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遠古檔案館：第五章·埃及古文之謎

商博良12歲時閱讀原文《舊約》以後寫了一篇文章，提出只有共和國才是合理的國家形式的論點。那時的社會思潮正在為一個開明的新世紀鋪平道路，同時給法國革命準備了力量；在這樣的思潮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商博良，對於新興的專制制度是反感的。隨著頻繁的調令，專制統治在無形地發展，到拿破侖稱帝就公開化了。商博良和哥哥不同，他沒有拜伏在拿破侖的旗幟之下。

商博良成為埃及考古學家以後，懷著要求自由的強烈願望，高舉義旗參加了進攻格蘭諾勃爾的戰鬥。他從城樓上扯下百合旗，豎上了三色旗。此後拿破侖的軍隊橫掃歐洲，三色旗便在軍前飄揚了15年。

商博良再次回到格蘭諾勃爾，1809年7月10日受聘為大學歷史教授。那一年他才19歲，聽他講課的青年們有不少在兩年前還是他在公學裡的同窗學友。可以理解，他這樣是容易樹敵的。果然，不久他就遭到某些比他年長的教授的合夥暗算，這些人的學識不及商博良，又都受過他無意的侮辱。

　　何況這位年輕的歷史教授的思想又是那樣古怪！他公開提出，歷史研究的最高理想是尋求真理，而他對真理的概念非常獨特，即他要尋求絕對真理，而決不是波拿巴王朝或者波旁王朝的統治者所規定的真理。為了達到這個理想，他就要求學術自由，而這時正當是學術界受到各種政治禁令重重限制的時候。他認為歷史學家對於權貴應該置之不理。革命初期狂熱的群眾在屋頂上喊出的自由的口號，現在已經不斷地遭到踐踏，他卻要求把它們維護下去。

　　這樣的政治主張當然使商博良同時下的一批祿蠹之間發生矛盾。儘管不時遭受挫折，但他的信念決不動搖。每逢這樣的時刻，他就要向哥哥提到一種想法，這種思想可能是來自伏爾泰《康迪德》，但作為東方學者的商博良感到東方的一本宗教典籍中的表達方式更為合意：「開墾你們的田地吧！曾德—阿新斯塔說過：開墾6英畝荒地，強似打24次勝仗。我的意見也是這樣。」這時商博良被學院內部的勾心鬥角搞得狼狽不堪，情緒頹喪，教授們勾結在一起把商博良的薪金搞掉了四分之一。他寫道：「我的命運是定下來了。我一定要窮得像古希臘哲學家第歐根尼，要設法買一個大桶棲身，再弄一塊麻袋披在身上，這樣我才或許有希望靠著雅典人的施捨過活。」

　　他寫過一些諷刺拿破侖的文章。但在拿破侖倒台以後，在1814年4月19日聯軍開人格蘭諾勃爾以後，商博良並不相信會有嚴明的法製出來代替波拿巴王朝的暴政，並且認為就是將來這種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商博良雖然非常關心政治和科學的自由，但他在研究古埃及方面的熱情決不稍減。各種問題在分散他的精力，有的是些無關緊要的事，但他還是不斷地做出驚人的成績。他編了一本科普特語詞典供自己查閱，同時還寫了一些劇本在格蘭諾勃爾的幾家抄龍演出，其中一部寫的是伊英琴尼亞的故事。按照12世紀作家彼得·阿伯拉開創的法國傳統，商博良還常寫一些政治歌謠，每寫出一首便立刻被群眾在街頭傳誦。與此同時，他在繼續進行自己的主要工作，即不斷深入地探索埃及的奧秘。不管大街上不時傳來「皇帝萬歲！」「國王萬歲！」的口號聲，他的頭腦始終沒有離開這項首要的任務。他寫了無數篇散文，又為作者制訂寫作提綱，許多人在創作上找他請教，他是來者不拒的，這些才具乎庸的學生佔去他很多精力。這些繁重的負擔慢慢地使他心力交瘁。他在1816年12月寫過這樣的話：「那本科普特語詞典一天天厚起來，詞典的作者卻一天天瘦下去。」當他看到詞典已經編到1069頁而主要工作尚未完成，便喟然長歎了。

