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歷史具有兩重性：政治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廣大群眾的歷史，而精神的歷史大體上是少數個人的歷史。 

前一種歷史的發展顯而易見，因此幾乎吸引了歷史學家的全部注意力。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各個國家的不同階層，他們的創造能力、技巧、精力和雄心不是完全相同的。就常常被稱為帝國主義的那些人來說，他們的野心是他們的實力和生命力作用的結果。在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優勢而又不受道德和宗教動機約束的時候，必須變得富於侵略性。一方面是強大的、為數眾多的、飢餓的人民，一方面是弱小的、為數很少的人民，於是，在二者之間出現了潛在的差別，這種勢差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導致突然的崩潰——戰爭或者革命。政治或經濟的歷史主要是依據物質力量來說明的。（至少在理論上，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由於原因太複雜而不能進行嚴格的分析，能夠像記錄地震或火山爆發那樣記錄大多數的歷史性崩潰，我們就應該滿足了，因為我們只能一般地瞭解事件的原因，理解不深。）當然，物質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如道德和宗教的因素），也必須考慮，但物質的原因是基本的。領導者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產生深刻的影響，改變事件的進程，因為他們的作用常常是他們追隨者的作用的結果。他們可以利用現有熱情和已經產生的勢差，他們只能在這個範圍之內進行領導。他們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利用這種潛在的差別，可以延緩這種勢能的釋放，或者激發它，改變它的性質，但不能創造它。
第二種歷史的發展很不引人注意；事實上，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歷史幾乎是秘密的。這是人類最特有的活動的歷史發展，人類最美好的東西的歷史發展。我這裡指的是藝術、科學、正義感、道德和宗教思想的發展，也就是人類精神財富的創造和進化。這些財富是許多個人創造的；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孤立的個人創造的。凱撒和拿破侖如沒有千百萬人的合作則不能實現他們的使命；斯賓諾莎、牛頓、巴斯德卻是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完成了他們的事業。他們都在孤立狀態中茁壯成長。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並不依賴周圍環境而精心完成了自己的神聖使命（這正是人類使命的完滿實現）。外部環境至少不是產生這種創造的真正原因，而似乎是純粹偶然的因素。社會環境能夠把蘇格拉底毒死，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把拉瓦錫送上斷頭台；但卻不能決定他們的誕生，不能規定他們的使命。 
向年輕的學生說明人類歷史的第二個但是更為基本的方面，說明人類進步的歷程，是一件非常使人高興的事。因為青年們對人類歷史一般有所瞭解但又所知甚少，他們的知識被許多不相關的、不重要的事實弄得模糊不清。他們看到了皇帝登基加冕、人民全副武裝，聽到了軍事衝突或群眾性騷亂的槍聲，聽到了政治家和起義領袖的熱烈演說。但是他們又怎能知道窮困的哲學家在家徒四壁的斗室中寫作，藝術家在靈感的重負下受盡折磨，科學家默默無聞地頑強探索他自己提出的問題呢？要想看清這些事情，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想像力。他們可能對於歷史背景有很好的瞭解。把這些不引人注意的但又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推到歷史背景的前面，是科學史家至高無上的權利。 
現在，誰還要去瞭解希臘、羅馬或者文藝復興時代的偉大企業家或財政家？他們的名字早被遺忘是因為他們贊助了學者、藝術家和科學家的不謀私利的活動。雖然人類非常尊重那些為人類物質生活需要服務而且卓有成效的人們，一旦他們死去，或者人們的觀念不再受這些需要支配的時候，這類人就被拋至後台，而他們的臣僕——藝術家與科學家——則進入舞台的中心。人類的嚴肅裁決更加堅定了我的推斷，這就是：從永恆的觀點來說，豐富了人類精神生活的少數人是人類的真正代表。我們相信正是他們而不是別的人實現了人類的歷史使命，難道不對嗎？ 
這幫助我們最終去解決另一個難題：怎樣能使長期處於不信任和衝突狀態及戰爭中的人類和諧一致呢？一切都太明顯了？十分簡單，人類的統一是隱蔽的，但是根深蒂固；分裂現象雖然廣泛存在，但卻是浮在表面的。這種統一首先被所有國家中的少數人所感知並表達出來，他們不謀個人的、地方的、國家的、民族的或者任何一個宗派的私利，而是為著最廣大的人類，他們就是人類賴以實現自己目標的少數人。他們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利益是與絕大多數人感覺和表現出來的分裂與對立不相容的。這些人嫉妒自己的同胞；輕視、不信任甚至憎恨別人是他們的一種生活動機和活動動力。這些奇怪的感情被他們可能具有的一點點歷史知識加強了。歷史的研究及教學大都是涉及人類進化的最顯見和最熱鬧的部分，其實這部分最不重要。儘管許多現象是相反的、人類的根本目的不是為生存、為霸權而鬥爭，不是為塵世的利益爾虞我詐，而是在創造和傳播精神財富的過程中寬宏大量、富有成果地你追我趕。這種創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進行的；它不是群眾完成的，也不是眾目所矚的達官顯貴完成的，而常常是由窮困的不知名的人物完成的。他們沒有政治勢力的推崇，沒有社會和宗教的讚譽，他們分散在整個文明世界各地的矮小陋室、條件惡劣的實驗室或者其它偏僻的角落，默默無聞地完成自己的神聖使命。「風隨著意思吹」，其所以是秘密的，是因為儘管發生了牽制人民全部注意力的災難、戰爭和革命，他們的工作繼續進行。戰爭、革命與地震、火山爆發、洪水、瘟疫這一類天災沒有根本區別，它們幾乎都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是不可控制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些災難是最最重要的事件，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的和平生活受到可怕的影響。伽利略和牛頓的發現沒有提高食物及居住的費用，人們在感知它們時至少不覺得十分突然。反之，對於我們來說，這些遲早要改變人們觀點的發現，即對世界及他本人都具有重大意義的發現，才是世界歷史重要的基本事件。一切災難，無論是由不可駕馭的自然力量還是由不能制止的人類愚蠢行為造成的，都不過是偶然事件。這些災難是很可怕的，它們干擾了人們的基本活動，然而沒有也不能支配人們的基本活動。 
人類的基本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的。看得見的歷史不過是地方的景象，只有看不見的歷史的永不止息、永遠變動的背景才是真正普遍的和進步的。在我們看來，不同的民族、國家甚至個人，不是以他們得到的權勢和財富來評判的，不是以他們生產的可消滅的物質利益多少來估計的，而只能以他們對整個人類的不朽貢獻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