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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April 28, 2017 at 6:12pm

張渺·小城的靈魂

走過一些馬來西亞的小城鎮，十八丁的衰落，林明的落寞，太平的清凈，安順的冷清，這些小城灑落在馬來西亞的東西南北。小鎮往往以單一的產業起家，卻在產業升級的時候沒趕得上工業時代的步伐，導致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很多小鎮的年輕人跑去大城市，尋找更舒適的生活，或者更有前途的工作。如果用以經濟為導向的單一價值觀去衡量，前往大城市必定是最優的選擇。

沿著南北大道駕車自檳城南下，一路上在霹靂州重巒疊嶂的山丘間穿行，車子行駛至138號收費口的時候視野突然開闊，一座小城怡然的依偎在群山懷抱中。呵，山城怡保到了！

怡保在20世紀的20年代邁入了50年采錫的黃金年代，一個建立在錫礦上的小鎮蓬勃而起，成千上萬華人礦工逐錫而來，夢想和血汗，造就了怡保幾十年的榮耀與繁華。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富庶的怡保怡然走過了50年的光輝歲月，終究跑不過工業經濟發展的車輪。70代，隨著國際錫價的全線下滑，很多怡保的礦場慘淡經營，最終還是以關門歇業荒涼收場。自此以後，怡保便像馬來西亞很多二三線小城一樣，漸漸的沈寂在這個嘈雜的大時代中。

時至午餐時分，車子開進怡保市區。時過晌午，許多華人早午檔都已關的七七八八，心心念念的想要找一杯手沖的南洋咖啡，卻難覓蹤影。

友人走進一間華人茶餐食檔詢問，面容姣好的老板娘恬靜耐心的指路友人，臉上的笑容明媚如花，手臂輕柔的劃出了大概的方向，直到友人道謝走出餐室，她又低頭忙起自己手中的事情。我站在遠處，雖聽不清他們具體的對話，但那女子眉眼間流出的神色，已然將那與世無爭的溫柔刻在了我對於這個小城的美好記憶中。

從小在城市生活，看了許多塗脂抹粉的姑娘，眼色無神的婦人，或是精明練達的職場女人，偏偏是這種淡定安然的美麗和力量，直達心底。怡保好山好水，不單單養肥了芽菜雞的芽菜，自然也滋養了生活在這方水土上的人，清新脫俗的靈氣自然是少不了的好氣質，而那與世無爭的優雅則更加溫暖恬淡，楚楚動人。

走過一些馬來西亞的小城鎮，十八丁的衰落，林明的落寞，太平的清凈，安順的冷清，這些小城灑落在馬來西亞的東西南北。小鎮往往以單一的產業起家，卻在產業升級的時候沒趕得上工業時代的步伐，導致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很多小鎮的年輕人跑去大城市，尋找更舒適的生活，或者更有前途的工作。如果用以經濟為導向的單一價值觀去衡量，前往大城市必定是最優的選擇。

 

但伴隨大都市生活而來的是精明算計，是爾虞我詐，微妙的上下級關系，同行的競爭壓力，這種種的種種壓得你喘不過氣。所以，你學著帶著面具說話，你不能亮出底牌與真性情，你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時間一久，你發現人與人之間的人情變得冷漠，你已經很久沒見過那個本真的自己了。

直到突然有一天你發現，其實有時候，在大都市無邊無際的車龍裏開著寶馬車，遠不如在適耕莊的稻田邊暢快的踩著單車爽快瀟灑；清早排隊等著買油炸的速食早餐，遠不如在安順享受一份傳承百年手藝的豬腸粉來的愜意；當你麻醉於大都市夜店的瘋狂，遠不如在太平巨大的樹蔭下的輕松漫步；在都市裏住著耗盡你三分之一薪水的房貸的公寓，也遠遠不如你在甘榜裏那個種著芒果樹的舊屋子舒服自在！

這就像我自己：多年客居馬來西亞，也難免被常常問及為何不回去日新月異、突飛猛進的中國。直到有一天“故鄉變他鄉，他鄉變故鄉”，我卻還是深深的迷戀著這個熱帶的國家，如得寶物，緊緊抱著，固執的不想放手。

冥冥中有種感覺，卻一直不那麽確切。直到我邂逅了那個下午的怡保，在這個小城裏那個姑娘溫柔地給出了我答案，雖然我們沒有交流，但我想我們在這一點上不謀而合：我們選擇了一個有靈魂的地方，一個不浮躁、不淺薄的地方，一個在明媚的陽光中，始終能清楚看到自己本真的地方，一個可以讓我們優雅的一直變老的地方。

 

擇一城，終一生。願在一個有靈魂的小城，體味靜好的人生。（文章來源：星洲日報/渺筆生花·作者：張渺·馬大中國研究所研究員·2017.04.23）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rch 30, 2017 at 12:19pm

