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已經沒有人懷疑大眾媒體會深刻影響公眾生活了，媒體對現實發生的各種緊急事件、奇聞趣事、天災人禍的報道之迅速全面，已經遠遠超出任何一個時代。原來是報紙，後來是電視，現在再加上網絡，媒體幾乎占據了公眾所有的註意力。尤其是媒體之間的競爭，傳統紙媒體與影像媒體的競爭，網絡媒體後來居上，以更加方便迅捷的資訊傳輸，主導了信息的傳播。

　　在媒體如此發達的時代，人們熱衷於即時感受真實、事實，這給傳統文學創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有多家主流刊物都拿出欄目來推崇“非虛構”（如《人民文學》《大家》），這給傳統文學發展的方向和對未來的信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媒體時代，文學創作何去何從？當代中國文學創作的藝術方向如何把握，這在今天都成了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文學刊物標舉的“非虛構文學”，其實是80年代後期興起的紀實文學、報告文學的另一種說法。雖然強調了“文學性”，但紀實性和新聞體無疑是其寫作特征。就這點而言，它肯定是受到當今大眾媒體的影響。媒體對現實反應的迅速快捷以及豐富多彩，已經吸引住公眾的全部註意力，文學似乎不關註當下發生的那些事件就無法在當今社會占據一席之地。這種心理當然可以理解，刊物要生存，就要引起關註，就要適應潮流，順勢而為。但是文學刊物一定要明白，文學追蹤現實，反映即時發生的事實，註重事實和事件的真實性或現場感，永遠也比不上新聞媒體，永遠也比不上圖像與網絡資訊。文學轉向當下的現實反映，強調紀實性，會引起某種程度的關註，但絕不是印刷於平面媒體以書寫文字為載體的文學的擅長。要說快速，現在有現場拍客，有新聞報道，有微博；要說逼真，有攝像機的影像。當然，“非虛構文學”可以在表現的廣度和深度方面有一定的優勢，但電視專題節目的深度報道，也同樣可以在這方面把“非虛構文學”比下去。

　　文學標舉“非虛構”，據說是因為現實比文學虛構更豐富、更生動，已經不需要文學虛構，文學只要記錄和報道現實就行。美國20世紀60年代也是在風起雲湧的激進主義運動和反越戰的現實中，產生了諾曼梅勒、杜魯門卡波特、湯姆沃爾夫等人的“非虛構文學”。後來鮑德裏亞在理論上闡釋為“仿真”，即是說，當今處於符號時代，一切都符號化了。現實反倒比虛構更像虛構，文學藝術的虛構已經比不上現實發生的事件更具有虛構特征，現實反倒像是文學藝術的仿真。當今中國確實有著無比豐富又變化多端的現實：無數的改天換地的故事，建設的奇跡，速度的奇跡，以及醜小鴨、灰姑娘、宦海商海沈浮等等故事，鋪天蓋地，俯拾皆是。文學只要如實記錄下來，就足以生動無比，引人入勝了。文學沒有能力表現今天的現實，不只是現實無比生動，同時也因為文學缺乏想象力，二者相加，文學反映當今社會現實就處於嚴重缺位狀況，愧對這個了不起的時代。

　　其實，“現實”被提到如此重要的程度，還不只是它突然出現的生動性值得關註，同時還有漫長的傳統在起作用。現實之於中國文學，永遠具有優先權，對現實的頂禮膜拜並非是今天才有的新鮮事。中國文學從現代以來，就發展出一套反映現實的理論，現實主義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基本創作方法，也是它的生存規訓。因此，用關註現實來要求中國文學是順理成章的事。文學關註現實無疑必要，甚至至關重要，但文學如何關註現實，卻並非如此簡單。如果依然是要保持文學的方式，那就無法脫離文學的特征去追蹤現實。最終的評價，是要文學，還是要它反映的現實？前者是文學的方式，後者則是把文學當作反映的工具，當作報告、新聞特寫、社會調查來對待。很顯然，問題的實質在於：在今天，文學如何來反映現實？

