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9日，“蘇丹論壇”網站報道了“和平基金會”公布的最新《失敗國家指數》排名，蘇丹和南蘇丹繼剛果(金)和索馬裏之後，分別位列第三和第四，成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最失敗”國家。 這個被稱為“大河之國”的國家，曾受到古希臘詩人荷馬的贊美：“那是一個最遙遠的國家，是人類最公正的地方，也是諸神最寵愛的地方。”德國著名傳記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也為之傾倒，當他在蘇丹境內的青白尼羅河交界處駐足時，他說這“其實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神奇歷史和精神傳統的地方”。但是，這個一年多前還是非洲面積最大的文明古國，如今已一分為二，問題成山，危機四伏，風光不再。
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去過兩次蘇丹，自2007年5月擔任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和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特別代表後，又頻繁往訪蘇丹及其南方，耳聞目睹那裏所發生的一切：從人道災難到國際制裁，從戰亂沖突到國家分裂，從石油之爭到大國博弈……這一切令我困惑、感慨、痛惜和無盡的糾結。

阿布耶伊：解不開的死結

五年多前，阿布耶伊對我還是個十分生疏的地名。它位於蘇丹中部南科爾多凡州和加紮拉河州交界處，面積1萬多平方公裏，約有11萬人口。但由於阿拉伯河流經此處，地上水草肥沃，地下石油豐富，又是南方蘇丹人民解放運動一些政要的家鄉，成為北、南雙方激烈爭奪之地。近兩個世紀以來，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密西裏亞部族和非穆斯林黑人諾克丁卡族一直在此地區居住。前者逐水草而居，後者亦農亦牧。兩族長期和睦相處。但1905年，英國殖民當局將該地區諾克丁卡族的9個部落從南方的加紮勒河州劃歸北方的科爾多凡州，爭端由此而起。1956年第一次內戰期間，諾、密兩族加入南北不同陣營，埋下了仇恨的種子。1983年第二次南北戰爭爆發後，阿布耶伊地區的許多諾克丁卡人加入蘇丹人民解放軍，而密西裏亞族人則同蘇丹政府軍並肩戰鬥。兩族都堅稱阿布耶伊為自己的世代居住之地，使其成為南北內戰的焦點問題之一。在美國的壓力下，南北雙方最終達成《阿布耶伊議定書》，成為《全面和平協議》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雙方妥協的結果，2011年阿布耶伊地區“居民”將舉行公投，決定歸屬南方或北方。協議規定參加公投的居民指全體諾克丁卡人和居住在阿地區的“其他居民”。但公投臨近前，圍繞密西裏亞人是否屬於“其他居民”和能否參與公投，南北雙方爭執不下，迄今為止，公投都無法舉行。在阿布耶伊的劃界問題上，雙方也嚴重對立。劃界問題是阿布耶伊問題的核心。雙方曾將爭端提交設在海牙的國際仲裁法院解決，蘇丹執政黨還提供了57份可證明根據1905年邊界，阿布耶伊為北方領土的文件。國際仲裁法院在2009年7月22日作出裁決。裁決認為，阿布耶伊邊界委員會2005年提交的報告中，對阿區南部邊界的劃定不存在越權，對北部地區的劃界存在部分越權，對東部和西部地區的劃界存在越權，並據此判斷進行了局部重新劃分，其中東西部邊界沿用了1956年的劃界規定。根據新的邊界，主要油田及輸油管線均劃歸北方。中石油作業的1號，2號和4號三個區塊中，只有4號區塊一小部分歸阿布耶伊。南北雙方對裁決結果均表示接受。但其後不久雙方又都反悔。阿布耶伊地區的小規模流血沖突持續不斷。

2011年5月，距南蘇丹正式宣布獨立僅剩一個多月時間的關鍵時刻，南、北方在阿布耶伊的沖突急劇升級。5月19日，南方部隊突然襲擊護送聯合國蘇丹特派團車隊的蘇丹武裝部隊，導致眾多傷亡。兩天後，蘇丹武裝部隊予以反擊並占領和控制阿布耶伊及其周邊地區，局勢驟然緊張，南北和平進程陰雲密布。聯合國安理會嚴辭譴責南北雙方，要求北方立即撤軍。在非盟高級別執行小組主席、南非前總統姆貝基等人的調解下，蘇丹北方最終撤軍，由埃塞俄比亞軍隊臨時進駐並負責治安。形勢暫時有所緩和。