　　隨後就是百日復辟，歐洲再一次遭受拿破侖的統治。片刻之間，被迫害者變成了迫害者。統治者變成了被統治者，昌花一現的國王變成了一個難民。商博良激動得什麼也於不下去了。「拿破侖要回來了！」人人都在這樣說。巴黎各報的態度是寡廉鮮恥，朝秦暮楚。這些報紙上的新聞標題是謊言的典型，它們反映了這種變色龍的性格。一開始，新聞標題有一條是「妖怪出籠了」，繼而發展成為「狼妖在堪斯登陸」、「暴君現在里昂」、「篡逆距首都六十小時行程」、「被拿巴全速逼近」、「拿破侖明天將來到巴黎城內」，最後卻變成「皇帝陛下駕臨楓丹白露」。

　　3月7日，拿破侖率軍進人格蘭諾勃爾。他一馬當先，用鼻煙盒敲了敲城門，火炬的光亮在他的臉上閃耀著。拿破侖完全懂得自己在這一歷史性的場面裡扮演了一個戲劇性的角色，他特地面對城頭的大炮，單人獨騎站立了片刻，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霎。城頭上的炮手們亂跑著。接著「拿破侖萬歲」的喊聲大作，「進城時還是冒險家，出城時卻已經是皇帝」。格蘭諾勃爾是道芬尼省的首府，也是拿破侖反攻時勝利進軍途中的必爭之地。

　　■兩位埃及征服者的會面

　　商博良的哥哥菲濟克早就公開表示擁護拿破侖，這時他更是特別積極了。當拿破侖要找一位精幹的私人秘書時，市長便把菲濟克帶來，又特地把他的姓改了幾個字母，變成了「商破侖」。皇帝高興地說：「這真是吉兆！他的姓竟有一半和我的名字相同！」皇帝召見菲濟克時，商博良也在場。拿破侖問起這位年輕的教授做些什麼，得知他在編寫科普特語詞典和語法書。商博良本人倒還冷靜，皇帝卻對這位還有幾分稚氣的學者大為賞識，同他談了很久，並以皇帝的口吻向他保證，將來把他的科普特語的著作在巴黎出版。拿破侖意猶未足，次日特地到大學圖書館去看望商博良，同這位年輕的教授再次談起他在語言方面的研究工作。

　　這是埃及的兩位征服者的會見。一位把尼羅河的故鄉納入自己征服全球的計劃之內，並且打算建設一套龐大的灌溉系統來恢復埃及的經濟；另一位雖然從未踏上埃及的土地，但是早已用心靈的目光把埃及的古代遺跡觀察了一千次，並且有一天將會憑著自己的學識讓這些古跡起死回生。自從見到商博良以後，拿破侖那帝王的想像力得到極大的啟發，因此他當場宣佈：從此把科普特語定為埃及的正式語言。

　　但是拿破侖來日苦短，突然復辟，接著卻又突然垮臺了。他被流放到厄爾巴島，後來葬在聖赫勒拿島。

　　波旁王族又回到巴黎。他們的實力不足，因之也做不出多麼強烈的報復行動，然而判幾百人死刑顯然還是必要的。按照當時的說法，「懲處的命令接連不斷，像聖經中古猶太人得到的大賜食物嗎哪降臨到猶太人的頭上一樣。」菲濟克曾隨拿破侖進入巴黎，完全暴露了自己，屬於必懲之列。懲治菲濟克的政治材料把他和弟弟商博良等同看待，這是錯誤的；然而因為有一批人出於對他的嫉妒而暗中活動，竟維持原議不予更改。更糟的是在百日復辟的末期，商博良錯誤地為創建特爾斐同盟出了力，這個組織的宗旨是爭取各種自由權。這時特爾裴同盟已經成為有重大嫌疑的團體。商博良之所以會犯這樣嚴重的策略上的錯誤，是因為要極力設法籌集一千法郎，用來購買一張古埃及的紙草，然而這在當時也是辦不到的。

