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為法蘭西學院榮譽退休教授，法蘭西科學院院士，國際著名人類學家，法國結構主義人文學術思潮的主要創始人，以及當初五位"結構主義大師"中今日唯一健在者。在素重人文科學理論的法國文化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大"民族思想英雄"之代表應為：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和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列維-斯特勞斯文集"(下稱"文集")中文版在作者將屆百歲高齡之際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遂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簡言之，"文集"的出版標誌著中法人文學術交流近年來的積極發展以及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所取得的一項重要學術成果，同時也顯示出中國在與世界學術接軌的實踐中又前進了一大步。關於作者學術思想的主旨和意義，各位譯者均在各書譯後記中作了介紹。在此，我擬略談列維-斯特勞斯學術思想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整體中所占據的位置及其對於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現代化發展所可能具有的意義。

列維-斯特勞斯的學術思想在戰後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其獨特性首先表現在他作為專業人類學家和作為結構主義哲學家所具有的雙重身份上。在人類學界，作為理論人類學家，50年來其專業影響力幾乎無人可及。作為"結構主義哲學家"，其聲勢在結構主義運動興盛期間竟可直逼薩特，甚至曾一度取而代之。實際上，他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結構主義思潮的第一創始人，其後結構主義影響了法國甚至西方整整一代文化和學術的方向。比薩特更為重要之處則表現在，其影響不限於社會文化思潮方面，而是同時滲透到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專業領域，並已成為許多學科的重要理論和方法論的組成部分。可以說，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在諸相關學科領域內促成了各種多學科理論運作之交匯點，以至於以其人類學學科為中心可將其結構理論放射到許多其他相關學科中去；同時作為對傳統西方哲學的批評者，其理論方法又可直接影響人文社會科學的認識論思考。

當然，列維-斯特勞斯首先是一位人類學家。在法國學術環境內，他選擇了與英美人類學更宜溝通的學科詞anthropology來代表由自己所創新的人類學一社會學新體系，在認識論上遂具有重要的革新意義。他企圖賦予"結構人類學"學科的功能也就遠遠超過了通常人類學專業的範圍。一方面，他要將結構主義方法帶入傳統人類學領域；而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結構人類學思想來影響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方向。作為其學術思想總稱的"結構人類學"涉及眾多學科領域，大致可包括：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語言學、哲學、歷史學、心理學、文學藝術理論(以至於文藝創作手法)，以及數學等自然科學結果，20世紀60年代以來，他的學術思想不僅根本轉變了世界人類學理論研究的方向，而且對上述各相關學科理論之方向均程度不等地給予了持久的影響，並隨之促進了現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整體結構和方向的演變。另外，作者早年曾專修哲學，其人類學理論具有高度的哲學意義，並被現代哲學界視為戰後法國代表性哲學家之一。他的哲學影響力並非如英美學界慣常所說的那樣，僅限於那些曾引起爭議的人生觀和文化觀方面，而是特別指他對現代人文社會科學整體結構進行的深刻反省和批評。後者才是列維-斯特勞斯學術理論思想的持久性價值所在。

在上述列舉的諸相關學科方法論中，一般評論者都會強調作者經常談到的語言學、精神分析學和馬克思哲學對作者結構人類學和神話學研究方式所給予的重大影響。就具體的分析技術面而言，誠然如是。但是，其結構主義人類學思想的形成乃是與作者對諸相關傳統學科理論方向的考察和批評緊密相連的。因此更加值得我們註意的是其學術思想形成過程中所涉及的更為深廣的思想學術背景。這就是，結構人類學與20世紀處於劇烈變動中的法國三大主要人文理論學科——一哲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之間的互動關系。作者正是在與此三大學科系列的理論論辯中形成自己的結構人類學觀念的。簡言之，結構人類學理論批評所針對的是：哲學和神學的形而上學方向，社會學的狹義實證主義(個體經驗主義)方向，以及歷史學的(政治)事件史方向。所謂與哲學的論辯是指：反對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繼續選擇德國古典哲學中的形而上學和本體論作為各科學術的共同理論基礎，衍生而及相關的美學和倫理學等部門哲學傳統。所謂與社會學的論辯是指：作者與法國社會學和英美人類學之間的既有繼承又有批判的理論互動關系。以現代"法國社會學之父"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為代表的"社會學"本身即傳統人種誌學(etlnnography)、人種學(ethnology)、傳統人類學(anthropology)、心理學和語言學之間百年來綜合互動的產物；而作為部分地繼承此法國整體主義新實證社會學傳統的列維-斯特勞斯，則是在擴大的新學術環境裏進一步深化了該綜合互動過程。因此作者最後選用"結構人類學"作為與上述諸交叉學科相區別的新學科標稱，其中蘊含著深刻的理論革新意義。所謂與歷史學的論辯是指：在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兩方面作者所堅持的歷史人類學立場。作者在介入法國歷史學這兩大時代性議題時，也就進一步使其結構人類學卷入現代人文社會科學認識論激辯之中心。前者涉及和薩特等歷史哲學主流的論辯，後者涉及以年鑒派為代表的150年來有關"事件因果"和"環境結構"之間何者應為"歷史性"主體的史學認識論爭論。

