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1856——1939），奧地利心理學家。生於摩拉維亞省弗萊堡。1873年入維也納大學，1881年獲醫學博士學位。1886年成為精神病醫師。1902年組織「心理學研究小組」，後為維也納精神分析學協會。他是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認為人的心理包括意識、潛意識兩個對立部分，後者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動力。著有《精神分析引論》、《夢的解析》、《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學》等。

　　我們是從如下基本事實出發的：在一個集體中，一個個人由於受到集體的影響而在他的心理活動方面發生了往往是非常巨大的變化。他的情感傾向會變得格外強烈，而他的智力能力則顯著地下降，這兩個過程顯然是要朝著接近於該集體中其他成員水平的方向發展。不過這種結果只有在這樣兩種情況下才發生：他那個人特有的本能方面的抑制已經被取消以及他本身特有的種種傾向的表現已經被放棄。我們已經知道，這些通常是不受歡迎的結果至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由於對該集體實行較高程度的「組織化」而被避免。不過這與集體心理學的基本事實並不矛盾，即與下述兩個論點並不矛盾：在原始集體中，人的情感得到強化，人的智能受到抑制。現在，我們興趣轉向為個人在集體中所經驗到的這種心理變化尋求心理學上的解釋。 
　　顯然，理性的因素（例如以上提到的個人受到的威嚇，亦即他的自我保存本能的行動）並不能解釋可觀察到的現象。除此以外，我們所得到的在社會和集體心理學上的權威性解釋始終是毫無二致的，儘管它有著各種各樣的名稱。這個解釋便是強調「暗示」這個魔詞的作用。塔爾德（Tarde，1890年）將暗示稱作「模仿」。不過我們還是不由地要同意另一位作者的意見，他堅決主張模仿是從暗示這個概念引伸出來的，它其實是暗示的一個結果（布魯格爾斯（Brugeilles，1913年）。勒邦把社會現象的所有這些使人困惑不解的特徵歸結到兩個因素上：個人之間的相互暗示和領袖的威望。不過威望也只是以其喚起暗示的能力才被人認識到的。麥克杜格爾暫時給我們的印象是，他的「原始的情緒引導」原則或許可使我們的解釋不需要暗示的假設。不過，進一步的考慮卻使我們不得不感覺到，這個原則除了它明顯地強調情緒的因素以外，和我們熟悉的有關「模仿」或「感染」的論點差不多。當我們在他人身上感覺到一種情緒的記號時，毫無疑問在我們自己身上存在著某種東西，它會使我們陷入同樣的情緒之中。但是究竟有多少次我們能成功地抵抗這種過程和抵禦這種情緒，並且以全然相對立的方式作出反應？因此，為什麼當我們處身於一個集體中時總是會受這種感染的影響？於是，我們不得不再一次說，迫使我們屈從這種傾向的，是模仿作用，在我們心中招惹起這種情緒的，是該集體的暗示性影響。而且，除開這些以外，麥克杜格爾並沒有使我們能迴避暗示，我們從他那兒聽到的觀點和其他作者一樣，即集體的特點就在於它們特殊的暗示感受性。 
　　因之，我們將同意下述觀點：暗示（更正確地說應是暗示感受性）實際上是一種不能再分解的原始的現象，是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一個基本事實。這也是伯恩海姆（Bernheim）的論點。我曾在1889年親眼看過他的令人萬分驚訝的技巧。但是，我還記得，即使在當時，我已對這種粗野的暗示活動有一種壓抑的敵意感。當一個患者顯示出不服從的跡象時，便會遭到這樣的呵斥：「您在幹什麼？您在反抗暗示！」我自語道，這顯然是極不公正的，是一種暴力的行為。因為當人們打算通過暗示使他就範時，他當然有權利反抗這種暗示。後來，我就把矛頭指向這樣的論點：可用於解釋一切事物的暗示作用本身卻用不著解釋。想到這一點，我複述了一個古老的謎語： 
　　 
　　克利斯朵夫生出了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生出了整個世界， 
　　那麼克利斯朵夫當時立足於何處？

　　經過了大約三十年的時間不碰暗示問題之後，如今我再次來探究這個暗示之謎了。我發現，在這個問題上的情形並沒有什麼變化（關於這個陳述只有一個例外，而它正好為精神分析的影響提供了證據）。我註意到，人們化了特別大的努力去正確地系統解釋暗示這個概念，也就是說，去使這個名詞的因襲用法固定下來（例如麥克杜格爾，1920年）這決非多餘的工作。因為這個詞的使用範圍越來越廣，而它在德語中的意義卻越來越模糊，很快人們就將用它來表示任何一種影響，就像在英語中用它來表明「勸導」、「建議」的意思一樣。但是對於暗示的本質，即對於在不具備充分的邏輯基礎的情況下發生影響的條件，人們還未給予解釋。假如我沒有看到一場正是以完成這個任務為宗旨的詳盡的研究工作眼下就要展開的話，我是不會迴避用對近三十年的文獻分析來支持這個陳述的任務的。１ 
　　 
　　１1925年增加的腳註：遺憾的是，這項工作並未實現。

