中大多認為阿富汗屬於南亞地區,其實早在“中亞”作為一個學術概念被德國地理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年)提出時,阿富汗就包含在所謂“大中亞”範圍內。正是由於上述近代歷史上沙俄與英國殖民勢力範圍的分割,加上後來蘇聯時期的歷史,阿富汗在人們的觀念中與今天獨立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相對被分離開來,成為一個在地緣政治上的孤島。
阿富汗作為一個幹旱、多山的內陸國家,自然地理特征和民族文化傳統與中亞地區極為接近,而且大量跨界民族人口的存在使阿富汗與中亞各國的民間聯系從來沒有中斷。阿富汗北部地區的興都庫什山腳下平原和阿姆河沿岸平原曾是與中亞費爾幹納盆地同時期發達起來的灌溉農業區,是人口最稠密的綠洲集中分布地。由於英俄爭奪中南亞的歷史,阿富汗沒有經歷斯拉夫化和社會主義民族國家的近代化過程;又由於阿富汗在18世紀中葉就擺脫了統治印度半島的莫臥兒王朝取得獨立,並在後來的歷次反英戰爭中維護了自己的獨立國家地位,也沒有被大英帝國當作英聯邦的一員,這就使阿富汗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時期成為了大國和大國集團博弈時的中間地帶。軍事實力的對峙和爭奪,意識形態對抗和諜報暗戰,造成了阿富汗多年的政治動蕩和各民族悲劇的命運。
新絲路計劃與絲路經濟帶
其實與阿富汗面臨的困境一樣,地處歐亞腹地深處的整個中亞地區在蘇聯解體後都苦於解決區域一體化的問題。2005年8月,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著名中亞問題專家、中亞與高加索研究所所長弗雷德裏克·斯塔爾(FrederickStarr)在《外交》雙月刊上發表題為“美國與大中亞:合作與發展夥伴關系計劃(GCAP)”的文章,首次提出了所謂“大中亞計劃”,強調美國的戰略目標是在大中亞地區建立涉及政治、經濟與安全的機制性建設,而且是以阿富汗為中心,通過交通、能源等領域的合作,將阿富汗與中亞5國及印度、土耳其連接成一個地緣板塊,以促進全地區穩定、發展和民主改造,從而遏制南亞極端主義的發展和滋生。
應該承認,斯塔爾作為美國為數不多的“嚴肅的中亞問題專家”,他的建議是產生在中亞及阿富汗在冷戰結束後面臨的地緣政治大變革前提下的,他的觀點包含了對中亞地區未來發展方向的前瞻因素。但是,這一計劃從一出籠就帶有著鮮明的冷戰色彩,理所當然地受到俄羅斯及多數中亞國家的抵制。
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後,阿富汗駐中國大使穆罕默德·卡比爾·法拉希先生在反覆強調這樣的觀點:“阿富汗扼守亞洲的中心地帶具有特殊的地理優勢,絲綢之路也通過阿富汗貫穿亞歐,這對阿富汗來說非常有利。與此同時,中國和阿富汗的經貿往來也會得到加強,通過阿富汗這條經濟帶將延伸到伊朗、土耳其甚至到達歐洲”。
在2014年7月簽署的“阿富汗問題伊斯坦布爾進程北京宣言”中有這樣一段值得關註的文字:“我們確認,推動地區經濟合作、交通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貿易便利化和人員往來是伊斯坦布爾進程合作的重中之重。我們支持實施與這些重點相契合的項目,包括與'亞洲中心'地區國家、地區組織和其他機構現有多邊項目和措施相補充的項目,促進與阿富汗基礎設施的有效互聯,加強和促進'亞洲中心'地區的經濟互聯、發展和融合,建設利益和命運共同體”。行文表述中雖然並沒有出現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字樣,但這是阿富汗和中亞地區所需要的真正絲路精神,是不包含冷戰思維和地緣政治私利的新安全觀和新發展觀的體現,是有望引領阿富汗這個多舛的國度搭上全球化快車的重要選擇。(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俄羅斯研究所研究員,文章轉自第一智庫;收藏自2015-03-11國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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