　　保皇黨進攻格蘭諾勃爾時，商博良在城牆上協助守軍進行抵抗，完全沒有看出哪一邊會帶來更大的自由。結果如何呢？當拉杜爾將軍下令轟擊格蘭諾勃爾，從而危及商博良那些珍貴的手稿時，這年輕人就把政治和戰爭統統拋在腦後，奔下城牆，一直衝上圖書館的三樓。他在那裡直到炮擊停止。提水灑沙撲滅火焰，一個人在大樓裡冒著生命危險，保全他的古埃及紙草。

　　商博良因犯有叛變行為被大學停職，在這以後他才終於著手破譯那些象形文字。停職期一年半，停職期滿後，他又在巴黎和格蘭諾勃爾不知疲倦地工作。不久，政府又準備把叛國罪加在他的頭上，他就在1821年7月逃離了格蘭諾勃爾，這是他走過了從學生到教授的歷程的地方。一年以後他出版了《關於象形文字字母發音問題致達西耶先生的一封信》，這是一篇專題文章，文章概述了一種成功的破譯方法的要點。出版以後，許多致力解決埃及金字塔和寺廟之謎的人們紛紛加以評論。

　　■圭臬之錯

　　古代作家有幾個人提到過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紀，就出現了關於象形文字的各種解釋。希羅多德、斯特拉被和狄奧多魯斯都到過埃及，他們認為象形文字是一種無法理解的以固示意的文字。公元前4世紀時，荷拉波隆對埃及文字作了詳細的說明(亞歷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關於埃及文字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見往往被後人奉為圭桌，因為捨此尚無足以作為根據的材料，而荷拉被隆認為象形文字是以圖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紀以來，人們主要著力於探索這些圖形的象徵性的含義。在這樣的傳統影響之下，許多人就不顧科學地任意亂猜，而立意治學的人則束手無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譯出以後，人們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錯特錯了。埃及文字的發展，實際上早已超過原來的象徵符號，例如用三條曲線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輪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這種以形示意的解釋方法用來解釋以後發展起來的文字，結果造成嚴重的甚至荒謬的錯誤。

　　耶酥會會士阿薩納西奧斯·凱切爾以發明幻燈著稱，他在1650年至1654年期間在羅馬發表了一部書共四冊，書中有幾篇象形文字的所謂「譯文」；對照原文，沒有一篇不謬以千里。例如有一組符號代表「獨裁者」，這原是羅馬皇帝的一種尊號，凱切爾卻解釋為「奧賽裡斯是一切植物和果實的創造者；神聖的莫夫塔從上天把這種創造力引進自己的王國。」儘管謬誤百出，但凱切爾卻在認識科普特語的重要性上成為商博良等人的先驅。科普特語是埃及語的最新形式，有些學者卻不承認研究科普特語的重要性。

　　過了100年，德貴格內斯在巴黎文字科學院發表演講時，根據比較象形文字學提出一種理論，認為中國人是埃及移民的後裔。然而大凡提出這類錯誤理論的人總在某一點上是正確的；例如德貴格內斯就正確地讀出埃及國王「曼內斯」的名字，而有一個反對他的人卻讀做「曼努夫」。當時最尖刻的評論家伏爾泰因此對某些詞源學者痛加抨擊，說他們「既看不起元音，又不重視輔音。」同一時期，英國卻有人把上述的理論顛倒過來，竟然說埃及人的祖先來自中國！

　　人們也許會想，隨著羅賽塔碑的出現，這些不著邊際的亂猜應該銷聲匿跡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正因為問題顯然可以解決，所以毫無專業知識的人都要涉足其間。德累斯頓有一位匿名作者，把羅賽塔碑上的殘損的象形文字對照的希臘文全文讀出來了。一位名叫阿哈麥德·伊本·阿布貝克爾的阿拉伯人「揭示」了一段文字，接著，東方學者哈默·波格斯韜爾竟不辭辛苦把這篇東西翻譯出來，而這位學者是一向嚴肅認真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巴黎人聲稱，他在丹德拉的一座廟宇裡的銘文上識別出第一百首《讚美詩》，日內瓦出現了一篇所謂「潘菲力尖碑」上的銘文的譯文，據說內容是關於「公元前4000年時善戰勝惡的一篇報告」。

