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見到理查德·威廉是在凱塞林伯爵家，當時正在達姆施塔特召開關於「智慧說」的會議。那是20年代初。1923年，我們邀請他到蘇黎世來，他在心理學俱樂部就《變化》一書發表了他的看法。 

是在與他相識之前，我即對東方哲學感到興趣。大概在1920年，我開始對《變化》一書做實驗。一年夏天，在波林根，我決定向這本書所產生的謎發起全面進攻。我沒有採用傳統方法采一堆歐菁草，而是給自己砍下一捆蘆葦向那謎開始衝擊。我常常坐在有100歲的梨樹下的地上，一坐幾小時。那本《變化》就放在身旁，我用一種方法，即把不少會因許多原因產生結果的預言一回一答地相互加以比較，所有確乎非同一般的結果顯現了出來——與我自己的許多想法過程均產生有意義的關聯，對此，我也無法跟自己解釋清楚。 
在這實驗中，惟一由主觀干預的情況即是實驗者任意地——就是說，不假思索地——猝然一擊，然後，把一捆有49根歐蓍草的草捆打開來。他並不知道一捆裡有多少根歐蓍草，但擊後的結果卻依賴於歐蓍草之間的數字關係。其它實驗都是機械地進行的，沒有意志予以干預的餘地。如果確乎偶然出現有精神與之相聯的情形，那它也不過是由一捆歐蓍草機會性地被分開來所組成（或用別的辦法，即投硬幣所產生的偶然性所組成）。 
在那整個暑假期間，我一直被這樣一個問題所困擾：《變化》一書中的答案究竟有沒有意義，倘若有的話，那麼精神與一系列身體活動之間的關聯是如何發生的呢？我時常會遇到令人驚奇的巧合，這些巧合好像在說出一種間或同發性的思想（我後來稱之為「同步現象」）。這些實驗令我癡迷，我連記錄的事都給忘了，後來我很為此遺憾。以後，不管怎樣，當我經常在我的患者身上做實驗時，十分清楚的是，有相當一批答案都答對了，例如，我記得有一個年輕人的病例，他有強烈的戀母情結。他認識一個看上去似乎對他挺合適的姑娘，因為他想結婚。可不知怎的，他覺得心裡不托底，擔心在自己新情緒的影響下，會再次發現自己聽憑威力無盡的母親的支配。我給他做了實驗，結果他的話成了六邊形狀，上寫道：「這個女孩兒大有威力了，一個人不該娶這種女孩子。」 
30年代中期，我見到了中國哲學家胡適。我詢問他對《變化》一書所持的觀點，得到的回答是：「噢，那本書不算什麼，只是一本有年頭的巫術魔法選集，沒有什麼重要意義。」他沒對這本書做過實驗——或者說他是這麼說的。他記得他只遇到過一次，這本書被用過。有一天，他正和一個朋友散步，這位朋友跟他談起他不愉快的戀情。這時他們正經過一座道廟。他開玩笑地跟他朋友說：「你可以請教一下預言！」話沒說完，就真這麼做了。他們一起進了廟，請和尚解釋《變化》一書裡的一段預言。不過他對那些解釋的話一點不信。 
我問他那預言是否說中了，他不情願他說，「噢，是的，當然……」我當時想起有名的「好友」的故事，即一個人做的每件事都是他不願做的。我於是便謹慎地問他從這次事情中是否得到益處。「是的，」他回答，「我也當開玩笑地問過一個問題」。 
「那麼那個預言給沒給你什麼合乎情理的答案？」我問。 
他猶豫著。「噢，這個，是的，你這樣說也行。」這個話題顯然令他不舒服。 
過了幾年，我用蘆葦做了實驗後，《變化》一書附帶威廉的評論出版了。我馬上弄到一本，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威廉在有意義的聯繫問題上的觀點與我大致相同。但他知道這方面的全面材料，因此，可以填補許多空白之處，而我對此卻無能為力。威廉來蘇黎世時，我得以有機會大範圍地討論該問題，我們也談了許多中國哲學和宗教問題。他對中國思想所知甚多，這樣他跟我的談話使一些我感到非常困難的問題都得以澄清，這些問題是歐洲式無意識強加於我的。此外，我跟他談到我對無意識研究的一些結果，這未使他感到驚訝；因為他在這些結果中已認識到一些事情是他認為中國哲學傳統獨自擁有的東西。 
威廉年輕時曾為傳播基督教去過中國。在那裡，東方的精神世界為他敞開了大門。威廉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宗教精靈，他對事情有著不被迷惑、頗有遠見的目光。他有種天賦，即在聆聽一個一步步啟開的陌生思想時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能夠實現那一情感上的奇跡使他將中國的知識珍寶引進到歐洲來。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有一次竟對我說，「我沒給一個中國人洗禮，這真是太叫我欣慰了！」儘管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他卻不能自己地分辨出中國思想的邏輯性和清晰性。用「影響」一詞描繪在他身上產生的結果是不太恰當的，可以說他被征服了，被同化了。他的基督教觀點已經退居到背景中去，當然並未全部消失。它們形成一種精神積澱狀態，一種道德上的附加條件，後來這一條件產生了致命結果。 