國際社會一直努力推動北南雙方通過和談解決阿布耶伊爭端，但成效並不顯著。中國政府在阿布耶伊問題上一直堅持促談立場，並支持聯合國、非盟、地區有關國家的調解努力，但並未實際介入具體工作。布什政權時期的美國總統蘇丹問題特使納西奧斯曾向我試探說，能否由美、中和沙特阿拉伯三國組成阿布耶伊問題調解小組，以打破僵局。我問對方這是美政府的意見還是他個人的建議，納稱是他個人的想法。我說，那麽我個人覺得，這種可能性當前並不存在。因為考慮到阿問題的復雜性和我們外交的一貫原則，中國並未做好扮演阿布耶伊問題實際調解人角色的準備。但2011年6月中旬，當阿區沖突威脅到蘇丹南北和平進程大局時，我受政府指派專訪北南蘇丹，會見包括蘇丹總統巴希爾在內的北、南方主要領導人。向北方指出，在南方已承認對襲擊聯合國和北方部隊承擔責任後，北方占領整個阿區，反應過激，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應，蘇方應有清醒認識，並考慮盡早撤出部隊。對南方，我強調當時正值高度敏感時期，任何單方面行動都可能造成其獨立建國大業受損。要求雙方進行克制，避免和平進程夭折。雙方都表示重視中方的忠告。隨後，我借赴華盛頓出席南蘇丹問題會議之機，向美方做了通報，並闡明了對蘇丹總統巴希爾即將應邀訪華的立場。美方和非盟對阿布耶伊之爭提出多種解決方案，但南、北雙方都無讓步之意，問題還在僵持之中，至今看不到最終解決的希望。

哈季利季：“自殺式”的較量

哈季利季，這個很少為外界所知的名字，2012年4月突然占據國際各大媒體的頭條。起因很簡單：4月10日，南蘇丹軍隊突然襲擊並占領哈季利季油田。4月18日，蘇丹總統巴希爾高調向南蘇丹宣戰。巴希爾稱，對蘇丹和南蘇丹人民來說，“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南蘇丹執政黨)簡直就是“小爬蟲政府”，就像“一顆毒瘤”，我們要將它徹底摘除。“這次只有兩種選擇，要麽蘇丹攻占朱巴(南蘇丹首都)，要麽朱巴占領喀土穆。”蘇丹議會宣布南蘇丹為“敵人”，並開始在全國進行戰爭動員。聯合國、非盟紛紛譴責南蘇丹攻占哈季利季為“非法行為”，要求南方立即撤軍並呼籲雙方克制。20日，南蘇丹總統基爾宣布3天內撤出其部隊，但南方仍堅持哈季利季是他們的領土。同日，巴希爾在北方慶祝勝利的集會上宣稱，是北方將南方的軍隊趕出了哈季利季。迫在眉睫的戰爭危險得到緩解。雙方稱是打了個平手。

哈季利季油田是跨越北南邊界的第1、2、4區塊的一部分。2009年7月國際仲裁法院裁決時，哈季利季不屬於有爭議的阿布耶伊，而是靠近邊界的北方領土。但南蘇丹總統基爾去年3月26日公開宣稱，哈季利季屬於南蘇丹，並說是在反擊蘇丹軍隊的過程中“進入”的。但這一說法未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南方軍隊在撤出油田後，作業的石油專家立即前往察看，發現油田遭到嚴重破壞，包括原油采集系統、處理系統、動力系統和運輸系統都被炸毀或搗毀，能搬動和拆卸的設備，以及所有辦公和生活用品，都被洗劫一空。要恢復正常生產，需要花很多金錢和數月時間。

