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在一年之後，我遇到了另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我接到《科學美國人》雜誌（ScientifcAmerican）的一位記者打來的電話，采訪主題圍繞著機器人和人類的未來。在這場對話中，這位記者竟然指責我的觀點暗含了反對同性戀婚姻的立場。我對這樣的指責感到非常震驚。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想法，也從未反對過任何同性交往或結婚，他對我的指責完全是無中生有。而這位記者之所以找茬，只是因為我曾經表示過不贊同人類和機器人談情說愛、談婚論嫁。

這次采訪的起因是英國的企業家、計算機科學家戴維利維（David Levy）的一本關於機器人的新書。1968年，身為國際象棋高手的利維曾和4位人工智能科學家打賭，說10年之內不會有計算機應用程序能贏過他。利維贏得了這場技術賭局。雖然賭註只有區區1250英磅，但是整個智能科學界都因此而灰頭土臉。這次的失敗是由於他們對不成熟的科技預言過於自信。直到下一個10年，利維才被象棋計算機程序打敗。打敗他的是一個叫作“深思”的程序。眾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一個叫作“深藍”的程序擊敗了當年的國際象棋冠軍加裏卡斯帕羅夫。而“深思”正是“深藍”的早期版本。現如今，利維是一家“智能”兒童玩具公司的首席執行官。2009年，他和他的團隊又贏了，但這次贏得的是極富盛名的勒布納人工智能獎。在一場談話類軟件的世界錦標賽中，利維團隊開發的“聊天機器人”（chatbot）程序脫穎而出，成功地讓測試者們相信，他們正在和一個人而非機器對話。

雖然我對利維的創造性十分欣賞，但是對他的新書《和機器人的愛與性》（Love and Sex With Robots）中的觀點卻並不認同。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對此書評價頗高，認為裏面的科學幻想一點也不滑稽。這名記者剛剛在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兩周的采訪，在文章中對麻省理工學院的機器人文化大加贊賞，認為它正在創造“新的生命形式”。這本書預言人類與機器的性愛將在半個世紀後成為一個嚴肅而認真的議題，也就是說，“人和機器人墜入愛河，將和人類之間迸發愛情一樣平常。同時，人類性行為的次數和做愛的體位都將得到擴展，因為機器人能教給你更多，超過世界上所有已出版的性愛指南”。利維認為，機器人能教會我們如何成為更棒的朋友和情人，因為我們能拿它們做練習。甚至當人類無法完成的時候，機器人還能代替。利維由此提議，和機器人結婚真是美事一樁。他認為，機器人雖然算是某種程度上的“異類”，但是在很多方面比人類更好。它們從不欺騙，也不會傷心。在利維看來，即使是在人類最私密的領域裏，對機器人價值的評價也只存在一種標準：和機器人在一起你覺得舒服嗎？這位計算機語言大師用機器人行為的影響來評判未來的機器人。而且他還打賭說，過不了幾年，這就會成為我們唯一的標準。

我是一名接受過心理分析訓練的心理學家。無論從感性還是專業理性出發，我都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和這種關系的“真實性”才是重中之重。假定人工智能可以發展出一套自有的做愛體位模式，我仍然為一種觀點感到擔憂——這種觀點認為，和一臺機器卿卿我我是不需要感覺的。實際上，這只是一系列“仿佛”行為的集合，你得認為它“仿佛”關懷備至、“仿佛”善解人意。在我看來，“真實性”意味著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因經歷相似而與他人產生情感共鳴的能力，因為人類以相同的方式出生、擁有家人、品味失去家人的痛苦和死亡的真義。而機器人，即使再精密復雜，顯然也難以企及。

因此我對利維的新書冷眼旁觀。如果機器人不是“新的生命形式”而是某種“表演藝術”呢？倘若和機器人發生關系讓我們“感覺很好”或“更好”，僅僅是因為我們感覺更加有掌控感呢？“感覺很好”本身不是黃金法則。一個人可以因為糟糕的原因而“感覺很好”。倘若機器人的陪伴讓我感覺很好，卻使我們更加弱勢了呢？利維大膽觀點的益處在於它迫使我們反思：和機器人建立怎樣的關系是可能的、有必要的、合乎道德的？戀上機器人意味著什麼？當我讀他的這本書時，我的觀點非常明確。愛情意味著從對方的視角品嘗人世間的驚喜與艱辛，由雙方共同的經歷、體驗、悲傷和喜悅而形成。當我們把目光投向大眾媒體的時候，常常擔心我們的文化正在走向“低智商化”。而這本書則表現出“低情商化”：固執地背離人性中伴侶關系的復雜面，將虛假的情感關系視為新美學。

