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浮世繪是日本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它受中國古代仕女畫、小說插圖、木版畫及彩色套印術的深刻影響，並融合了日本民間審美風尚，最終發展成為獨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藝術風格。而後又影響了西方的印象主義和後印象主義。文章試圖對日本浮世繪藝術發展中折射出的文化的輸入與輸出問題進行簡要的探討。 

一、文化輸入——日本浮世繪文化直接來源於中國古代侍女畫 
　　 
中日兩國藝術關系的密切是不言而喻的，如建築方面起了“唐樣”一樣，繪畫上也表現出中國風，(見西村真次《日本文化史概論》第八章《中國技術的影響》)。日本已故老畫家中村不折氏在《中國繪畫史》序言中說：“中國繪畫是日本繪畫的母體，不懂得中國繪畫而研究日本繪畫是不合理的要求”。中國繪畫專門研究者伊氏專一朗氏曾說：“日本一切文化皆從中國舶來，其繪畫也由中國分支而成長，有如支流的小川對於本流的江河，在中國美術上更增一種地方色彩，這就成為日本美術。” 

在日本，凡是表現女性的人物畫，都可謂之“美人畫”，它在時間上晚於中國仕女畫而出現。日本早期的美人畫主要借鑒中國古代仕女畫。隋唐的佛教繪畫、明初的小說插圖、木版畫以及彩色套印術，都為日本浮世繪藝術提供了優秀的技巧典範和生動的視覺形象。其藝術形象和藝術風格與中國唐代仕女畫十分相像，被日本人稱為“唐畫”。這種中國唐代風格的美人畫在日本畫壇，曾長期占主導地位，其藝術風格深受中國傳統工筆仕女繪畫藝術的影響。這種“唐畫”就是日本浮世繪的早期發展形式。脫胎於“唐畫”、“美人畫”的日本浮世繪作品無論在用線、沒色和構圖造型上都與中國古代各個時代的仕女畫作品風格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在用線上借鑒中國古代工筆畫的白描手法，設色上也采用了中國工筆畫的渲染和平塗等手法。浮世繪雖被譽為最能代表日本民族風格的繪畫，但浮世繪並非是徹頭徹尾的日本“國粹”。特別是早期的浮世繪美人畫，帶有更多的傳統中國畫色彩。

　　 

二、創新——日本浮世繪在中國古代仕女畫的基礎上突破創新、自成體系 
　　 
到了江戶時期，隨著日本商品經濟慢慢發展，各階層地位明確劃分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對文化的需求和審美能力在不斷變化。日本藝術家對中國木版匭進行了本土式的革新，在木版套色上下功夫，縮小畫幅，增添了庶民風格的情調。與中國仕女畫表現出的典雅含蓄的神仙、烈女、貴婦等理想主義審美形象不同，浮世繪中更多的體現出符合市民大眾審美需求的世俗化的審美傾向。例如在歌川國貞《新潮化妝鏡》(見圖3)中所反映出來的日本習俗。這種庶民風格的繪畫在日本藝術中迅速占據了主要的市場。以高度寫實的民間生活百態和社會場景為表現內容的“江戶繪”成為浮世繪文化的主要特色。江戶繪在內容上真實地反映當時社會背景下的藝妓浪人、歌舞宴樂、旅遊風光等生活場景，被稱為“江戶時代社會生活百科全書”。如此真實反映日常生活的現實主義繪畫風格在中國仕女畫中是不多見的。

由於中日兩國不同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的氏族傳統和習俗所致，日本浮世繪逐漸發展出與中國仕女畫大異其趣的獨特風格，在具體的藝術語言上和審美取向上都有所創新，最終發展成為獨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藝術樣式，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東方藝術文化的代表。 
　　 

三、輸出——日本浮世繪對西方現代繪畫的影響 
　　 
19世紀下半葉浮世繪通過偶然的機會傳入歐洲後，其充滿活力的線條、鮮艷豐富的色彩以及二維空問的構成，在兩方傳統繪畫尋找新的繪畫形式語言之際，給西方藝術家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強烈沖擊。二維空間、色彩平塗以及庶民題材呈現出濃郁新鮮的東方情調，印象派藝術家被它們的美所深深震撼。一位印象派畫家曾這樣說：“浮世繪促進了印象派畫風的發展，沒有浮世繪。印象主義畫家甚至不可能大膽地獨坐在塞納河邊，直接用顏料在畫布上一筆一筆描繪紅屋頂、白墻瓦。浮世繪帶來的不僅是全新的構圖方式，它讓畫家們意識到藝術創作不僅需要一個善於想象的大腦，還要擁有一顆敢於寫實的心。”

葛飾北齋《富嶽三十六景》中的晴雨天不同的光影變化給莫奈以啟發。為捕捉光影，他同時支起多個畫架，快速、連續地創作的了多幅《魯昂大教堂》；凡高的個人收藏品中包括大量歌川派創作的浮世繪，他曾臨摹英泉的《日本情趣：花魁》，“巴黎畫報”雜誌在一八八六年日本特集的封面上刊載了英泉的《花魁》，梵高將復寫紙放在這幅畫上描輪廓，加寬外框，並以油彩描繪；凡高還臨摹了歌川廣重的《龜戶梅屋》，他依照自己的風格僅在某些地方有所改變，而兩側和畫中寫人的文字是從其他版畫中抄過來的，寫的是妓院的地址和藝妓的名字。(也許凡高並不知道它們的確切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