幾十年來作者的結構人類學，盡管在世界上影響深遠，卻也受到各方面(特別是一些美國人類學和法國社會學人士)的質疑和批評，其中一個原因似乎在於彼此對學科名稱，特別是"人類學"名稱的用法上的不同。一般人類學家的專業化傾向和結構人類學的"泛理論化"旨趣當然會在目標和方法兩方面彼此相異。而這類表面上由於學科界定方式不同而引生的區別，卻也關系到彼此在世界觀和認識論方面的更為根本的差異。這一事實再次表明，列維-斯特勞斯的人類學思想觸及了當代西方人文理論基礎的核心領域。與薩特以世界之評判和改造為目標的"社會哲學"不同，素來遠離政治議題的列維-斯特勞斯的"哲學"，乃是一種以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結構調整為目的的"學術哲學"。結構主義哲學和結構人類學，正像20世紀西方各種人文學流派一樣，都具有本身的優缺點和影響力消長的過程。就法國而言，所謂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的"相互嬗替"的歷史演變，只是一種表面現象，並不足以作為評判學派本身重要性的尺度。當前中國學界更不必按照西方學術流派演變過程中的一時聲譽及影響來判斷其價值。本序文對以列維-斯特勞斯為首的結構主義的推崇，也不是僅以其在法國或整個西方學界中時下流行的評價：勾根據的，而是按照世界與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整體革新之自身需要而加以評估的。在研究和評判現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思想時．．需要區分方向的可取性和結論的正確性。前者含有較長久的價值，後者往往隨著社會和學術條件的變遷而不斷有所改變。思想史研究者均宜於在學者具體結論性話語中體察其方向性含義，以最大限度地擴大我們的積極認知範圍。今日列維-斯特勞斯學術思想的價值因此不妨按照以下四個層面來分別評定：作為世界人類學界的首席理論代表；作為結構主義運動的首席代表；作為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現代化革新運動中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作為中國古典學術和西；號．理論進行學術交流中的重要方法論資源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適逢戰後法國兩大思想運動"大師雕零"之會，法國學界開始了對結構主義時代進行全面回顧和反省的時期，列維-斯特勞斯本人一生的卓越學術貢獻重新受到關註。自著名《批評》雜誌為其九十華誕組織專輯之後，60年代初曾將其推向前臺的《精神》期刊2004年又為其組編了特刊。我們不妨將此視作列維-斯特勞斯百歲壽誕"生平回顧"紀念活：叻之序幕。2007年夏將在芬蘭舉辦的第9屆國際符號學大會，亦將對時屆百齡的作者表達崇高的敬意。凡此種種均表明作者學術思想在國際上所享有的持久影響力。列維-斯特勞斯和結構主義的學術成就是屬於全人類的，因此也將在不斷擴展中的全人類思想範圍內，繼續參與積極的交流和演變。

