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在上個世自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國曾經享受過理當讓許多外語詩人艷羨的殊榮。他的作品，不管長詩、短詩、散文、詩論大多都被翻譯、刊發或出版。凡是從那個時期寫詩過來的人，如果有誰沒有讀過或不知道聶魯達，簡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可是進入九十年代後(可能還不到九十年代)，他身上的光彩卻逐步消散，他的名字不僅日趨黯淡，甚至受到相當一部分中國詩人的蔑視。表面看來，這與時代、政治等諸多非詩的因素有關。曾有人說這無疑標誌著中國詩人的成熟。但我卻一直認為這種說法不無可疑。後來讀博爾赫斯的文章，從他對聶魯達的評價，才知道人們態度轉變的根源。博爾赫斯看不起聶魯達，聶魯達的激情不夠精致，聶魯達的思想不夠深邃。盡管我對博爾赫斯智力的標高無限佩服，但這並不能消解我對聶魯達的敬重。睿智、淵博、想像力、獨特的哲思、設置或破解迷宮的技藝，這些與智商有關的東西，對於詩人當然不能說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應該是詩人的惰商。聶魯達對人類命運的關註，對女性、對美好事物的熱情和夢想，對侵略者和所有恃強淩弱者的憤十艮，對弱小民族和被奴役階層的認同，不管由此陷入或導致過怎樣的虛妄，都未必是博爾赫斯一句或幾句不屑的話所能抹掉。關於這一點，只要讀一下聶魯達在位居外交官的要職時(換上我們，一旦得到這樣的高位，不知還會不會再說人話)，在戰火紛紛的西班牙，滿含熱淚寫下的《我做些解釋》就能明了。這首未必針對任何人的詩，恰好體現了他的詩歌主張或說抱負，他以直面當下的勇氣和敏銳，對他同代的世人以及後來的我們大聲呼喚， “你們來看街上的鮮血吧。／你們來看／街上的鮮血。／來看鮮血／在街上流淌”。這泣訴如火的聲音，與他的如下話語正相印證， “不論是正確或錯誤，即使把詩人義務擴大到最終，那麼即使是努力在表淺的意義上做些有助於我們的生活，及人生態度的工作，也是我的決心。我是目睹了光榮的時代，孤獨的勝利，光輝的敗北以後，才有這種決心的”。博爾赫斯不會下定這樣的決心，一是他不肯，不屑，二是他不具備這種超出於智力範疇以外的力量。不知道聶魯達是否也對博爾赫斯有所非議。我覺得，如果沒有博爾赫斯這樣的大師，我們看到的只會是天空模糊的輪廓和缺少層次的表象；而沒有聶魯達這樣的詩人，我們看到的天空將會失去雲彩。相對於博爾赫斯，聶魯達是一個有亮度、有溫度的詩人。對這樣的詩人棄若敝履，除了標誌著當下人心的灰冷，只能說明我們對那些避光的眼睛的盲從，這恰恰是在文本閱讀上不成熟的表現。

出生在智利一個火車司機家庭的巴勃羅 聶魯達，自幼即顯示出令人驚異的詩才，而在顛沛流離、起伏跌宕的一生中，飽經了民族、人類以及個體的種種憂患之後，他思慮深廣，情懷充實，著作頗豐。他的主要作品《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葡萄園和風》、 《西班牙在我心中》、《地球上的居所》、《元素之歌》、《孤獨的玫瑰》、《漫歌集》等，有著硝石的熾熱和金屬的質地。一九七一年，”因為他的詩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復活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詩人獲諾貝爾文學獎。

 美國詩人羅伯特·勃萊曾經這樣談起聶魯達：

“我到了奧斯陸，在那兒的圖書館裏看到了聶魯達詩作的譯本。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所讀到的第一行聶魯達詩。它是這樣的一行：

 女孩子們把手捫在心上，夢想著海盜。

這是一行多麼美麗的詩，美在詩人願意喜歡女孩子，又不怕把這願意寫進‘內在的詩’。把海盜拉進來，更造成一個奇妙的世界。 當你進入聶魯達和巴列霍的作品時，你發現它們對於精力本身有一種熱誠，對婦女、對跳躍著的生活也有熱誠。而這種熱誠，是在龐德和艾略特的作品裏找不到拘。”

 必須補充一句，在博爾赫斯的作品中同樣找不到。、

 我想，一個對女性、對美好事物始終不渝地葆有尊重和摯愛的詩人，總會贏得他受之無愧的、適度的摯愛不口尊重。此中的意義其實主要還不是對於詩人本身，而是對於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