南蘇丹2011年7月獨立，已使蘇丹損失了三分之二的石油。蘇丹過去在正常情況下，日產50萬桶石油，年產量可達2500多萬噸。蘇丹的石油產地大部分在南方，而煉油廠、輸油管道和港口都在北方。雙方本可按照互讓互利的原則，達成協議，南方獨立後繼續使用北方的管道，北方收取適當的費用，達到雙贏的理想結果。但雙方互不相讓，北方要收取南方每桶32美元(後漲到36美元)的費用(包括原油處理費、過境費、運輸費和海上管道和港口使用費)，而南方堅持每桶只付75美分或不超過2美元的費用。非盟做了大量調解工作，提出各種妥協方案，但還是未能達成一致。最終造成了雙輸的結果。南方以北方強行扣留其石油為由，在今年1月底悍然停止全部石油生產，使北方的管道空置，失去了輸油收入，而南方則幾乎斷絕了財源。北方70%和南方98%的財政原本依賴石油，失去了石油，雙方的經濟都遭受嚴重打擊。而哈季利季油田被破壞，更使北方的經濟雪上加霜。北、南方都不得不緊縮財政，削減預算，合並部委，減少部長職位。北方還大幅削減了汽油補貼，招致全國群眾抗議和遊行示威，抗議浪潮已持續了一個多月，反對黨和激進民眾公開宣稱要推翻政府。圍繞石油的“自殺式”較量，反映出北、南兩個蘇丹之間世代宿怨，互不相讓的嚴重對立和深刻分歧，及其背後復雜的地緣政治因素。

南北分離前的蘇丹，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在綿延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非洲黑人文明，北方埃及文明，小亞細亞的古代基督教文明，以及西方現代文明，在此交融碰撞，留下各自痕跡。蘇丹人有納貢稱臣時的卑微，有為王稱帝時的輝煌，有遭受殖民統治的屈辱，也有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焚燒過中國的圓明園、鎮壓過太平天國的戈登，就是在任蘇丹總督時，被馬赫迪起義軍殺死的。2007年5月，我首次進入蘇丹總統府(當年的總督府)時，發現墻上還高懸著一塊牌子，上書“英國人戈登被擊斃於此”。

蘇丹原有三大基本人群——尼格羅人、含米特人和阿拉伯人，19個種族群，597個部落群。黑種人占52%，阿拉伯人占39%，貝賈人占6%，蘇丹北方多為阿拉伯人，信奉伊斯蘭教。南方多為黑種人，信奉伊斯蘭教(18%)、基督教(17%)、拜物教和其他宗教(65%)。蘇丹在分裂前有250萬平方公裏面積，4000多萬人口，其中南方65萬平方公裏和1000多萬人口。南方人在種族、文化、宗教上具有非洲本土屬性，仍保持著部族社會結構，同北方有較大差別。由於北方人長期占統治地位，埃及統治蘇丹時組織北方阿拉伯人對南方黑人進行獵奴戰爭;英埃共管蘇丹時，又將南北劃成兩個實體分而治之，造成北南之間的世仇和疏離。北南之間發生兩次內戰，第一次歷時17年(1955-1972)，第二次歷時22年(1983-2005)，造成250萬人喪生，400多萬人流離失所。2005年1月9日，在東非政府間發展組織(伊加特)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撮合下，雙方最終簽署《全面和平協議》(CPA),內戰正式結束。

根據《全面和平協議》，北南雙方組成過渡政府，共享石油資源，規定2011年1月9日在南方舉行全民公投，決定獨立或留在統一的蘇丹。但《全面和平協議》並未解決雙方原有分歧，作為妥協，部分邊界問題，雙方公民地位、財富共享和債務分擔等，都留待6年過渡期雙方繼續談判。但《全面和平協議》的執行並不順利，決定阿布耶伊歸屬的公投流產;青尼羅河州和南科爾多凡州的“公民磋商”也未能開展，解除兩地聯合部隊中原蘇丹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的行動導致努巴山區的戰爭還在繼續;債務的分擔和雙方公民的地位都未確定。但是，有一件大事是實現了，那就是南方的獨立。 北方在公投問題上做出了重大讓步，放棄了原來堅持只有絕對多數投贊成票才允許南方獨立的要求，同意只要50%+1票贊成獨立，公投結果就有效。2011年1月公投平穩舉行，巴希爾總統實踐諾言，最先宣布承認公投結果，並於7月9日南蘇丹正式宣布獨立建國時前往祝賀。

蘇丹深知某些大國和地區力量分裂這個國家的圖謀。我2007年5月以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特代”身份首訪喀土穆時，有政要就提及西方某學者撰文，公開談論蘇丹可能“一分為五”，即南部蘇丹、西部達爾富爾、東部(東部陣線)、北部蘇丹(圖拉比人民黨勢力)和中部喀土穆地區。蘇丹在作出南方的獨立已不可避免的判斷後，采取同國際社會合作的態度，在南方問題上表現出誠意和靈活，並同美方進行談判。美作出如蘇丹讓南方實現獨立，就會將蘇丹從支恐國家名單中刪除，取消對蘇制裁和實現關系正常化的承諾。但當蘇丹基本實現諾言後，美方又提出解決達爾富爾和阿布耶伊問題的新附加條件，使蘇丹本來期待的“回報”泡湯，很感失望。