　　為了抵償這一點，我試圖用力比多的概念給集體心理學的研究帶來一些啟示。力比多的概念在精神神經癥的研究中已經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力比多是從情緒理論中借用來的一個語詞。我們用它來稱呼那些與包含在「愛」這個名詞下的所有東西有關的本能的能量。我們是從量的大小來考慮這個能量的（雖說目前實際上還不能對它進行測量）。我們所說的愛的核心內容自然主要指以性結合為目的的性愛（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愛以及詩人們吟誦的愛）。不過，我們並不將此與另一些與「愛」的名稱有關係的內容割裂開來，如自愛，以及對雙親、對子女的愛，友誼以及對整個人類的愛，同樣也包括對具體對像和抽像觀念的愛。我們的合理根據在於這樣一個事實：精神分析研究表明，所有這些傾向都是同一類本能衝動的表現。在兩性關係中，這些衝動竭力要求達到性的結合。但在其他場合，它們的這個目的被轉移了，或者其實現受到阻礙。不過它們始終保存著自己原來的本性，足以使自己的身份可以被辨認（例如象渴求親近和獻身的特徵）。 
　　因此我們認為，語言在創造出「愛」這個詞和它的諸多用法時，早已完成了一項十分合理的統一工作。我們最好的辦法莫過於也將這個詞作為進行科學討論和解釋根據。當精神分析理論作出這一決定時，著實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就好像它因為作出了一個殘暴的發明而犯下了罪孽一樣。然而從這種「廣泛的意義」上來解釋愛這個詞，並不是什麼創新的見解。哲學家柏拉圖使用的「愛的本能」一詞，從它的起源、作用和與性愛的關係方面看，與「愛力」（Love force）概念，即與精神分析的力比多概念是完全相符合的。納赫曼佐恩（Nachmansohn）（1915年）和普菲斯特爾（pfister）（1921年）已經十分詳盡地指出過這一點。而當使徒保羅在他著名的《哥林多書》中對愛讚頌備至、奉它為至高無上的東西時，他肯定也是從這同樣「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愛的。１可是這些事實只能表明，人們並不總是把他們中間的偉大的思想家認真地當作一回事，甚至在他們極誠懇地聲稱十二分地崇仰這些思想家的時候也是如此。 
　　 
　　１「雖然我用人和天使的語言說話，但我沒有愛，我成了只會發出聲響的銅管，或是一個丁令丁令響的釵鈸。」

　　因此，精神分析理論把這些愛的本能稱作性本能，根據它們的起源稱作佔有（a potiori）。大多數「有教養的」人們把這個術語看成是一種侮辱，並且滿懷報復之意地將精神分析理論貶作「泛性論」。任何一個把性看作是人性的禁忌和恥辱的人，完全可以使用更斯文的雅語：「愛的本能」和「愛慾的」。我自己本也可以從一開始起就這樣做，這就可避免許許多多的非議和責難。但我不想這樣做，因為我不願意向懦弱無能屈服。人們永遠也說不清楚這樣的讓步會把你引向哪裡，先是在用詞上讓步，然後一點一點地在實質內容上也就俯首就範了。我覺得羞於談性並沒有什麼可取之處，希臘詞「愛的本能」就是為了使這種粗俗變得婉轉一些而使用的，到頭來卻不過是我們的德文愛這個詞的翻版，結果是誰懂得如何等待，準就不必讓步。 
　　我們打算提出這樣的假設來試一試運氣：愛的關係（或用一個更中性的詞語：情感的聯繫）才是構成集體心理本質的東西。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權威們並未提及過這樣的關係。相當於這類關係的東西，顯然隱藏在暗示作用的屏幕後面。我們的假設一開始就從眼下流行的兩種思想中得到了支持：首先，一個集體顯然是被某種力量聯結起來的，這種聯結除了歸功於那能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聯繫起來的愛的本能以外，還能更恰當地歸功於什麼力量呢？其次，倘若一個個人在一個集體中放棄了他的特點，而讓其他成員通過暗示作用來影響自己，這就會使人想到，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感到有必要與他人保持和諧，而不是與他人相對立——也許說到底他是「為了愛他們」。 
　　　　　　　　　　　　　　　　　　　　　　　　　（林塵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