　　這時有人已經發展到異想天開的地步。帕林伯爵表現了豐富的想像力，同時又非常狂妄而又愚昧，他竟然聲稱自己把羅賽塔碑的內容一眼識破。依靠荷拉波隆和畢達哥拉斯的學說和希伯來神秘哲學，這位伯爵只用了一個通宵就大功告成。過了8天他就發表了自己的譯文，他說自己憑著速戰速決，「避免了由於思慮過多而必然造成的全盤失誤。」

　　■不同的方法

　　儘管周圍一片嘈雜，商博良卻毫不理會，只是耐心地在那裡把材料進行排列、比較和試驗，慢慢地前進著。這時他讀到唐多·德·聖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學究派的小冊子，裡面說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種裝飾花紋。商博良不為所動。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議論荷拉波隆的信中寫道：「這本書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釋的不是我們稱為象形文字的東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號，即埃及人用的各種象徵圖案。我的意見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據來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說的象徵符號，如蛇咬天鵝、特定姿態的鷹、天雨、無頭人、鴿子和桂樹葉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沒有象徵內容的。」

　　於是在這些年代裡，象形文字就成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鳩魯主義的集中目標。人們認為希伯來神秘主義、星占學和靈知學的種種理論統統來自象形文字，如同農業、貿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種理論來自實際生活一樣，象形文字中出現了聖經裡的話，還找到了洪水文學，甚至於迎勒底語、希伯來語和漢語的段落也不在話下。商博良寫道：「看來好像埃及人完全沒有用自己的語言表達的東西。」

　　所有這些解釋象形文字的做法，無不或多或少來自荷拉被隆。真正破譯的方法只有一種，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馳的，商博良走的就是這條道路。

　　學術上的偉大發現很少是按照準確預定的時間做出來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問題上長期鍛煉自己的頭腦過程中得出的無數成果的總和，是自覺的東西和不自覺的東西、有意的觀察和無意的冥想的交叉點。靈機一動、一蹴而就的現象是非常罕見的。

　　有些偉大的發現，假如從它們的歷史背景加以剖析，就會顯得黯然失色。在懂得與它們有關的原理以後再來回顧，許多失誤就會顯得荒謬，許多錯誤觀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結果，而許多問題就顯得很簡單。今天很難想像，商博良要具備多大的勇氣才敢離開荷拉波隆的傳統而另起爐灶。必須記得，無論專業研究工作者還是當時的知識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規範，有兩條重要的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為古代權威，這和中世紀的思想家們尊崇亞里土多德、後世的神學家們尊崇古代教會的神父的性質很相似。其次，雖然有人私下也許對荷拉波隆有所懷疑，但對於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雄象徵符號或簡化的圖形以外，他們實在找不出別的對待方法。不幸的是從表面看來，象形文字的樣子很令人相信這種說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現在的人更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條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裡，象形文字不過是無數的圖形，而荷拉被隆正是這樣說的。

　　然而商博良卻發現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準確一些，照他自己一開始的說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順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商博良發現這一事實的確切日期已不可考，但應該說，從發現這一點後，他就明確地捨棄荷拉波隆的學說。並且找到了破譯象形文字的正確途徑。但這種經過多年辛勤勞動的收穫能說是靈感的啟發嗎？能說這是瞬間的偶然現象帶來的幸運嗎？實際上，商博良一開始想到把象形文字當成拼音字母的時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這個想法；當時他還把帶角毒蛇的圖形當成f字母，並且錯誤地認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結構。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還有斯堪的納維亞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國人德薩西以及著名的英國學者托馬斯·揚。他們都看出羅賽塔碑上的這些古埃及世俗體的銘文是一種「宇母拼成的文字」，這樣就解決了問題的一部分，然而至此他們就一步也不能向前邁進了，有的就此罷休，有的向後倒退了，德薩西公開承認自己已經完全失敗，他說這些象形文字「像諾亞的方舟一樣，仍然是不可捉摸的東西。」