當我讀到《和機器人的愛與性》這本書時感到更不舒服，因為利維將我關於計算機“潛在力量”的論點變成了他的論據。利維將此書特別獻給一位叫作安東尼的麻省理工學院計算機黑客。我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曾經采訪過他，那時安東尼才19歲。這位靦腆的年輕人發現，他在險象環生、陰雲密布的人類情感世界裏無法找到安全感，而計算機恰恰能撫慰人心。計算機程序裏的一切活動和互動令安東尼這個孤單的、恐懼親密的年輕人，感到不是一個人在自說自話。在《和機器人的愛與性》這本書裏，利維高估了安東尼的自我調適能力，他甚至建議，對於許多像安東尼這樣的人來說，和一個機器人相愛將是最合情合理的選擇。利維給我寄了一份新書樣本，並問我能不能復印一份給安東尼，好讓他高興高興。我卻對此並不太確定。我不確定安東尼在退縮到那個他稱之為“機器世界”的地方以後是否得到了安寧的生活。我只記得他是憂郁的，是人類世界的旁觀者，就像一個把鼻子貼在糖果店櫥窗玻璃上的小孩一樣。當我們想象機器人成為我們未來伴侶的時候，我們也和安東尼一樣。

在和《科學美國人》雜誌電話連線采訪的時候，我因為把郁郁寡歡的安東尼視為親機器人人群的典型角色而受到了冷嘲熱諷。我坦言自己不能茍同利維的想法，我認為討論機器人婚姻正是對人類關系失望的認同：我們在愛與性方面無法互相滿足。我不認為嫁給一臺機器就是徹底解決人類親密關系的靈丹妙藥。因此，當這位記者抨擊我是一名反對同性婚姻權利的偏執狂時，我大吃一驚。我試著解釋，因為我不贊成人類與機器結婚，並不意味著我認為任何人類之間的婚姻組合都是不光彩的。他指責我懷有“物種沙文主義”：我這不是在剝奪機器人“真實存在”的權利嗎？為什麼我假定一段和機器人的關系是缺乏真實性的呢？對於我來說，這段關於計算機和生命的故事已經發展到新的階段。

就在那個節骨眼上，我告訴這位記者，我也對這場談話做了記錄。這位記者的觀點已經成了我的研究資料，被收進這本關於技術的文化期待變遷的書中。他能從機器和人類推論到同性戀，這足以證明，對於他來說，未來與機器人的親密關系肯定是替代真人戀愛的第一理想選擇。與此同時，這名記者還振振有詞地說，機器人也能把它們的特殊性帶到一段親密關系裏去，而且引以為豪。在他看來，能戀愛、能做愛、能結婚的機器人絕不僅僅是替代品，甚至已經成為了一位相當理想的伴侶。處在這樣一個時而骯臟、讓人泄氣，而且總讓人難以捉摸的世界裏，有無數條理由可以說明，機器是更適合我們的。

和《科學美國人》雜誌記者的這段小插曲令我震驚。因為我從小一直認為這是一本含金量很高的科學出版物，但是這名記者對機器人的狂妄期待，使我對這本雜誌近10年的好印象大大減分。關於《和機器人的愛與性》這本書的觀點交鋒，讓我回憶起兩年前的另一件事。當時我在新奧爾良舉辦的一個大型心理學會議上遇到了一位女研究生安妮，她把我請到一邊悄悄問我，關於把機器人設計成人類伴侶的研究進展如何。在這次會議上，我做了一個關於“擬人論”（anthropomorphism）的主題發言，即如果機器人能與人進行眼神接觸、跟蹤人的行動、做出朋友般的手勢，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會認為它近似於人。信奉達爾文基本觀點的人會把機器人視為“異類”，但是在這個場合，通俗地說，它們就是我們“家中的一員”。

在開會間隙，這位可愛的、頭發烏黑的、25歲左右的女研究生，想要聽我介紹更多細節。她向我吐露說，如果機器人能夠提供她所謂的“關懷行為”（caring behavior）的話，自己可以考慮把現在的男朋友換成一個“精制的日本機器人”。她說她依賴一種“居家禮儀的感覺”，不想孤單一人：“如果這個機器人能夠提供環境，我也樂意哄自己開心，告訴自己這裏有個真人和我在一起。”她想要的是既可以避免孤單、又“沒有風險”的男女關系。對她來說，一個具有交互功能的機器人，即使只是依照程序表演人類的動作，都比一個苛刻的男朋友更好。我輕輕地問她是不是在開玩笑，她說絕沒有開半點玩笑。