重點開發轉型20新村變旅遊勝地

全馬20個各具特色的新村，將銳變成為旅遊勝地！ 首相署新村事務局從全國新村的名單中，已篩選出20個有潛質的新村，成為重點開發對象。 這20個新村，位於柔佛州、彭亨州、霹靂州、森美蘭州、吉打州和雪蘭莪州。 魏家祥：雲南省村莊值得學習20新村有望城鎮化 （吉隆坡28日訊）首相署新村事務局從全國新村中，篩選出20個有旅遊特色及潛質的新村，重點開發。 首相署拿督斯裏魏家祥博士說，希望通過派出考察團到中國取經後，回到大馬發展這20個新村，不僅成為旅遊勝地，也成為城鎮化的新村。 “我們要求執行團員到昆明雲南省的村莊實地考察。

全馬20個各具特色的新村，將銳變成為旅遊勝地！

首相署新村事務局從全國新村的名單中，已篩選出20個有潛質的新村，成為重點開發對象。

這20個新村，位於柔佛州、彭亨州、霹靂州、森美蘭州、吉打州和雪蘭莪州。

魏家祥（中）為馬華新村及地方政府事務局舉辦的考察團隊舉行授旗禮，由鄭耀明（左四）、何啟文（左七）、劉亞強（右七）及彭偉鴻（右六）共同授旗。

魏家祥：雲南省村莊值得學習20新村有望城鎮化

（吉隆坡28日訊）首相署新村事務局從全國新村中，篩選出20個有旅遊特色及潛質的新村，重點開發。

首相署拿督斯裏魏家祥博士說，希望通過派出考察團到中國取經後，回到大馬發展這20個新村，不僅成為旅遊勝地，也成為城鎮化的新村。

“我們要求執行團員到昆明雲南省的村莊實地考察，觀察他們的發展過程和心得，再發展我們的新村。

232新村獲撥1656萬

“除了發展我們新村的旅遊業之外，我們也要發展新村的經濟，讓他們城鎮化。”

魏家祥今日在馬華新村及地方政府事務局舉辦的考察團授旗儀式記者會時說，這一次會選擇到中國雲南省考察，是因為雲南省在旅遊發展方面做得好，值得學習。

他透露，首相署新村事務局在今年與柔佛、彭亨、霹靂、森美蘭、吉打和雪蘭莪的20個新村，簽署發展計劃。

“我們主要是看新村的特別歷史價值和基本設施，有些新村本身就靠旅遊業迅速發展變繁榮地區。”

魏家祥說，首相署新村事務局直至3月27日為止，撥款1656萬令吉給232個新村，以提升他們的基本設施，另撥款46萬4900令吉給新村貧窮居民修建370間屋子。

魏家祥希望通過考察團到中國取經，回到大馬發展新村。

何啟文：為年輕人提供商機

馬華新村及地方政府事務局主席拿督英迪拉何啟文說，希望通過新村城鎮化政策，提供商業機會給年輕人。

“我們未來目標是希望可以把老化的新村城鎮化，提供商業和就業機會給年輕人，讓他們能留在新村陪伴他們的父母和家人，使到馬來西亞的新村擁有生氣。”

他說，當局希望成功把全國163個新村全面提升轉型，成為城鎮化的新村。

這次是馬華新村及地方政府事務局第三次到中國考察取經，考察團員為30人，分別由與簽訂新村的村長、首相署本身官員及各縣發展官員所組成。

出席者包括首相署部長拿魏家祥的高級機要秘書鄭耀明、政治秘書拿督劉亞強和政務秘書彭偉鴻等人。（南洋商報 29.3.2017 頭版）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rch 30, 2017 at 12:12pm

利亮時博士·雙管齊下讓新村轉型

英國殖民地政府於1948年6月18日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1949年5月28日頒布畢禮斯計劃（Briggs Plan），將所有鄉村及山區的華人移居到一個集中地方，即是現今的華人新村。換言之，設置新村乃方便英殖民政府管理及斷絕華人對馬來亞共產黨的援助。1954年，480個新村的總人口大約是57萬人，1995年480個新村減至452個，其人口增加到1 ,680,595人，2002年新村數量減至450個，新村人口下降至1,256,067人。2000年的數據顯示，新村華人約占村內總人口82%，占馬來西亞全體華人的21%。新村發展不太一致新村從英殖民時代至獨立建國以後，面對的是設備不足與地契的問題，如"/>

換言之，設置新村乃方便英殖民政府管理及斷絕華人對馬來亞共產黨的援助。1954年，480個新村的總人口大約是57萬人，1995年480個新村減至452個，其人口增加到1 ,680,595人，2002年新村數量減至450個，新村人口下降至1,256,067人。

2000年的數據顯示，新村華人約占村內總人口82%，占馬來西亞全體華人的21%。

新村發展不太一致

新村從英殖民時代至獨立建國以後，面對的是設備不足與地契的問題，如今問題雖然一一的解決，但是新村的發展仍然不太一致，靠近城市的新村發展較快，而在偏遠地區的新村則是面臨人口流失，基本建設老舊或不足的問題。