南方獨立後在同北方就懸而未決問題的談判進展不順，懷疑北方支持南蘇丹的反政府武裝，再加上受到西亞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鼓舞，看到蘇丹失去大部分石油收入後的困難日甚，暗中支持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陣線在南科爾多凡開辟新戰場，贊助達爾富爾地區三股叛軍(蘇丹解放運動瓦希德·努爾派、蘇丹解放運動米尼·米納維派和公正與平等運動)同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合流，組成蘇丹革命陣線，公開宣稱以推翻喀土穆政權為目標，南方還斷然停止石油生產和攻占、破壞占蘇丹一半石油產量的哈季利季油田。喀土穆懷疑南蘇丹的凡此種種行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破壞蘇丹的經濟，造成社會動蕩，搞垮北方政權。不少學者，包括西方學者，都認為這是十分危險的沖動。

蘇丹和南蘇丹：中國被“拽進泥潭”

這是2011年12月25日，《華盛頓郵報》刊載安德魯·希金斯文章的題目，原文直譯應是《石油利益把中國拖進蘇丹泥潭》。作者是這樣開頭的：“在南蘇丹首都尼羅河邊提供鱷魚肉和鴕鳥肉的一家餐廳裏，世界上最新——也是絕對赤貧的國家——的官員，正在舉辦餐會，招待來訪的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劉貴今。”他接著寫道：“南蘇丹於2011年7月脫離蘇丹。劉貴今對塵土飛揚的南蘇丹首都朱巴的訪問，恰好處於緊張時刻：蘇丹剛剛轟炸了一個難民營，武裝民兵在道路上埋設地雷，雙方部隊在有爭議的邊界地區發生沖突。”他筆鋒一轉：“然而，中國特使來到這裏，主要是談石油。”應該承認，希金斯沒有說錯，盡管說的不夠全面。

2011年12月，是我擔任非洲事務特別代表4年多的時間裏最後一次訪問蘇丹和南蘇丹，除了在兩個首都就南科爾多凡戰事及其造成的人道主義困境做雙方工作外，重點就石油問題進行勸和促談。石油和中國，這是在涉及蘇丹問題的媒體報道和評論中，出現最頻繁的一部分詞匯。我在2007年5月接觸蘇丹問題時，正值達爾富爾問題被外電炒得最熱的時刻。西方看中了中國對次年北京奧運會的超常重視，借達爾富爾問題大做文章，他們根據一條似是而非的邏輯，即中國幫助蘇丹搞出了石油，又從蘇丹購買大量石油，使蘇丹能以石油美元進口中國和其它國家的武器，在達爾富爾用來殺人。因此，中國要為達爾富爾的“大屠殺”負責。美歐一些利益集團和人權組織，給北京奧運會貼上“大屠殺奧運會”的標簽，動員群眾向本國政府施壓，上演抵制奧運會的鬧劇。

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使這些企圖借達爾富爾問題抹黑中國的人有些泄氣。但他們始終沒有放棄借石油問題拿中國說事的努力。

馬卡雷雷大學教授馬哈穆德·馬姆達尼(Mahmud Mamdani)在《救世主們和被拯救者》一書中，對達爾富爾問題的本質做了深刻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在美國現代外交史上，除了越南戰爭之外，達爾富爾問題是被媒體和壓力集團最高度地政治化，從而成功地改變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二個案例。

中國同蘇丹的正常石油合作，被西方政治化的扭曲程度，在中外經貿關系中，也屬首例。蘇丹石油項目是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實踐最早、效益最好的項目。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裏，幫助蘇丹建成了從勘探、開采到運輸、提煉、技術先進、規模配套的完整石油工業體系，也打破了西方石油公司在資源國長期來只采油不煉油的慣例。