在中國時，他有幸拜見過一位老派哲人，這位哲人因當時的革命運動被驅出內地。這位哲人名叫勞耐渲，他向他介紹了中國瑜伽哲學和《變化》中的心理學。正由於這兩人的合作，我們才得以有了附帶精闢評論的《變化》一書的譯本。這本東方最深刻的著作第一次以生動可懂的形式被介紹到西方來。我以為，這是威廉最重要的成果。十分清楚而絲毫不會弄錯的是，他的思想是西方式的，而在其對《變化》的評論中，他已表現出對無可匹敵的中國心理學的某種接受。 
當翻譯完最後一頁，出版者的初樣出來後，這位年邁的勞耐渲大師卻去世了，彷彿他的著作業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將滅亡的中國的最後一個音訊傳到歐洲，而威廉確乎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弟子，他將老哲人的心願實現了。 
我見到威廉時，他不僅在寫作和說話上，連舉止看上去都完全像個中國人。東方觀點和古代中國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內心深處。他一回歐洲，便立即參加了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中國學院的教師隊伍中去。但不論是他在教學工作中還是在給一般人開講座時，他看上去都能感覺出歐洲精神的壓力。基督教觀點和思維模式開始穩步走向前台。我去聽了他講的幾次講座，結果這些講座跟傳統布道幾乎別無二致。 
這種朝過去的轉變在我看來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險的。我將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覺得，作為同化結果，威廉內心裡一定發生著衝突。我想，由於這是一次被動的被同化，即是說，是一次對環境影響的屈服，因此會產生出相對而言即是無意識衝突的危險，一種他身上西方和東方精神之間的牴觸。我假想，倘若那種基督教態度開始時讓步於中國影響的話，那麼，逆轉方向之事現在很有可能正在發生；歐洲因素有可能再次占東方因素的上風。如果這樣變化過程發生時沒有一種強有力的、有意識的努力去加以詮釋，那麼，無意識中的衝突就會嚴重影響其身體健康狀態。 
聽了他的講座後，我曾試圖讓他注意威脅著他的危險。我說給他的話是：「我親愛的威廉，請不要誤解我的話，不過我有種感覺，就是西方的東西正再次擁有你，你對你那次將東方介紹給西方的旅行變得越來越不忠誠了。」 
他回答說，「我認為你說得對——這兒好像有什麼東西正強烈地攫住我。可又能怎麼辦呢？」 
幾年後，威廉作為客人來到我家，他的身體由於變形蟲痢疾病的侵擾已經垮了下來，這病他20年前就患了。後來數月裡，他的情形每況愈下。後來，我聽說他住院了。我到法蘭克福探望了他，眼前卻是一個病入膏肓的人。醫生們還沒有失去希望，威廉也談及著等病癒後想實施的一些計劃。我和他一起享受了他的希望，但我卻有所預感了。那會兒他跟我吐露的一些話更證實了我的猜測。他說在他做的一些夢裡，他再次到荒蕪無盡的亞洲干曠大草原那兒去了一趟——他離開過的中國，他正找尋著中國留給他的問題的答案。那一答案在他那兒已被西方籠罩死了。直到現在他才意識到這一問題，但卻沒有能力找到答案了。他的病又拖了他幾個月。 
直到他臨死前幾個星期，我已經好久沒聽到他什麼消息，我剛要睡著，卻被一副幻景給猛地撼醒：在我床旁，立著一位身著一襲深藍外衣的中國人，雙手合十插在袖裡，他在我面前深鞠一躬，好像希望給我一個消息，我知道這很說明問題。那幻景特別清楚，我不光看到那人臉上每條皺紋，還看到了他棉衣服上的每根棉線。 
威廉的問題大概也可被視為是意識和無意識之間所做的衝突，這種衝突在他那裡以西方與東方之間的牴觸形式出現。由於我自己也有與他相同的問題，因此知道捲入到這場衝突之中會意味著什麼。誠然，在我們最後一次會面時，威廉也沒坦率說出來。儘管我向他介紹心理學上的觀點時，他表現得極感興趣，但是，他的興趣也只保持在我說起客觀事物，如一個念頭或是宗教心理學引起的一些問題時。也只到這時，他一切都很好。不過我一俟試圖去觸碰他內心衝突那一實際問題時，我馬上即能體會到他往後縮的感覺，一種將自己內心鎖住的感覺——因為這些事情正中要害。這種情況我在許多重要人物身上都觀察到過。記得歌德在《浮士德》裡將其寫成是一片「人跡罕至的、未被踏過的」地方。其所有區域均不能也不許被強行入內，那兒是一個命運，不允許任何人去干擾它。 　（劉國彬　張放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