近日首相署部長魏家祥博士表示，政府致力於推動華人新村發展，當中包括協助低收入者維修住處和翻新屋子，讓村民擁有良好的居住環境。

魏家祥指出，今年首三個月，政府就撥放346萬4千令吉為新村貧困家庭修覆房子，另外還撥放1千656萬令吉，在全國新村進行232項工程。

魏家祥為新村帶來另一個好消息，政府早前在全國遴選20個具備特色的華人新村，計劃發展成為旅遊景點。這項轉型計劃獲得中國政府的全力資助，把新村領導人帶往中國取經。通過這三年的考察，魏家祥等馬華公會領導人，祈望村長和村委會能通過這些機會，向中國當地的鄉鎮取經，學習如何通過旅遊業，為老舊的華人新村，註入新氣息，轉型成為現代化城鎮，最終達到讓更多年輕人留在村裏頭的目標。

這種由上而下的政策，固然是推動新村轉型的途徑，另一方面，新村的青壯人口不能等待上層的眷顧，而必須積極看待此議題。作為新村的一分子，青壯人口應該利用現代的資訊，與國外的聚落青年人建立關系網絡。通過國外的聯系，取得經費來源，去與其他地方的聚落年輕人，如台灣、日本等聚落交流，把國外社區營造的概念註入新村。為了新村的未來，應該雙管齊下，把新村打造成為本土文化與創新概念的結合。

(作者為台灣高雄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長)（2017年3月30日 南洋商報言論）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February 7, 2017 at 12:33pm

天津首張『文化旅游地圖』亮相 游客可按圖索驥

天津北方網訊：天津市首張“文化旅游地圖”近日亮相，涵蓋了全市23個藝術館畫廊、13個地方曲藝場館、11個其它文化場所以及當月演出資訊。游客用手機掃描圖上的二維碼，便可進入文化場館網站，了解文化資訊。目前，地圖已在天津機場、天津站等50多個投放點免費發放。（ 2013-01-11 ）

                                                         游客持文化旅游地圖游覽五大道。龐劍攝

                                                                          文化旅游地圖內頁。李偉攝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February 7, 2017 at 11:02am

馬來西亞將建東海岸鐵路

2016年11月31日，援引馬來西亞《新海峽時報》報道，中國公司將提供融資支持、並建設一條長620公裏、沿馬來亞半島東岸的鐵路，最早可能明年開工。

在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本周訪問中國期間，建設合同將授予中國交建，融資協議將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簽署。

報道指出，中國將融資550億令吉給馬來西亞政府以興建東海岸鐵路（ECRL）項目，馬來西亞則把這項目的工程計劃，頒發給中國公司承建。

這項目預計在明年初開始動工，在融資架構了解備忘錄下，馬來西亞將獲得中國550億令吉低息貸款，攤還期為20年，首7年免償還貸款及利息。

                                                                             （登嘉樓·照片取自網路，版權不輸本平台）


馬來西亞交通部長廖中萊向采訪首相納吉訪華的馬來西亞媒體說，中國將通過馬來西亞進出口銀行支付貸款。

他說，馬來西亞頒發這項目的工程給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CCCC），屆時該公司將與本地財團合作，建設ECRL。

首相納吉將在11月1日，見證馬來西亞與中方簽署相關融資架構了解備忘錄和工程總承包合約。

                                                              （登嘉樓·照片取自網路，版權不輸本平台）

廖中萊說，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將與馬來西亞銜接鐵道公司（MRL）簽訂有關合約。

他說，馬來西亞也希望中方可以提供相關技術轉移。

他認為，ECRL計劃可為東海岸帶來很多正面影響，包括帶動東海岸的彭亨、登嘉樓以及吉蘭丹州的經濟發展。

他提到，分為3階段的ECRL預計需耗時5至6年，首階段是從吉隆坡至彭亨關丹，第二階段從關丹到登嘉樓，第三階段則從登州到吉蘭丹道北。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January 15, 2017 at 3:38pm

徐俊華·沒特色難尋蹤跡 霹紀念品欠缺推廣

談及推動旅遊工業，除了設立供人參觀的景點及推廣當地美食土產外，當然免不了讓遊客購買，作為紀念本身曾到某處一遊，或是作為送友手信的紀念品。

適逢2017霹靂州旅遊年，州內的市場卻充斥著主打「我愛霹靂」、「我愛怡保」字樣的紀念品，如鑰匙圈、冰箱磁貼和鉛筆等，可看性既不高又通俗。

這一類仿佛僅在宣告「到此一遊」般的紀念品，難以算得上具霹靂特色，但若要尋得其他別具一格的紀念品，又好比大海撈針。

《東方日報》記者探悉，怡保市內紀念品店屈指可數，具特色的紀念品更是難尋，如私營商店少有出眾的產品，多以「到此一遊」的商品為主；至於官營公司，儘管商品不俗，卻又面對推廣嚴重不足的問題。

舉例說，位於近打河畔走廊寥寥數家的紀念品店，已可算是市內紀念品最集中的地域，其中更包括了霹州旅遊局官營公司--WorldofWonder（WOW）商品店。

惟該店負責人依斯幹達指出，霹州在紀念品市場上，仍需下許多功夫。

紀念品店寥寥無幾

目前，市場上少有具特色的紀念品店，除了位於同一地點的其他商家和二奶巷以外，市內紀念品店寥寥無幾。

他說，該店自2016年8月起開始營業，至今仍面對宣傳不足的問題，有不少顧客反映，他們對於該店的存在渾然不知，唯有剛巧途徑的遊客或附近的居民，才會留意到該店的存在。