　應該看到，《人民文學》等幾家刊物標舉“非虛構”，關懷現實，確實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就，如梁鴻的《梁莊》，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味藥》等，無疑都以自己的獨特方式反映了現實中嚴峻的問題，其感受和思考都獨到而有深度，確實給文學面向當今現實，打開了一個相當豐富而有活力的面向。但是，我們畢竟要看到，文學一旦強調紀實性，對傳統的經典的文學經驗就會有所減弱，我們迄今為止，依然沒有放棄關於文學的一套經典標準，顯然，這樣的標準不是僅僅在“現實性”這一角度來評價文學，而是綜合了更多的因素。“非虛構”無疑是一個極好的辦刊物的創意，也不失為文學面向現實的一種呼籲，但它不可能是今後中國文學發展的唯一方向，也不能由此就表明中國文學要全部轉向面向現實的“非虛構”。《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先生有過明確的解釋：“我絕沒有意思勸人家不寫小說，都去非虛構，《人民文學》也絕沒有計劃少發乃至不發小說，只搞非虛構。我們的誌向是發最好的小說、也發最好的非虛構。但是，我們也‘籲請海內文豪’，對於這個世界建立起剛健有力的行動和認識意願。”這一段話表明李敬澤先生很清醒，絕對沒有要用“非虛構”來代替“虛構”的意思。同時也透示一種信息：“對於這個世界建立起剛健有力的行動和認識意願。”這就不只是對“非虛構”而言，也是對“虛構”而言。李敬澤有感於當代作家借助二手資料來寫作，看電視、上網、讀報紙，構成了寫作的資源，長此以往當然沒有充足的生活準備，因此，對現實世界的行動與認識意願，也就成為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感受生活的另一種表述，這無疑是必要和正確的呼籲。

　　但我們依然要看到，“虛構”是文學的主導的特質，離開了“虛構”，文學就難以存在。虛構說到底就是藝術提煉，藝術化的表達。“虛構”強調的是作家個體經驗，作家主體的能動性。在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實踐中，因為外部社會的強大要求，作家的個體經驗和主體能動性被降低到微弱地步，於是現實主義要求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的“本質規律”，而這樣的“本質規律”是被意識形態事先確定的，文學批評可以據此事先存在的“本質規律”來質詢文學作品表現現實的“真實性”。事實上，現代以來的中國作家的個體經驗和主體能動性，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才得以釋放。一方面是因為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弱化；另一方面是更加多樣的文學經驗的積累，作家的藝術手法更加豐富多樣，其個體經驗與主體能動性才可表現出來。文學不直接而焦灼地關懷現實，實在時間有限。這也是當代中國文學並未充分發展起心理敘事的緣由所在。

　　“虛構文學”的危機，現在轉向“文學虛構”的危機。當代中國文學遭受詬病大約始於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在過去的幾年裏更是甚囂塵上，而“垃圾論”的宣判則是其頂峰（關於此一論爭，我們這裏已經沒有必要再做駁議）。文學之不能成為當代社會中心，沒有歷史上風光，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未必是當代文學不行，而是社會現實發生了深刻變化（例如媒體超強興盛就是其中原因之一）。過去文學承擔了太多的責任義務，因為也只有文學能夠承擔，新聞、歷史學、政治學乃至經濟學和法學都不能承擔，所有責任集於一身，文學的影響力當然也強大。現在，各司其職：政治經濟改革有政治學和經濟學，還有行政部門；社保問題和環境汙染問題，有新聞報道和央視焦點訪談；反腐問題有紀檢機關；三農問題有全國的知識分子在發言；民族、宗教以及國際政治問題太專業敏感，文學也不便發言。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國文學的地盤越來越小，它只能回到自身，也就是回到故事和虛構，但如今文學的“虛構”也遭遇到合法性危機，它幾乎眼見著就要被“非虛構”取代，文學何以為繼？

