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積極打造適合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身份、定位、功能的國際話語表達方式，打造國際傳播的新平臺，培養一批善於國際傳播的人才隊伍。圍繞習近平總書記對外宣工作提出的“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以及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聯接中外，溝通世界”的總體要求，智庫承擔著更為繁重的介紹中國建設經驗，闡釋中國發展道路，辨析中國對外關系和國際政策的實際工作。

　　智庫建設與話語創新：以首批高端智庫為視角
　　推進智庫平臺的話語創新，應以我國智庫的劃分類型和專業定位作具體分析。根據高端智庫規劃，目前我國智庫類型主要分為黨政軍綜合智庫、高等院校智庫、企業智庫和社會智庫四大方陣，其中以首批25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為典型。
　　黨政軍綜合智庫是中國新型智庫建設的第一方陣，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華社等都是國內外高度關註的，也是解讀中國高層聲音的重要窗口，其中新華社自身更是肩負提升國際傳播主流話語權的重任。黨政軍綜合性智庫除了擁有一支數量大、水平高、底蘊深、社會與國際影響力廣泛的專家隊伍外，其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地都會召開智庫峰會或高層論壇，這也是設置宏觀政策議題、擴大智庫影響力的良好時機。例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每年“兩會”後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業已舉行16年余，不僅匯聚中國高層領導和行業頂級專家，與會的國際人士和專家學者也極富影響力，其論壇成果和各類共識，成為外界預測中國經濟走向的重要晴雨表。在剛剛落幕的2016年論壇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等都對新常態下中國宏觀經濟的諸多方面作了中肯評述，並與政府相關決策層進行了深入交流。這種層面的交流和話語傳播乃是綜合性高端智庫發揮作用的應有之義。
　　同時也應看到，因為綜合性智庫行政級別高、體量大，所涉政策內容廣而雜，智庫話語的生成和傳播較容易引起多方差異性解讀。而部委所屬專業研究機構更為聚焦現實問題，決策咨詢更為便捷，話語表達也更為明了，更為適宜專業型黨政軍智庫的建設。因此本輪黨政軍智庫除了“整體打包”之外，社科院、商務部等部委都有專業機構入選高端智庫序列。而在可預見的未來，部委所屬的專業研究機構，或將得到國家智庫建設的進一步扶持。
　　在第二方陣中，高校智庫成為主力。高校智庫依托高校充沛的人力和智力資源，發揮著智庫亟需的基礎性、原創性研究成果出品和高素質研究人員培養的作用。還是以首批高端智庫建設單位為例，入選的6家高校智庫都有相應的主攻目標，如在京的清華、北大、人大三所高校所屬的高端智庫（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清華國情研究院，人大國家發展戰略研究院）都以宏觀經濟與國家建設為主軸線；武漢大學以其國際法研究特長助力中國周邊領土爭議熱點；中山大學以地緣優勢聚焦港澳社會與治理問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則更為具體研究和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傳播能力。高校因其組織屬性的非職權部門特征和長於國際交流的優勢，以及學術話語無國界的特點，與社會和傳媒的聯系更為便捷，同時也對高校智庫的管理和學者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話語創新方面，高校智庫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把高校智庫的知識產品的學術話語表達，更好地融入日常話語和媒介話語（還可以稱其為學術觀念的重新日常建構），更好地實現從學術創新的引領者向政策議題的合格意見領袖轉向。高校智庫的話語創新具備非常良好的知識儲備，但在人才建設和組織激勵制度方面，仍然需要更多的頂層設計和政策扶持。
　　與前兩者相比，企業智庫與社會智庫是本次高端智庫建設的新崛起力量。正因為是新生力量，知名度有所欠缺，首輪入選的企業智庫僅中石油所屬研究院一家。而社會智庫有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和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兩家入選。其中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雖然成立時間短，但憑借其一流的研究成果、高端的影響力渠道和國際化的理事會組織，使得其發展定位從一開始就體現出能與世界頂尖智庫交流對話、無縫對接的水準，成為中外傳媒和海外智庫尋求合作咨詢的熱門選擇。綜合開發研究院長期服務於改革開放前沿特區深圳市，具有豐富的中國地方發展治理案例，智庫報告市場化程度高。
　　綜合性智庫平臺需要持續擴大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需要進一步與國際智庫展開交流合作，有條件的單位還需要試點智庫國際合作項目，通過協同創新的方式進行政策建議的供給。同時也應冷靜地看到，綜合性智庫在國內外影響大，反過來對話語創新的風險把握要求更為迫切，在具體運作中需時刻保持政治敏感性。高校智庫則面臨多種話語間的切換，對人才隊伍和機制保障提出了新要求。社會智庫因起點各不相同，在影響力上兩極化的趨勢也十分明顯。此外，中國高端智庫在地理分布上也呈現出密集紮堆的形態，25家高端智庫中除5家外，其余全部坐落於首都北京，其中囊括全部黨政軍綜合智庫和部委所屬研究機構（非在京綜合性智庫僅上海社會科學院一家）。從話語表達和傳遞的空間角度來看，過於聚集的情況並不有利於政策話語的創新嘗試，趨同性的表達偏好會更為普遍。