商品融入藝術設計

「為了解決這項問題，我們已到各酒店發放宣傳單，惟現今仍未有卓著成效。」

依斯幹達受訪時表示，該店致力創新，在霹州各地標或特產，如怡保火車站、大鐘樓等的基礎上，融入藝術及設計，讓自家商品有別於一般流俗的紀念品，希望能夠吸引年輕一代入手。

「儘管有部分人士打從該店開張就不看好這盤生意，但該店剛起步，營業至今仍有利可圖，對本地剛起步的旅遊業而言，已是不錯的苗頭。」

他接著說，平時週日的客量一天就有約20人，至於週六、週末更高達30人，因此預計旅遊年會增至每天40人左右。

時過境遷，早期怡保舊街場及市中心的全貌今日化為冰箱磁貼，貼在冰箱上，既美觀，又不失其紀念價值。
時過境遷，早期怡保舊街場及市中心的全貌今日化為冰箱磁貼，貼在冰箱上，既美觀，又不失其紀念價值。

本地製造 陶製葫蘆最具特色

茶杯、瓶子、衣物、手工製品、冰箱磁貼、霹靂旅遊年鑰匙圈、行李箱掛牌，甚至陶制葫蘆（Labu Sayong）皆能在World of Wonder（WOW）商品店找到，而從設計、生產至供應都完全是本地製造，是真正的「本地產品」。

依斯幹達表示，在眾多商品中，冰箱磁貼小巧精致，最獲遊客青睞，所以成功突圍，成為熱銷商品，至於較具霹州特色的產品，則非陶製葫蘆（LabuSayong）莫屬。

「陶製葫蘆是霹州的特產，就連2017霹州旅遊年的標誌也是從陶製葫蘆的平面圖延伸而來，葫蘆有濾水及冷藏功能，具體價格則胥視大小而定，每瓶約28至150令吉不等。」

本地人消費居多

據了解，霹州旅遊局、霹州旅遊管理公司和大馬工藝大學（UiTM）早在2016年10月聯辦「紀念品設計比賽」，以從中挑選各種創意紀念品，意圖打造專屬霹州的紀念品。

此外，掌管旅遊事務的拿督諾麗當時也坦承，當局在打造紀念品方面仍有待改進，希望能透過該比賽，為本地及外國遊客打造最好的紀念品。

針對此事，依斯干達指出，該計劃目前仍在進行中，成品將會在該店推出，雖發行日期暫時未定，但據知首先會推出的是鉛筆盒。據他觀察，該店的顧客主要以本地人居多，一般而言，他們的消費可觀，至於外國遊客則多屬背包客，較少買紀念品。

如此一來，可見相比起外國遊客，主打本地旅遊或許會成為2017霹州旅遊年的趨勢。

(2017年01月09日 東方日報)

雖然怡保旅遊業逐漸擡頭，但市面上卻充斥著主打「我愛霹靂」、「我愛怡保」字樣的紀念品，可看性既不高，仿佛在宣告「到此一遊」般，難免流俗。

時過境遷，早期怡保舊街場及市中心的全貌今日化為冰箱磁貼，貼在冰箱上，既美觀，又不失其紀念價值。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January 5, 2017 at 9:09am

K50發掘巴生王城底蘊

巴生中華總商會號召50個非政府組織支持及組成“K50”，以合力推動“覆興巴生市計劃”，並放眼在3至5年內將巴生逐步打造成國內最宜居、可持續發展及深受遊客喜愛的城市。

這項由巴生中總顧問謝松坤提議及主導的計劃，獲得巴生市議會支持，其余合作夥伴包括雪蘭莪馬來工商會、巴生印度商會，項目顧問Think City私人有限公司及各鄉團組織等。

“覆興巴生市計劃”K50主席謝松坤表示，巴生是一座歷史悠久的百年城市，可惜其古城魅力，包括文化古跡及底蘊都不獲人們發掘。

“當初提出覆興計劃，是希望通過號召形成行動，鼓勵巴生人、企業家、非政府組織及地方政府等，為巴生市出力改造。”

他指出，有關計劃預計耗時3至5年進行，除了希望協助振興巴生經濟，更重要是讓大家，尤其巴生人找回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因此希望獲得全巴生人總動員，讓計劃在這幾年內取得預計成果。

“K50樂見其他非政府組織協助推動，只要大家目標一致，都可以加入這個團隊。”

出席新聞發布者包括巴生中總名譽會長陳凱希、會長拿督林寬城、署理總會長梁家興、副會長拿督陳傑輝、“覆興巴生市計劃”工委會主席戴良麟、宣傳組主任劉國祥、節目組主任劉雁紅、仙境集團董事經理許國棟、雪蘭莪馬來工商會會長莫哈末法茲裏、巴生印度商會會長古慕達、Think City私人有限公司項目總監李家萍及巴生中總理事等。