作為人類文化價值平等論者，列維-斯特勞斯對中國文化思想多次表示過極高的敬意。作者主要是通過法國傑出漢學家和社會學家格拉內(MarcelGranet)的著作來了解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的特質的。兩人之學同出迪爾凱姆之門，均重視對文化現象進行整體論和結構化的理論分析。在2004年出版的《列維-斯特勞斯紀念文集》(LHerne出版社，M．Izard主編)中有YvesGoudineau撰寫的專文《列維-斯特勞斯，格拉內的中國，迪爾凱姆的影子：回顧親屬結構分析的資料來源》。該文談到列維-斯特勞斯早年深受格拉內在1939年《社會學年鑒》發表的專著的影響，並分析了列維-斯特勞斯如何從格拉內的"範疇"(類別)概念發展出了自己的"結構"概念。順便指出，該紀念文集的編者雖然收進了幾十年來各國研究列維-斯特勞斯思想的概述，包括日本的和俄羅斯的，卻十分遺憾地遺漏了中國的部分。西方學術界和漢學界對於中國當代西學研究之進展，了解還是十分有限的。百年來中國學術中有關各種現代主題的研究，不論是政經法還是文史哲，在對象和目標選擇方面，已經越來越接近於國際學術的共同標準，這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全球化過程中的自然發展趨勢。結構主義作為現代方法論之一，當然也已不同程度上為中國相關學術研究領域所吸納。但是，以列維-斯特勞斯為首的法國結構主義對中國學術未來發展的主要意義卻是特別與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思想、學術、文化研究之現代化方法論革新的任務有關的。如我在為《國際符號學百科全書》(柏林，1999)撰寫的"中國文化中的記號概念"條目和許多其他相關著述中所言，傳統中國文化和思想形態具有最突出的"結構化"運作特征(特別是"二元對立"原則和程式化文化表現原則等思考和行為慣習)，從而特別適合於運用結構主義符號學作為其現代分析工具之一。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史哲藝"的"文本制作"中凸顯出一種結構式運作傾向，對此，極其值得中國新一代國學現代化研究學者關註。此外，之所以說結構主義符號學是各種現代西方學術方法論中最適合中國傳統學術現代化工作之需要者，乃因其有助於傳統中國學術思想話語(discourse)和文本(text)系統的"重新表述"，此話語組織重組的結果無須以損及話語和文本的原初意涵為代價。反之，對於其他西方學術方法論而言，例如各種西方哲學方法論，芷引入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研究中時，就不可避免地會把各種相異的觀點和立場一並納入中國傳統思想材料之中，從而在中西比較研究之前就已"變形"了中國傳統材料的原初語義學構成。另一方面，傳統中國文史哲學術話語是在前科學時代構思和編成的，其觀念表達方式和功能與現代學術世界通行方式非常不同，頗難作為"現成可用的"材料對象，以供現代研究和國際交流之用。今日要想在中西學術話語之間(特別是在中國傳統歷史話語和現代西方理論話語之間)進行有效溝通，首須解決二者之間的"語義通分"問題。結構主義及其符號學方法論恰恰對此學術研究目的來說最為適合。而列維-斯特勞斯本人的許多符號學的和結構式的分析方法，甚至又比其他結構主義理論方法具有更直接的啟：示性。在結構主義研究範圍內的中西對話之目的絕不限於使中國學術單方面受益而已，其效果必然是雙向的。中國研究者固然首須積極學習西方學術成果，而此中西學術理論"化合"之結果其後必可再反饋至西方，以引生全球範圍內下一波人類人文學術積極互動之契機。因此，"文集"的出版對於中國和世界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全面革新這一總目標而言，其意義之深遠自不待言。

"文集"組譯編輯完成後，承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約我代為撰寫一篇"文集"總序。受邀為中文版"列維-斯特勞斯文集"作序，對我來說，自然是莫大的榮幸。我本人並無人類學專業資格勝任其事，但作為當代法國符號學和結構主義學術思想史以及中西比較人文理論方法論的研究者，對此邀請確也有義不容辭之感。這倒不是由於我曾在中國最早關註和譯介列維-斯特勞斯的學術思想，而是因為我個人多年來對法國人文結構主義思潮本身的高度重視。近年來，我在北京(2004)、裏昂(2004)和芬蘭伊馬特拉(2005)連續三次符號學國際會議上力倡此意，強調在今日異見紛呈的符號學全球化事業中首應重估法國結構主義的學術價值。而列維-斯特勞斯本人正是這一人文科學方法論思潮的主要創始人和代表者。

結構主義論述用語抽象，"文集"諸譯者共同努力，完成了此項難度較大的翻譯工作。但在目前學術條件下，並不宜於對譯名強行統一。在一段時間內，容許譯者按照自己的理解來選擇專有名詞的譯法，是合乎實際並有利於讀者的。隨著國內西學研究和出版事業的發展，或許可以在將來再安排有關結構主義專有名詞的譯名統一工作。現在，"文集"的出版終於為中國學界提供了一套全面深入了解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主義思想的原始資料，作為法國結構主義的長期研究者，我對此自然極感欣慰，並在此對"文集"編輯組同仁和各卷譯者表示誠摯祝賀。

李幼蒸

2005年12月

李幼蒸:國際符號學學會(IASS)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