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家口，長城像一條蒼龍攔腰橫亙，它從東部燕山山脈逶迤而來，蜿蜒到西部的大馬群山，又消失在內蒙古陰山山脈，將張家口分割為壩上半農半牧區和壩下農業區。長城更像一條張牙舞爪的龍，有主幹，有支線，形成縱橫交錯、重復疊加的分布格局，全市各縣、區基本都有長城或長城附屬建築的遺跡。張家口長城除了修築年代最長（將近兩千年）、建築形制最多、一個地區分布長城最長三個長城之最外，還創造了幾個長城之最：海拔最高（有幾段建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嶺上）、緯度最高（獨石口的明長城建在北緯41度以北）、發生的戰事最多（明代與蒙古殘元勢力的戰事多發生在外長城宣府鎮大同鎮一帶）、長城沿線的城堡最多（僅明朝的軍堡、衛、所、城有69個）……
張家口之所以修築有這麽多的長城，與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關。作為壩上草原遊牧民族和中原農耕民族的天然分界線，張家口長城沿線一度成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從公元前300年左右戰國時期開始，直到明朝末年，封建統治者一直沒有停止在張家口修築長城。壩頭一線的長城甚至被5個朝代所重復修築利用。
大境門的訴說
大境門坐落在張家口市區北部，始建於明朝成化年，是萬裏長城四大雄關（大境門、山海關、居庸關、嘉峪關並稱為萬裏長城“四大名關”）之一，是張家口的象征和標誌，盛名享譽。數百年來，大境門經歷了風雨的沖刷與歲月的洗禮，印證了中國北方最大國際商埠的繁榮與輝煌。
公元前217年，秦始皇派大將蒙恬率眾30萬,大規模修築長城。歷時7年，築成萬裏長城，途經張家口。1368年，明皇朱元璋派大將主持修築北方長城，大境門段長城也得到修葺。後於1485年和1546年，大境門段長城再次得以修築，並建小境門。至1644年，在小境門西邊建“大境門”。因大、小境門是明、清王朝的邊境之門，於是就有了“境門”之稱。
從明洪武年間開始遷移山西人到張家口起，這塊原為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馬踏之地便成為了漢人與北方多民族的融合地，這段歷史長達600年。移民指揮張文於1429年在這裏開始築城堡，名張家堡。1529年，張珍在張家堡開築了一個小北門，名張家口。張家口這座城市孕育、誕生於明代對蒙古族的重開互市之中，興旺發達在清朝和民國時代對蒙俄貿易的黃金時期，為北出塞外直抵蒙、俄的交通要沖。1691年，康熙帝應貴族王公和上層喇嘛的請求，允許漢民在理藩院統管下到“後草地”經商，從此張家口的旅蒙業應運而生。
作為張庫大道的起點，大境門見證了這座城市300年的繁華，直到戰爭重新成為這片土地的主題。1927年，察哈爾都統高維嶽在大境門題寫“大好河山”四字。1937年，大境門淪陷於日本侵略者之手，1945年8月23日，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從日寇手中奪回，1946年10月我軍主動撤離大境門，3年之後，大境門又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大境門作為萬裏長城第一門，是千百年來長城文化積澱中獨具特色的寶貴遺產，是社會先進文化弘揚、承傳的載體，是張家口經濟發展的獨特資本。
泥河灣東方人類從這裏走來
八十年前，“泥河灣”這三個字所代表的，只是張家口陽原縣一個小小村莊的名字；但是今天，在經歷了幾代中外考古學家不懈的探索、發掘、研究之後，它早已超越了地域的概念，成為和非洲奧杜維峽谷一樣，埋藏人類起源奧秘的寶藏：它是世界古人類遺址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同時，也是世界舊石器文化序列保存最為完整的地區。對泥河灣的研究，找到了中國猿人文化的來源和去向；在泥河灣馬圈溝第三文化層的驚世發現，將人類生活在這裏的時間上推到200萬年前；它打破了人類非洲單一起源論的傳統認知，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人類不僅可能從非洲走來，也有可能從中國河北的泥河灣走來。
現在，全世界的眼睛都盯著這片曾經占地9000平方公裏的大湖，因為每一位掌握著泥河灣古人類“密碼”的科學家都堅信，在泥河灣更為古老的地層下面，一定埋藏著更為古老、也更為有力的證據——泥河灣古人類的化石！
於是，在北京中華世紀壇象征中華民族歷史長河的262米青銅甬道的第一級臺階上，鐫刻上了河北泥河灣小長梁遺址的名字。
1921年，正是泥河灣天主教堂的文森特教士，將在這裏采集到的古生物化石交給法國神甫、古生物學家德日進，才有了後來長達八十余年的考古活動。
由外國傳教士最初“領跑”的研究活動，在中國考古工作者的手中被賦予了新的生命，裴文中、楊鐘健、賈蘭坡、衛奇、謝飛……幾代古生物和考古學家竭盡心力，不斷刷新著泥河灣諸多方面的科學含義和價值。如今，泥河灣已經成為全世界探索人類及文化起源與發展的關鍵地區。
涿鹿 中華文明從這裏走來
泥河灣古湖在一瀉殆盡之後，積水逐漸匯聚成古桑幹河，而文明，是否也就隨著這象征生命的水源，一路向東呢？
在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為我們描繪的文化框架中，張家口地區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作為“中原地區與北方古文化接觸的三岔口”出現了，而被每一位中華兒女尊為先祖的“黃帝”，就是在那時，越過黃河，來到了這片孕育神奇的土地。
考古學者的推測與眾多古史典籍的記載是吻合的：在距今5000年前，中華民族的三位人文始祖，黃帝、炎帝、蚩尤，正是在張家口的涿鹿一帶，相互征戰、融合、發展，奠定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
元中都
中原·草原·融合的刻痕
幾千年來，“中原”與“草原”，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裏，都是用戰爭這種獨特的“交往”方式，在學習著彼此，而位於農耕文化與草原文化分界線上的張家口地區，也就成為這兩種文明相互碰撞、交融的雙向通道。安俊傑先生在其所著的《解讀張家口》一書中這樣寫道：“漢朝以降，匈奴、烏桓、鮮卑、蠕蠕、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一直在這一帶與漢族雜居。朝代的更替、民族的興衰在這裏演繹成瘋狂的掠奪和殘酷的戰爭。我們的先人在掙紮和呻吟中頑強地生存、繁衍，不同的民族在敵對中融合、共存。”而位於張家口張北縣的元中都遺址，無疑便是這一特殊現象的貼切註腳。
張庫大道
300年，道路與財富
我們通常所說的張庫大道，是指依托清政府為平息蒙古噶爾丹叛亂所修築的5路驛站（北京至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及卡倫站道（北京至庫倫、科布多、烏裏亞蘇臺及中俄邊境），由旅蒙商所開辟的張家口至庫倫（烏蘭巴托）的商路。張庫大道全盛時，年貿易額達1億5千萬兩白銀！
李桂仁先生在其所著的《明清時代我國北方的國際運輸線——張庫商道》一書中說：“這條商道作為貿易之途，大約在漢唐時代已經開始。出現茶的貿易，大約不晚於宋元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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