邀友族加入展現團結

林寬城指出，唯有獲得全市民總動員配合，才能讓“覆興巴生市”取得最終成果的目標。

他說，盡管計劃由中總發起，也誠邀馬來商會和印裔商會加入，以傳遞我國多元文化及全民團結的精神。

戴良麟表示，此計劃也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及巴生各社團代表參與，同時取得官方支持，料讓計劃能夠更順利進行。

“工委會將於2月起進行巴生‘基本概況研究’（Baseline Study），同時進行整理、繪制及數據分析，以為往後提出更多復興計劃的方案。”

工委會節目組主任劉雁紅指出，工委會也將在今年籌辦數個活動來協助復興巴生市計劃，希望更多巴生人一起來推動計劃。（2017年1月4日 星洲日報）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January 5, 2017 at 9:03am

你願花錢遊巴生河嗎？

巴生市議會為了讓遊客更進一步了解曾是首都吉隆坡重要運輸水路的巴生河，決定把巴生河辟為新旅遊景點，提供水上德士載送遊覽巴生河服務，打破民眾對巴生河就是“骯臟河”的刻板印象。

這項配合2014年大馬旅遊年及2013年至2015年巴生旅遊年而策劃的活動，除了可以讓民眾沿途欣賞巴生河周邊的紅樹林大自然景觀，也可以欣賞建在巴生河上的皇城清真寺、見證巴生發展的新舊哥打橋、華人老廟及環境清幽的八號橋，讓人從中加深對巴生河的認識。

雖說市議會目前提供折扣，只要花20令吉就可以在3小時內飽覽巴生河風景，不過只要平時有駕車途經巴生河者，都會發現水面上漂浮垃圾，試問市議會要怎麽確保遊船河過程不會出現垃圾“飄香”，遊客在遊船河期間大呼受不了臭味而打退堂鼓。

而且采訪此新聞的記者在報導新聞時，也在文內附上一段“河岸表面漂浮垃圾，民眾不要抱太大期望，不過仍值得一遊”的溫馨提醒，新聞還附上一張河面漂著垃圾的照片，讓人對花錢遊河一事不敢恭維。

不過，話說回來，巴生河之所以會變骯髒和民眾亂丟垃圾有關，既然市議會現在要把巴生河改為旅遊景點，那應該比平時更嚴厲執法地對付亂丟垃圾進河的垃圾蟲。

如果巴生河真的可以在這次的計劃中擺脫骯髒河的汙名，相信在媒體及公眾口耳相傳下會成為遊客新寵，讓巴生河成為一個新的文化和生態旅遊景點！（2013-11-19 星洲日報）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November 9, 2016 at 3:26pm

遲福林：人口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關鍵

第十五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於2013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辦。本次論壇的主題為“新經濟 新變革 新時代”，論壇聚焦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新政，研判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態勢、前瞻未來中國改革圖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會上表示，人口城鎮化率很低，目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現在全世界平均的城鎮化率52%，我們和全球平均的城鎮化率差了將近20個百分點。人口城鎮化都解決不了，農民工連戶籍制度都解決不了，哪有人的城鎮化？

以下為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演講文字實錄：

城鎮化再破題，我想就這件事情和大家做四個方面的討論。第一、為什麽現在再次提出城鎮化，而且把城鎮化作為國家的重要的戰略。第二、現在城鎮化轉型的關鍵何在？第三、大中城市現在發展不均衡，問題的癥結何在？第四、我們農民以城鎮化帶動城鄉一體化的關鍵點在哪裏？關於這些問題有不同的爭論。我就當前的一些信息和大家做一點交流。

第一、為什麽現在這麽著力強調城鎮化？現在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35周年，35年前的18號到22號，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們知道我們國家過去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在城鄉二元結構下依靠勞動力的紅利來抓住了一個全球化的機遇，取得了一個巨大的發展。那麽，為什麽現在我就說兩句話，第一句話我們在座的可能有來自農村的，當80後、90後成為農民工主體的時候，我們傳統依靠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動紅利還能維持下去嗎？如果再往後十年，不解決這個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比如說我們三年前，或者現在，你說選誰當領導，一說我們都賺了，再過十年，二十年，現在我看我的小女兒10多歲，經常問爸爸他怎麽選上來的，誰投他的票？那麽，很顯然。所以，我四年前提出來，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有的領導問我，農民工能成為歷史嗎？我反問一句，農民工不成為歷史行嗎？那麽，這是簡單說的一句話。

另外，具體來說是什麽變化呢？35年我們發展階段變化了，過去在生存階段的時候，農村能到城裏賺一點現錢，像東莞10年600塊錢的工資沒有提高，600塊錢維持了十年。那麽，行嗎？現在變化了，那個時候賺到現錢，現在變化在哪裏呢？大家的需求結構變了，發展階段變了，原來我們叫改革開放，80年代、90年代是生存階段，現在是發展型的階段，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發生了三個大的變化，生存性需求明顯減少，吃飯穿衣的問題基本減少，總體解決，而孩子們讀書這種願望全面的提升。第二、跟這個相關聯，一般的物質性需求減少，而服務性的需求增多。第三、我們搞經濟學的，公共產品短缺，成為我們越來越突出的矛盾。所以，這個背景下，我們還維持著想用壓低勞動力價格，維持農民工這樣一個特殊群體來支撐我們的發展，有可能嗎？這是另一句話。那麽，沒可能，現在看我們要做成這一件事情，從消費需求變化，消費結構變化另一看，我們08年金融危機，然後歐美的市場萎縮是一長期趨勢，我們開始研討中國的內需在哪裏？我們北大的教授講，我們的內需還是20年的高投資，我不讚成，我聽說內需正處在一個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的一個大的重要的關鍵階段，為什麽？很清楚。