另一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居住在波士頓城郊養老院中的一位72歲的老婦人米麗婭姆。她是在我關於機器人與老年人的研究中的一位參與者。在訪談室裏，我見到了她。她身材瘦小，穿著一件寶藍絲綢上衣和修長的黑褲子，灰白的長發一部分垂著，一部分低低地挽成一個小圓發髻。雖然她表現得既優雅又鎮靜，但仍然流露出難以抑制的傷感情緒。這一方面是因為她的處境：對於一個曾是波士頓最有名的設計師來說，護理之家卻是一個荒涼又孤單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讓她傷感的事：米麗婭姆的兒子最近和她斷絕了母子關系。他在西海岸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每次他探望母親的時候，都會與她發生爭執——他覺得她想要的太多，超出了他的承受範圍。現在，米麗婭姆安靜地坐著，輕撫著“帕羅”，一個格陵蘭小海豹形狀的社會型機器人。“帕羅”，日本制造，由於對病人、老人和情緒障礙人士具有表面上的積極效果，因此被廣告稱為首個“治療型機器人”。“帕羅”能通過傳感器識別人的聲音方向，從而做出眼神交流的動作；它觸覺靈敏，而且有一小部分英語詞匯量來“理解”它的用戶（它的日語詞匯量更大一些）。最重要的是，它能根據用戶對它的態度設定自己的“心靈狀態”。例如，它能識別自己是正在被輕柔撫摸，還是受到了侵犯。現在，有了“帕羅”，米麗婭姆正沈醉在自己的白日夢裏，小心翼翼地輕拍著機器人的皮毛。這一天，她特別消沈，而且她相信她的機器人也正感同身受。她轉向“帕羅”，再次輕拍著它，然後說：“是的，你也傷心了，不是嗎？外面的生活太難了，是的，太難了。”米麗婭姆溫柔的拍打觸動了“帕羅”的溫暖回應：它把頭轉向她，喉嚨裏發出贊同的咕嚕聲。米麗婭姆也因此受到鼓舞，對這個小機器人更加溫柔有加。她相信機器人需要撫慰，她撫慰了它，同時也扶慰了自己。

多年臨床醫生的實踐訓練使我相信，人與人之間如果發生類似這樣的情景，可能會起到深度治療身心的效果。通過為他人提供我們最需要的支持，我們能修復自身的心靈創傷。但是換作一個悲傷的女人和一臺機器人之間應該怎麼處理呢？當我和同事及朋友們討論米麗婭姆這種比較離譜的遭遇時，他們往往首先聯想到自己的寵物和寵物帶來的慰藉。我聽到很多類似的故事，比如當主人不開心和需要安慰時，寵物是如何“心領神會”的。通過與寵物進行對照，下面這個問題就更尖銳了：和一個機器人擁有親密關系意味著什麼？我不知道一只寵物能不能感知米麗婭姆的沮喪和失望。我只知道在米麗婭姆和她的機器人“帕羅”之間、在某個時刻的確發生了一種顯而易見的聯系，在這個時刻，她得到了寬慰，但機器人其實對此一無所知。雖然米麗婭姆貌似經歷著某種與他人的親密聯系，但她其實還是孤身一人。她的兒子離開了她，所以她尋求機器人的安慰，在我看來，這同樣是我們對她的一種拋棄。

以上所有的這些經歷——認為生命是建立在“需要知道”的基礎之上，主張或反對與機器人結婚，一位希望與機器人戀愛的年輕女人，米麗婭姆和她的機器人“帕羅”，所有這些都使我認識到，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機器人時代”。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周圍夥伴似的機器人已經比比皆是；這涉及我們的感情狀態，而且我想說哲學上已然成熟。我發現人們不僅十分認真地把機器人視為寵物，還視為潛在的朋友、知己，甚至是虛擬的情人。我們並不關心機器人對人類與他們“分享”的情感能“知道”或“理解”多少。在機器人時代，只要人與機器連接的表演看起來足夠多就行了。我們毫無偏見地、泰然自若地與毫無生命的機器連接在一起。這讓我想起了一個短語：“技術濫交”。

當我正想對這一現象後面的原因一探究竟的時候，我聽到了一種關於人類生活十分艱難的軟弱無力之說。在每一個關於人類脆弱的故事裏，我們都加進了機器人的角色。現在的人們要求太多，機器人的要求可能更容易滿足。人會失望，而機器人不會。當人們談論和機器人的關系時，他們也在談論那些偽裝性高潮的丈夫、妻子們和那些吸毒的孩子們。他們也在談論理解家人和朋友是多麼困難。我起初對這些評論感到非常驚訝。他們顯然是想把人類貶得體無完膚。一個44歲的女人說：“畢竟，我們從未了解另一個人真實的感受。人類會文過飾非，機器人比人類可靠得多。”一個30歲的男人評論說：“我更願意和一個機器人說話。和朋友們交往太累，使我筋疲力盡。機器人會一直陪伴著我，而且任何時候只要我想好了，我都可以脫離這段關系。”

社交機器人的發明說明人類兜了一個大圈子，還是無法擺脫對親密關系的渴望。人們看起來很心甘情願地相信：如果我們疏遠或是忽視了彼此，機器人會補償我們，程序早就設定好了，他們會帶來虛擬的愛。當我們逐漸衰老，機器人會伺候我們；當我們的孩子無人照看，機器人會照料他們；當我們在逆境中精疲力竭而不能互相支撐時，機器人會給予我們能量。機器人不會對我們評頭論足，我們得到前所未有的接納和包容。另一個老婦人說起她的機器犬：“它比一頭真犬好多了。它不會幹危險的事，不會背叛你而且，不會突然死去、留下你孤零零一個人黯然傷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