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先生的故去，對我而言，是平靜多於哀痛的。

多年來，楊先生給我的感覺，毋寧是更接近於雕塑的吧。雕塑是不再死去了的身體啊，因為生命活出了一種風範，容貌舉止便都在歷史之中了。

我的認識楊先生還是從他的作品開始。特別是《送報夫》一篇；我當時正在國外求學，被其中的人道精神及社會關懷的熱情激蕩著，讀後久久不能自己。

回國之初，藉在東海大學兼課之便，有緣結識了楊先生；此後，每周上課之暇，楊先生的東海花園便成了我常去造訪的處所了。

東海花園緊鄰墓地，走過一條窄小的荒草間的徑道，楊先生簡陋的小屋就在路的盡頭，掩映在一片大鄧伯的藤曼之中。

我第一次見到楊先生，他正坐在屋前的藤曼架下，手裏一支新樂園香煙，穿著圓領舊汗衫，灰長褲，趿著木屐，向我點頭微笑，招呼我在另一只舊藤椅上坐下。

他遞煙給我。指給我看屋前種植的大理花，以及幾個義務來幫忙除草澆水的學生。

我未通報姓名，楊先生也當我是原來的相識，便隨便聊起來了。

此後，常常看到有年輕人去他的住所，自然是愛慕敬佩他的文學與為人的，楊先生也大半親切地招呼他們坐下，閑談一些花園種種，也仿佛是久已相識的朋友一般。

楊先生似乎相信著一種人與人的友愛、互助，是可以不通姓名的；而他似乎也知道，踏著那荒冢間的小徑到這路的盡頭來尋他的青年們，自然是懷著和他共同的理想、淑世與愛人願望的後來者，許多默契便皆在不言之中了。

熟悉以後，屋前藤曼下漫漫的夏日，有蟬嘶，有蟲鳴，有楊先生簡單樸素到近於格言的話語，都使我忽然有一種驚悟，原來這瘦削矍鑠的老人已這樣像一尊雕塑，是用他一生的堅持完成了一種動人的風骨。

這雕塑是勞動者的素樸與勤勞，是信仰者不懈的堅毅之力，是在即使災難、挫折、屈辱、威嚇之中仍然不失理想的真正革命者動人的風貌。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革命者是霸悍狂暴的，有著英雄的浪漫風姿。然而楊先生卻以近於卑微的勞動者的素樸，第一次使我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是懷著對和平、善良的信仰，懷著對平等、正義不懈的堅持，可以忘懷個人的榮辱，可以坦蕩到無私人的怨怒與委屈。

楊先生有一次指給我看他屋前一片茂盛的萬年青，他說：“我喜歡這植物，它只要有一點水就努力往上生長。”

楊先生的身上洗凈了知識分子驕矜的習氣，他蹲在田瓏上和我聊天，是一個大地上靠勤勞和節儉生活著的農夫，而他那永不改變的溫和善良，在誣陷和劫難之中，仍然不放棄對生命樂觀的、健康的看法，恐怕正來源於那從土地與自然中得來的智慧吧。

每天清晨，五點鐘左右，天微微亮，東海大學的操場上總可以看見楊先生赤足跑過，或在單杠上做運動，從不中斷。

因為懷著那樣理想的心願活著，願意盡其一生，愛世人與愛萬物，有什麼阻礙與個人的委屈是值得一提再提的呢?

楊先生有一次和我談到幾位愛慕他的青年寫給他的詩，其中有一句“世人都不來看顧他”，楊先生讀後很不以為然，他說：“這不是事實啊!很多人來看我，很多不認識的學生來幫我整理花園啊!為什麼青年人這樣悲觀抱怨呢?”

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楊先生臉上有隱憂的表情。

此後楊先生因為體衰轉住桃園大溪，東海花園便不常去了。不久，我去輔大任課，恰巧教到楊先生鐘愛的孫女楊翠，每次上課，特別有一種謹慎，覺得是故人之子，是我應該使他們懷著楊先生的信仰、人品、情操的新起的一代啊!

最後一次見到楊先生不過是數月之前，在臺北一個聚會中，他帶了楊翠同來，仍然是健朗樂觀如昔的老人。

老人在三月十二日遽去，與中山先生同一祭日，一生為孫先生的信奉者與實踐者，老人是應當有所欣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