先舉個例子，過去大家哪有錢到協和、301看病，現在去那兒看，比菜市場還熱鬧，為了治病，我2000年到甘肅農村調研，農村200人搞了一個集體工業，病花到兩萬塊錢的時候家屬不給他掏錢了，他回來不治了，我說為什麽，平均兩萬塊錢，把三到四家親屬全部變得貧窮，所以大家不能再治。現在，短短這幾年發生多大的變化？大家想盡辦法來適應自己的需求結構變化，我們說到美國留學，原來都是像張總富人的孩子去，現在中產階級的孩子，送到美國讀高中，讀大學的比比皆是。

這種需求結構，我們最大的就是這種需求結構變化，需求全面釋放是個大趨勢，這個趨勢什麽樣的呢？現在算一下，我們現在大概13億的消費總規模大概將近20萬億，估計到三年以後，到2016年能達到30到35萬億，到2020年，我們整個需求總規模能達到45到50萬億，然後這種需求總規模能帶動像張總這樣服務業的投資，能夠大概1：1，就是到2020年將近有100萬億的內需，好像每年可以達到7.2%到7.3%的增長。一下子看到城鎮化不僅是公平，在社會發展階段，而且在整個外部市場變化，支撐中國最大的一個潛力在哪裏？在城鎮化。所以，這很現實，所以，從上到下，上面高度重視，下面有迫切需求，所以達成了現在要破題城鎮化，城鎮化是一個大戰略，是公平、可持續發展的大戰略，這是一。

第二、我們現在要搞城鎮化，是不是和過去30年的城鎮化相同呢？過去30年搞一個什麽城鎮化？從不到20%的城鎮化率，到2012年52.6%，提高很快。規模城鎮化速度很快，問題在哪裏？人口城鎮化率很低，目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現在全世界平均的城鎮化率52%，我們和全球平均的城鎮化率差了將近20個百分點。所以，提出來我們要擴大內需，怎麽擴大內需？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型過程中，關鍵在人口城鎮化。所以，這個人口城鎮化我提的比較早，兩三年前我就提出來。有人說中央領導講人的城鎮化，我的觀點是，人口城鎮化都解決不了，農民工連戶籍制度都解決不了，哪有人的城鎮化？一切按人的需求搞城鎮化，有可能嗎？連入戶都解決不了，不承認是本城市人，而是非法居住，這種情況能解決人的城鎮化嗎？所以關鍵的問題是人口城鎮化，就是先把農民工市民化，這完全能做得到。現在1.6億農民工，在未來的七到八年，再有將近2億的農民工進到城裏來。那麽，如果解決了這種人口城鎮化，就為人的城鎮化奠定一個大前提，我們才有可能探討在人口城鎮化基礎上實現城鄉、居民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如果不解決這個，怎麽探討城鄉公共服務統一的一體化呢？

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內需規模，尤其是13億人消費的需求才能得到提高。剛剛朱院長講，我們現在城市和農村，現在實際收入差距是1：3.1倍，比三年前縮短了0.2個百分點。但是，城市和農村實際的收入差距也是3倍左右。農民工轉為市民，農民轉為市民，需要把這個消費釋放出來，這是第一。第二，在人口城鎮化以後，我們才有可能去關註中國有沒有可能在未來十年左右，中產階層，或者中等收入是否提高，甚至實現倍增。我們搞了35年改革開放，到現在我們的中等階層只有25%，這是高估的，保守算法只有19%。如果和人口城鎮化相聯系，估計2020年，中產階層，或者中等收入群體能達到40%，40%是什麽概念呢？大概6億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這樣一來，無論對中國的消費，還是橄欖型社會、橄欖型分配的形成，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第三，人口城鎮化實現起來很難。問題在哪裏呢？中小城鎮的發展。為什麽大家不願意到中小城鎮？除了它就業的機會少，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是公共資源配置嚴重失衡。我們到歐洲去，到北歐去，我今年兩次去歐洲，到德國，為什麽德國小城鎮發展好？德國兩三萬人的小城鎮可以有大公司在，十萬人以上的城鎮，配備的和大城市的公共配備大部分一樣。我到挪威去，兩萬人的城市有大學，為什麽？在公共資源配置上，它的教育、醫療、文化，大體同城市接近。我們中關村這一帶，為什麽房價10萬一平米，就是因為最好的公共資源都在這裏，所以剛才朱院長講的買的不是買房子，買的是公共資源。這種嚴重的公共資源配置的失衡是造成中小城鎮難以吸納農民工的一個重要因素。我這個文章用了很多的數字，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縣和縣級市同北京市的公共資源配置，就醫療資源來說差10倍以上，公平嗎？為什麽北京市的公共資源配置，醫療資源配置就要比縣域和縣級市高10倍以上呢？這樣不僅難以形成城鎮化的合理格局，而且是發展的嚴重不公平，是這種不均衡的配置導致的不均衡。