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在蘇丹石油領域投資70多億美元，獲得年產1000萬噸的權益油。蘇丹從石油進口國變成出口國，成為非洲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蘇丹南北和平進程也從中受益。蘇丹問題著名專家艾利克斯·德·瓦爾 (Alex de Waal)認為，沒有蘇丹的石油，就不會有《全面和平協議》。然而，西方利益集團卻另有看法。因為油田最初是由美國某石油公司開發的。這家公司出於對不斷升級的暴力沖突的擔憂，撤出了蘇丹。華盛頓不久後(1997年)宣布蘇丹為支恐國家，並對蘇丹進行經濟制裁。中石油應蘇丹政府邀請，通過正常程序進入蘇丹後，又發現了更多油田和儲量，它和馬來西亞、印度公司一道，抱了個“金娃娃”。中石油得了大頭。西方利益集團心裏很不是滋味，於是遷怒於中國。

我2011年12月匆匆趕往朱巴和喀土穆時，雙方圍繞石油的爭吵已經到了不可開交的程度。北方威脅停止南方的石油通過北方管道運輸，裝有南方石油的油輪被扣在蘇丹港，港口的儲油罐即將發生“憋罐”或溢往大海。而南方則揚言要停止石油生產。爭執的核心是輸油的價格問題。

我在內羅畢轉機去朱巴時，在機場巧遇非盟蘇丹問題高級別小組(AUHIP)主席，南非前總統姆貝基的助手，他說姆再過個把小時就要離肯返回南非。我徑直趕往姆下榻的旅館，聽取他介紹調解南北石油爭端的情況及雙方的分歧癥結，並就如何做工作請他予以指點。姆說，為了打破僵局，他提出了一個為時5年的過渡期解決方案，即為了緩解蘇丹失去三分之二石油造成的經濟損失，使相互依存的蘇丹和南蘇丹經濟共同受益，蘇丹自己承擔三分之一的損失，南蘇丹提供三分之一的“援助”，國際社會負責另外三分之一的資金。南方已半年未足額支付輸油費用，需馬上拿出一筆錢(6億美元)給北方，以解其燃眉之急。但雙方在具體數額上仍未達成一致。姆主張我做雙方工作特別是南方的工作，因為他感到南方的態度更為僵硬。

我先到朱巴，會見了包括基爾總統、外交部長和石油礦業部長及新聞部長等政要。石油部長斯蒂芬·迪烏·達烏剛上任不久，人很年輕，脾氣挺大。當在座的中石油公司代表說話時，他一下就情緒失控。我以前見基爾時，感覺他彬彬有禮，態度平和。而他這次談話從頭到尾，幾乎都是對巴希爾的抱怨。南方有個基本邏輯，即“赤腳不怕穿鞋的”。他們“赤腳”慣了，幾十年內戰都苦過來啦，還有啥可怕的。他們說達不成協議就停止石油生產，反正油埋在地底下，什麽時候都是他們自己的。而北方“穿慣了鞋”，過慣了比他們好的日子，肯定扛不住。

我以直白的語言，向雙方提出，應該互諒互讓，盡最大努力，達成共贏的結果。不管發生什麽，南方不要停產，北方不要停運。停產停運，勢必造成雙輸，誰也得不到任何好處。但南、北各說各的理，誰也聽不進去。盡管我訪問前後，南方支付了一些欠款，北方放了南方幾艘船，但問題並未解決。2012年1月底，局勢進一步惡化，北方以南方長期欠費為由，強行扣留了南方一些油。南方以北方“盜油”為由，悍然停止了境內所有油井的生產。而要恢復正常生產，清洗輸油管道和設施，既要耗資又要費時。南方放著北方的管道不使用，卻在謀劃修建新管道，通過烏幹達、肯尼亞出海。在巨大資金投入、安全風險面前，尚無任何有實力的公司表現出真正的興趣。南北之間的矛盾還在發酵。

中國同50個非洲國家有外交關系，但很少有國家像蘇丹這樣，在經濟上同中國有如此緊密的關聯。除了其石油工業外，中國公司還參與了許多基礎設施項目，如水壩、發電、道路、橋梁等，其中不少是“石油——信貸——工程”一攬子項目，涉及數十億美元。這些都不是單純的公司行為，而是關乎國家的利益。當蘇丹遭受西方制裁，當達爾富爾問題被用來向中國施壓，當南北矛盾威脅中國的利益時，中國已經不可能超然局外，袖手旁觀，不可避免地會被卷入漩渦。中國的公司人員，也難免遭受連累。2004年3月在達爾富爾地區的2名打井工人，2008年10月在南科爾多凡作業的9名石油工人，以及2012年1月底在南科爾多凡修路的29名工人，都是被蘇丹少數族裔的反政府武裝團夥所綁架的。