　　智庫話語的創新擴散：一種理論借鑒的意義
　　當前智庫建設的積極態勢，為思考智庫話語傳播的遠景提供了探索空間。筆者之前曾撰文論述以美國智庫為代表的西方智庫是如何建構、傳播、乃至刻意扭曲“中國觀”的機制和個體緣由。從硬幣的反面著手，我們或許亦能用中立的態度審視美國智庫數十年間“制造中國觀”背後所顯露的創新能量。就此，筆者試圖移用發展傳播學領域著名的“創新擴散”理論，來論證未來智庫話語創新的可能路徑。

　　“創新擴散”（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是由美國傳播學學者艾福瑞特·羅傑斯（Everett M. Rodgers）於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發展傳播學經典理論。該理論關註如何通過媒介方式來勸服人們接受新觀念、新事物、新理念。羅傑斯認為所謂的“創新”實質，乃是為擁有采納權的決策者提供應對問題的新方法和新答案。對於決策者而言，創新的提出並不能消除解決方案存在的風險（羅傑斯稱其為不確定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決策采納者則必須尋求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創新來降低風險。
　　“創新擴散”理論對於智庫話語建設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正如從智庫知識與政策產品的終極購買者——政府決策者視野出發，智庫的話語創新和傳播必然是一個長期、動態和持續的過程。智庫產品的話語表達需要有一個互相溝通、融合、社會化的過程；智庫間的話語也同樣需要積極融合。總而言之，“創新擴散”理論給予智庫建設最大的啟迪，就在於把握傳播現象的規律性，要求“創新”意識要落地，可實施。

　　例如，上海中學生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屢奪桂冠（自2009年始）的新聞事件，就是一個極好的案例。西方媒體和智庫對中國學生的卓越表現，並沒有從教育理念來談論，而是試圖抓住中國大城市中的落戶難、無戶籍學子無法升學問題而展開質疑，偏離了PISA調查的初衷，顯然對中國教育改革做了不正確的評判。在這個背景下，上海高校智庫建設單位——上海師大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推出與PISA合作的長期跟蹤項目，以更多信息來回應海外媒體與教育同行的質疑。2016年該院推出全面介紹上海中小學教師教學創新探索的英文報告，進一步把中國教育的“上海成功”內容具體化、明朗化，使得國際傳媒和西方教育類智庫同行能夠清晰接收來自中國經驗的從容表達。可以看出，智庫在這一領域發揮的影響就是提供更多的信息來降低不確定性，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紮實自信的話語表達開始樹立，傳播效果取得積極反饋。
　　“創新擴散”為如何建構智庫話語創新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意義。未來智庫建設既要抓好對創新意義的把握，也需要從擴散的角度思考傳播的作用和操作流程圖。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夢對外傳播的路徑、策略及其效果分析研究”（14CXW038），以及上海市教育科研重點課題暨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教育學課題“提升‘中國聲音’和‘上海聲音’——新型高校智庫的社會影響力評估”的階段性成果）（收藏自 Scimao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