第四個問題，城鎮化最重要是城鄉一體化。現在城鄉一體化貫徹三中全會的精神，城鎮化有兩個很實質性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事，就是農村土地。農村土地現在有爭論，電視台的一些領導也在解讀，我今天上午在財經論壇中國經濟年會上講了這個事情。第一、農村的土地資源市場能不能決定？有人說農村土地資源有特殊性，市場不能決定，我不認同。土地既然是一種重要資源，既然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農村土地，我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最重要是統一城市和土地的農民市場。那麽，如果不能夠市場配置，那麽怎麽樣統一城市和農村的兩種市場呢？還是以行政把農民的土地拿過來，再以多少倍的價格拍賣？誰來決定它的價格？第二、我們農村，包括農村土地市場這些年出現了很多問題，問題到底出現在哪裏？是市場造成的，還是土地造成的？（我們今天有區長在。）我們看農村土地市場問題出在哪裏呢？今天它這個區沒有錢了，弄一塊地，地的規模也沒有了，然後把它的性質變了，這種例子比比皆是。雖然現在受到了限制，但是現在中央地方財政沒有理順、地方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不就做土地文章嗎？我們這些年很多地方，這個市長上來了，這個區長上來了，市中心在東邊；那個書記上來了，中心在西邊，不都出現這種問題嗎？是政府的規劃缺乏剛性約束和土地財政的深層次因素的背景下出現的問題。所以，只要政府把土地的規劃用法律約束，剛性約束，只要政府把土地的用途嚴格管制，在這個前提下為什麽農村土地不能由市場決定呢？非要你來說，我給農民比過去提高30倍。談判的主體是農民，價格由市場來決定，為什麽就你來呢？你做的實踐是錯的。第四、農村土地在兩個作用的前提下堅定推進這項改革，才能統一城市和農村的土地市場。和這個相關聯的問題是承不承認土地的物權性質，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提了兩個建議，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所有權，變了一個字，我說變的沒有什麽意思，後來《土地法》和《物權法》立法的時候有一個爭論，就是對農民來說，它是一個債權還是一個物權，如果是債權當然不能抵押，作為財產權，如果是物權，它就有它的支配權利，它就是它的財產的一部分，這就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找到了農民對土地的一種特殊的產權安排。所以，為這件事情我呼籲了十幾年，我現在還是全國政協委員，還是十二屆，不是十一屆，一再的上述，前不久的《農村土地法》修改，說要充分考慮你的意見。這次三中全會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是一種物權，我們說可以抵押，可以一定程度的資本化。農民的財產權在哪裏？如果不解決農民的土地的物權化哪有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哪有農民工財產可以帶到城裏來，靠什麽買房子。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我們今天在城鎮化背景下，在農村的兩個實質性問題。其實核心在土地。承認土地的物權化才能破題城鄉一體化的關鍵問題，才能破題農民財產權，是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利用20分鐘跟大家把這幾個問題提出來，這個題目特別好，再破題，是當中不可避免的問題，我還有10分鐘，如果願意可以跟大家一起討論兩三個問題。

提問1：剛剛提到農民工的城鎮化問題，農民工如果進城，你指進入到他們所就業的城市落戶發展，還是說他們回到他們的家鄉，買房子，變成他們家鄉的城裏人？我想這是兩種不同的城裏人。第二、東西部經濟發展非常不均衡，對於像東部沿海的很多小城鎮，它們都伴隨著大城市的周邊，他們有很多的外力，比如資本，所以這個城鎮的發展有內需和外力兩種作用促使它這個城鎮快速發展。那麽，它天然就有很大的空間，它的外力在哪兒？包括很多的流動性人口，它這個城鎮內部就有很多這樣一些內需的消費，再加上一些外來的資本投資，提供很多就業機會。那麽這些農民工如果最後由於東部沿海城市高房價，回到家鄉置業，變成家鄉的城裏人。他們變成家鄉的城裏人就沒有土地了，當他們年紀大了之後，他們的家鄉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給他們，謝謝！

遲福林：農民工的就業和農民工的居住地有不同，為什麽？我們現在很多人願意從農村到城市裏，我們現在縣一級的全國平均的房產的價格不超過3000塊，大概在二千五六百塊錢，全國平均大概是這樣。這個成本對很多農民工居住比較方便，能改變生存。所以，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關鍵是他要變為這個市的市民民以後尋找他的長期居住地，進行他的成本的核算。另外，公共資源配置以後，城市發展了，提供很多的就業機會。但是，與此同時，居住的穩定性和工作的流動性又有不一致性，所以跟你第二個問題就相關了。大城市的資本很多，當然就業機會也很多，而且很多年輕人還有夢想，可能還能成為明星，但在縣城就沒有這種機會。