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尋求穩定的能源、資源供應是再正當不過的事情。中國的資本也需要走出國門，對外輸出，這也是順理成章，無可厚非的。但是，穩定的國度，條件好的地方，幾乎被西方大公司瓜分或占領完畢。中國作為後來者，只能去一些戰亂、艱苦或“人權記錄”欠佳的國家。這不是中國偏愛蘇丹或哪個國家，更不是中國有意支持“獨裁政權”或破壞西方所謂推行“民主”的努力，而是別無選擇，不得已而為之。 不可否認，中國的海外利益正在逐步擴展。但一個現實的難題擺在我們面前，那就是如何在這些高風險地區有效地保護自己的利益?我們做好準備了嗎?

在世紀之交，中非合作論壇創辦之初，當中國和整個非洲大陸的貿易僅區區100多億美元，中國在非洲的直接投資尚未上億時，如果說非洲離我們很遙遠，對那裏發生的事，我們可以適當超脫的話，那麽，十幾年後，中國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貿易增長了十幾倍，投資翻了幾十番，非洲也成了中國的第二大能源供應地，如今發生在非洲的大事小情，比如利比亞大撤離，都同我國和我國的老百姓息息相關，非洲離我們已不再那麽遙遠。非洲的和平與安全，同中國的國家和人民利益攸關。

胡錦濤主席2002年7月19日在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的講話中，提出中國將發起“和平安全合作夥伴倡議”，主要內容是深化同非盟和非洲國家在非洲和平安全領域的合作，為非盟在非開展維和行動，常備軍建設等提供資金支持，增加為非盟培訓和平安全事務官員和維和人員數量。這是個與時俱進、意義重大的倡議。

與此同時，在7月20日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閉幕式上通過的《北京行動計劃(2013年至2015年)》中還寫入了一個條款，“贊賞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積極參與調解非洲熱點問題的努力，歡迎其繼續在非洲和平與安全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這反映了非洲國家的信任和期待。但顯然，這個中非和平與安全合作夥伴倡議，主要還是支持非洲國家和非盟發揮更大作用。我認為，中國尚未做好充分準備，在最近的數年間，以權威仲裁者或有力調解人的身份，介入非洲的內部沖突和熱點問題解決。我們還將長期面臨以下三方面的制約：一是政治上，如何處理堅持不幹涉內政基本原則同調解人角色的關系;二是心態上，如何養成一顆平常心，坦然面對可能調解失敗或因調解而招致的批評;三是資源上，如何培養、鍛煉勝任調解使命的人才，配以專業支助團隊和一手情報支持。

蘇丹的案例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今日中國外交在國際熱點面前的真實處境;又像一個圖表，羅列出我們的強項和弱點，試圖有為和現實無奈。遠的不說，僅就處理南方分離和同蘇丹北南關系而言，我們采取的一系列外交舉措，不可謂不具前瞻性和想象力。但外交手段並非是萬靈藥方，中國努力在蘇丹北、南之間保持平衡，避免選邊站，同兩邊都說得上話。但我們的影響不可高估，中國實際上無力左右或掌控蘇丹的局勢。蘇丹北、南雙方圍繞石油問題的攤牌是非理性和近乎“發瘋”的結果。中國公司的利益不幸受損，目前兩個蘇丹也都深受其害，正在品味苦果。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只有到兩敗俱傷，實在撐不下去的時候，理智才可能會占上風。最近從亞的斯亞貝巴傳出的消息是，巴希爾總統在他的套間裏會見了基爾總統，北方不再堅持先談安全問題，南方允諾幫助調解蘇丹革命陣線和北方的沖突，雙方願就石油和邊界問題認真對話。雖然人們難以期待他們在2012年8月2日非盟所設時限前解決所有問題，但畢竟是看到了一線希望。

如果說，中國外交當初在參與解決達爾富爾沖突問題上“該出手時就出手”，那麽今天在調解蘇丹和南蘇丹石油之爭中，理應出手更有力的組合拳，因為現在涉及的更多是“裏子”，即中國的實際利益。“裏子”應該比“面子”更重要。(作者曾任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特別代表、中國駐南非大使)（2013-01-09 國際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