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爾（1902——），英國哲學家。生於維也納。192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5年定居英國，後加入英國籍。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倫敦大學任教。1964年受封為爵士。他是批判理性主義的創始人。50年代後，他的研究重點轉向本體論，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著有《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科學發現的邏輯》等。

　　從生物學觀點或進化觀點看，可以把科學或科學進步看作是人類為了適應環境而採取的手段。 
　　科學發現總是革命的，創造性的。當然，即使遺傳水平也有一定的創造性：新的試探造成新的環境，產生新的環境壓力，從而對各級水平都帶來革命性的後果。但只有在科學水平下才有以下兩個新情況。最重要的是，科學理論可以用語言來表示，甚至可以發表。理論成了我們以外的客體，可以研究的對象。現在又成了可以批判的對象。這樣，採用一個理論如果不能使我們更好地適應於生存，我們就可以甩掉這種理論——通過對理論的批判，我們可讓理論代替我們死亡。 
　　問題很清楚，科學進步的客觀性和合理性，不能歸結為科學家的個人問題。偉大科學和大科學家，像大詩人一樣，常由非理性的直覺所激發。大數學家也這樣。彭加勒和哈達馬德已指出，一個數學證明也很可能是在一種顯然屬於美學靈感的指引下發現，在不知不覺之中試探出來，而不是理性思維指引的結果。 
　　我認為阻擋科學進步的最大障礙是社會的，可分為兩類：經濟和意識形態的。 
　　在經濟方面，貧窮往往是個障礙。但近年來愈來愈清楚，富裕也會成為障礙：鈔票太多的結果是思想太少。在這樣的逆境中雖然也有進步，但科學精神卻陷入危機。「大科學」可能毀掉偉大科學，刊物激增可能扼殺思想：寶貴的思想反而被這種洪水淹沒了。 
　　在意識形態障礙中人們看得最多的，是意識形態的偏執或宗教偏執，一般都帶有武斷而缺乏想像。歷史事例不勝枚舉。值得注意的倒是：即使壓制也能引起進步。布魯諾殉難和伽利略受審對科學進步所作的貢獻，歸根到底可能還大於宗教法庭對科學進步的反對。 
　　新思想被忽視的事例很多，如達爾文以前的進化論、孟德爾學說。可以找到大批阻擋進步的障礙。 
　　亞默還講過一個更驚人的例子，即1913年對愛因斯坦光子理論的否定。這理論最早發表於1905年，1921年愛因斯坦為此獲得諾貝爾獎金。在推薦愛因斯坦為普魯士科學院成員的申請書中，也寫了否定光子理論這一段。這個文件是由馬克斯·普朗克、沃澤爾·奈恩斯特和其他兩個著名物理學家共同簽署的。文件對愛因斯坦讚揚備至，但要求不要因他的失足（他們顯然深信光子理論也是其中的一次）而反對他。這種過於自信的態度，同一年中居然還經受了密立根進行的一次嚴格的實驗鑒定，真是令人好笑；但我們理當把它看作是科學史中一個重要的插曲，說明最大的專家們有時也會通過最富於自由思想的鑒別而攜手作出武斷的否定，這些人做夢也沒有想去隱瞞他們所相信的東西錯了。對愛因斯坦的「失足」表示遺憾的話，真是再有趣、再有啟發不過了。申請書是這樣寫的：「他有時也會想得太遠，例如他的光量子假說，但是不應當把這一點看得太重。要引進一點真正的新思想，即使是引進到最精密的自然科學中去有時誰也不能不冒一點風險。」說得很好，但沒有說出事情的真相。人總是要冒犯錯誤的風險，但也要冒受到誤解或錯判等不那麼重要的風險。 
　　專橫武斷是阻擋進步的一大障礙。我們不但應當通過討論使別的理論也能生存，還應當有計劃地尋求新的理論；什麼時候占統治的理論過分排斥一切，我們什麼時候就應當感到憂慮。如果這種理論達到了一家壟斷的地步，對科學進步的危害就更嚴重了。 
　　還有一個更大的危險：一種理論，甚至一種科學理論，也會變成一種時髦思想，一種宗教的替身，一種僵化的意識形態。這就是我的講演第二部分的中心：科學革命同意識形態革命的區別。 
　　在一個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在內）很容易陷入意識形態或時髦思想的時代裡，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可能完全是由於宗教的衰落，由於我們這個無父社會未得到滿足的不自覺的宗教需要。除了各種極權主義以外，我平生目睹了許許多多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公開聲明的非宗教運動。 
　　第一個例子是哥白尼革命和達爾文革命，這兩場科學革命都引起了意識形態革命。它們雙雙改變了人類對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認識，就這點而言，這是意識形態革命。就它們各自推翻了一種占統治的科學理論而言，又顯然是科學革命。 
　　哥白尼革命和達爾文理論之所以發生那麼大的意識形態影響，看來都是因為同宗教教義發生了衝突。這對我們的思想文化史意義重大，同時又反射到科學史中。但是哥白尼和達爾文同宗教發生衝突這個社會歷史事實，卻同這種科學理論本身的理性價值毫無關係。在邏輯上，也同理論所激起的科學革命毫不相干。因此把科學革命同意識形態革命加以區別就很重要了。 
　　我還要舉例說明，有些重大科學革命並沒有引起任何意識形態革命。 
　　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的革命，從科學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樣偉大，也許更偉大。它改變了牛頓的中心信條，它鼓舞了一代物理學家，卻沒有引起一場意識形態革命來。湯姆遜發現電子（及其理論）也是一場大革命。推翻古老的原子可分性理論所形成的一場革命，足以同哥白尼的成就相媲美。當湯姆遜宣佈這個發現時，許多物理學家都以為他是在開玩笑。這個成就把2400年以來一直在爭奪統治地位的兩種敵對的物質理論，即原子不可分理論和物質連續性理論，一古腦兒都推翻了。要估計這個突破的革命意義，你只要記住，正是它把結構和電引進了原子、從而也引進了物質構成之中，這就夠了。後來到1925年、1926年，海森堡、德布羅意、薛定諤以及狄拉克的量子力學，基本上也是湯姆遜電子理論的量子化。而湯姆遜的科學革命也沒有產生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導致一場意識形態革命。 
　　還有許多重大科學革命都沒有觸發意識形態革命，像孟德爾革命。還有X射線、放射性同位素的發現以及超導的發現。這些都沒有引起相應的意識形態革命。克裡克和沃森的革命性發現，我也看不出引起什麼意識形態革命來。 
　　最有意思的還是愛因斯坦革命。我是指愛因斯坦的科學革命，但它在知識分子中間產生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卻足以同哥白尼革命或者達爾文革命相媲美。 
　　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中的革命性發現，一個是狹義相對論，它推翻了牛頓動力學，用洛侖茲不變性代替了伽利略不變性。這一次革命可滿足我們的合理性準則：舊理論可解釋為在低於光速的情況下仍然近似正確。 
　　但科學革命不管多麼徹底，都必須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真正同傳統決裂，正是這樣，科學革命是理性的。當然我不是說，這就意味著，凡進行這個革命的偉大科學家就應當是完全理性的人。恰恰相反，儘管我在論證科學革命的合理性，我卻猜想，假如真正的科學家成了「不偏不倚」意義上的那種「客觀的和理性的」人，那麼我們將發現，科學的革命性就真會被一種針插不進的障礙擋住了去路。 （紀樹立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