　　文學虛構的危機，根本上就是文學在今天的價值和功用受到質疑，也就是中國當今普遍盛行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在文學領域的延伸。這就是當今精神性價值得不到重視，虛構文學在思想、文化底蘊以及個人經驗方面做出的探索，這樣的精神活動並不被視為有什麽價值。相反，實用的、有用的，以及訴諸社會普遍公共問題的作品才有存在的必要，才可以提升現實意義。我們對文學作品揭示的人類精神生活，以及文學作品包含的思想的和文化的價值依然理解得很機械、很功利。長期以來，我們認為個體性經驗的深刻性不如社會公共問題的意義大，文學中的庸俗社會學迄今為止還有很大市場，甚至以各種名目重新獲得了強大的道德力量。我們一方面指責當代文學作品沒有深刻的思想，沒有深厚的精神內涵；另一方面，我們不斷地敦促文學作品關註現實問題，要去表現現實中的精彩紛呈的生活。本來這二者並沒有矛盾，也可以做到內在的統一，但在實際上，文學作品的精神性價值問題，個體經驗的獨特性和深刻性，並沒有多少人真正重視。長此以往，作家不會執著於此；讀者亦不會真正關切，甚至有可能視而不見，棄之如敝屣。這就是中國的虛構文學一直“虛”不下去的根本緣由。

　我們可以看看近些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如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雪》，略薩的《城市與狗》《胡利婭姨媽與作家》，庫切的《恥》，耶裏內克的《鋼琴家》等等，這個名單在這一意義上可以無限地開列下去。更不用說80年代中國作家奉為圭臬的卡夫卡、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喬伊斯、普魯斯特等人，並未有那麽直接的現實性，重要的是作家真正有個體經驗的深刻性，對人類命運有廣博洞悉，對生命存在有精當而微妙的體驗。世界性的文學經驗從未把文學與現實的直接而焦灼的聯系視為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手段，也不會相信這種直接性可以造就出最好的文學作品。盡管中國文學要走自己的道路，但這樣的路徑肯定不是在世界之外，也不是“覺今是而昨非”完全另辟蹊徑，它是在自身既定的經驗基礎上的深化和開辟。

　　其實我對中國當代虛構文學（或文學虛構）倒沒有那麽悲觀，相反，還是樂觀其成。尤其是近些年，有些小說倒是在回到鄉土中國敘事中體悟到作家個體經驗的深刻性，雖然也是貼著歷史或現實，但個人感悟和語言錘煉進入到一個更加純粹的境界。如莫言的《檀香刑》《蛙》，阿來的《塵埃落定》《空山》，張煒的《我的田園》《憶阿雅》，賈平凹的《秦腔》《古爐》，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王安憶的《天香》，嚴歌苓的《小姨多鶴》《金陵十三釵》等，這些作品多是關於歷史敘事，但與中國人的生存事實和命運卻是息息相通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並不那麽拘泥時間和空間，恰恰是它具有更強大的歷史穿透力，可以從過去穿透至現在，直至綿延向未來。這樣的虛構文學雖然越來越少——今後或許也只有極少數的作品真正有藝術虛構能力，但它們的存在卻是整個文學得以存在延續的根本生命脈絡。

　　盡管我並不認為文學虛構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認為貼近現實就是拯救文學的法寶，但我欣然同意“對於這個世界建立起剛健有力的行動和認識意願”這種呼籲，因為這一切，面向中國當代如此富有活力的現實，確實可以沖撞中國作家的心智，激發其思想感悟，開啟其想象力。另外有些作家轉向艱苦的田野調查，轉向認真紮實的案頭準備，但這一切，不管是虛構還是非虛構，都要轉化為文學的方式，說到底就是最終有效的藝術提煉，有創造性的文學虛構。虛構，過去是，今天是，未來依舊是文學的藝術生命所在，沒有虛構就沒有藝術想象力，就沒有藝術的表達，就沒有文學存在的處所。說到底，文學虛構就是文學性本身。

原載《人民日報》2011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