提問2：您聽到規模城鎮化，規模城鎮化是指它的土地城鎮化嗎？還有如果要是土地城鎮化，在我了解中，中小城市因為土地財政的問題城市蔓延比較嚴重，所以中小城市的土地城鎮化率比較高。但是，人口城鎮化更多是出現在大中城市，比如說北上廣，您如何看待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的不匹配現象。

遲福林：這個規模城鎮化是以土地面積，城市土地為主要特征的規模城鎮化，這個是毫無疑問的。第二、我們人口城鎮化，原來我們是這樣的，我們現在強調的人口城鎮化率，毫無疑問，比如北京居住這麽多人，很多人不是北京戶口，當然我們的戶籍制度的改革，剛才朱院長講了，公安部宣布到2020年中國可能實行是以居住證為主的新的戶籍管理模式，會改變現在這種狀態。我們規模城鎮化率52.6%，現在中央強調不再擴張城市土地面積，而主要提高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我們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跟國外比差距不是一倍兩倍，是數倍，那麽，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現在規模城鎮化的52.6%和35.2%的人口是不相適應的。所以，現在土地規模支撐的城鎮化給人口城鎮化留下的空間仍然是巨大的，不需要再擴張新的土地就可以解決很多人的城鎮化。謝謝！（收藏自2013-12-22愛思想網站）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September 4, 2016 at 11:01am

Remembering Sybil Kathigasu

This photograph shows Malaya's war heroine Sybil Kathigasu. Born in Medan, Sumatra, as Sybil Daly, the daughter of Joseph Daly and Beatrice Mathilda Martin,she was a Eurasian, a devout Catholic, a vegetarian and spoke fluent Cantonese.

She married Dr A C Kathigasu in St John's church (now cathedral) in Bukit Nanas, Kuala Lumpur. Initially there had been a religious objection from her parents as he was a Hindu. However, with agreement from his father he changed his name and religion on 4 January 1919 in order for the wedding to take place. His new (Catholic) name was Abdon Clement (A C) Kathigasu. They were married on 7 January 1919 in St John’s Church, Bukit Nanas, Kuala Lumpur. Sybil's first child was a son born on 26 August 1919, but due to major problems at birth, died after only 19 hours. He was named Michael after Sybil's elder brother who was born in Taiping on 12th November 1892 and was killed in Gallipoli on 10th July 1915 as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Army.

The devastating blow of baby Michael's death led to Sybil's mother suggesting that a young boy, William Pillay, born 25th October 1918, who she had delivered and had remained staying with them at their Pudu, Kuala Lumpur, house, should be adopted by Sybil and her husband. Then a daughter Olga was born to Sybil in Pekeliling, Kuala Lumpur, on 26th February 1921. The earlier sudden death of baby Michael made Olga a very special baby to Sybil, when she was born without problems.

So when Sybil returned to Ipoh on 7th April 1921, it was not only with Olga, but also with William and her mother who had agreed to stay in Ipoh with the family.

A second daughter Dawn, was born in Ipoh on 21 September 1936 and baptised in St Michael's Church Ipoh.

When the Japanese first bombed Ipoh, Dr A C Kathigasu and his wife Sybil vacated their clinic at 141 Brewster Road and sought refuge, in Papan where they were taken in by a friend at 74 Main Road. They stayed on in Pap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set up a clinic there.

After a short while, Dr. Kathigasu reopened the clinic in Ipoh while Sybil maintained the Papan dispensary, providing free treatment to the poor. She had long anticipated a role in th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and accepted the offer to provide treatment and medical supplies to the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guerillas. MPAJA members needing treatment were brought through the back door of the dispensary, where a vegetable garden was planted in the backyard to provide cover.

As Papan became more widely known as a support base for the Communists, the Japanese military police started to arrest people of the town that were suspected of assisting the guerillas.

Inevitably, Dr Kathigasu was arrested, followed by Sybil shortly afterward in early August 1943. She was interned and interrogated at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in Ipoh. She was in custody of the infamous Ipoh Kempeitai chief Ekio Yoshimura from October 1943 to July 1945, being charged with being a spy, cooperating with the enemy, providing medical assistance to the Communist guerillas, possessing a radio set and listening to enemy propaganda. She was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Batu Gajah prison and finally given a mock trial in the Ipoh lock-up.

Three weeks after the Japanese surrender on 6 September 1945, Sybil was found in, and transferred from, the Batu Gajah gaol, to the hospital by a British Army unit led by Captain David McFarlane. She was then escorted back to Papan, welcomed by the whole contingent of the MPAJA at Pusing, Perak. The whole town of Papan also turned up to give her a heartfelt heroine's welcome.

Not long after she was flown to London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receive treatment on her injuries. She was then summoned to Buckingham Palace, to receive the George Medal from the King George VI of England, for her courage and loyalty to the British. She succumbed to her injuries and died in Scotland on 12 June 1948. Buried initially in the quiet churchyard of Lanark Church with a handful of local mourners, her remains were brought back to Ipoh the following year for reburial in St Michael's Church Cemetery.（source: ipohworld.org & http://greenbitch.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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