　　托馬斯·揚由於採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譯羅賽塔碑上的古埃及世俗文體的銘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績，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張；他譯「托勒密」這個詞的象形文字時，竟把這些宇隨意地分為字母、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三類。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兩種不同的方法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一種方法以自然主義者托馬斯·楊為代表。他有才華，這是不容置疑的，但對於語言學卻不甚了了。他採用了按圖求解的方法，把文字進行比較研究，並且巧妙地增補了一些東西。儘管他具體譯出的象形文字寥寥無幾，而且完全不懂它們在拼音方面的意義，但是商博良後來證實，在揚譯出的221組文字中，有76個是正確的，這就表明揚具有非凡的直覺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幾種古語，由於他懂得科普特語，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語的實質方面遠較托馬斯·楊高出一籌。楊不過猜中了少數單宇或字母的含義，而商博良看出了語言本身的內在體系。他不是零碎地譯出幾個字，而是把古埃及的語言變得讀得出、學得會了，在找到基本原則以後，他立刻看出，破譯工作一定要從若干國王的名字人手；但這已經是他醞釀已久的想法。

　　何以必須從國王的名字人手呢？上面講過，羅賽塔碑上的銘文是三種文字表達的一篇通告，內容講的是教會授給托勒密·埃群法尼斯王以神聖的榮譽。其中的希臘文是可以直接閱讀的，它把這個意思講得很清楚；部分像形文字當中有一個橢圓圈：裡面刻著幾個符號，後來人們認為這是一種裝飾。

　　可以看出，在通篇銘文裡只有這種裝飾是用來表示加重語氣的，可以有理由認為裡面的符號是用埃及文寫出的國王的名字，因為只有國王的名字應該是大書特書的。也可以設想，任何具有一般學識的人都可以從中找到幾個組成「托勒密」這個宇的字母(古體字母)，從而辨認出哪些是代表這八個字母的象形符號。

　　■打開埃及古文化的門鎖

　　任何偉大的發現事後看來都似乎是簡單的。1400年來，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傳統觀念搞得煙霧瀰漫；因之商博良的另辟溪徑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湊巧：商博良的這個理論在排力方尖碑上的銘文中得到了證實。這塊碑由考古學家班克斯於1821年運到英國，碑上同樣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臘文，等於第二塊羅賽塔碑。同樣地，文中也有刻著托勒密這個名字的裝飾紋樣；另外還有一組象形符號，經過同希臘銘文對照，確定為埃及文的「克婁巴特拉」。商博良把這幾組符號上下排列寫下來，如下圖所示。

　　可以明顯看出，代表「克婁巴特拉」一詞的第二、第四和第五個符號，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個符號相符，這樣就找到了破譯象形文字的鑰匙，而這也就是打開埃及古文化的一切門鎖的鑰匙。

　　現代人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種非常複雜的、變化無窮的文字體系。現代的學生學習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這卻是當年商博良在獨具創見的基礎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儘管商博良在理解像形文字方面成績卓著，但在當時，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難重重的，這是因為3000年來，象形文字出現了許多變體。現代的人們已經十分瞭解這些變體，懂得「古體」埃及文有別於「新體」，而「新體」又不同於「現代體」，但在商博良之前誰也不知道這些變化；即便有的學者有所發見，從而譯出了一個字，下一個宇卻又束手無策了。今天沒有專門學識的人都懂得，中世紀的文字第一個裝飾性的字母只不過是個字母，決沒有更多的含義，但中世紀的文字是同現代文化屬於同一範疇的，在時間上的差距不足1000年，而最初的象形文字，卻是一套不斷發展的文字，它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文化的3000年前的產物。

今天已經不難區分哪些是形聲詞，哪些是示意詞和限定詞，而這是理解像形文字的第一步。今天我們看到有的詞從右向左讀，有的從左向右讀，有的又從上向下讀時，已經不以為怪了。意大利的羅塞裡尼、荷蘭的利曼斯、法國的德·路捷、德國的萊普西亞斯和布魯格施等學者都陸續有所發現。運到歐洲的古紙草文獻數以萬計，後來的專家們已經能夠順利地閱讀那些來自陵墓、碑石和寺廟的長篇累牘的銘文了。商博良死後(1836—1841年)，他的《埃及語法》在巴黎出版，接著先後出版了後人編纂的第一部埃文詞典和《註釋》、《碑文》等書。這些加上繼續研究的成果，使得後來的埃及學家們不僅能讀，而且能寫埃及古文了。希德納姆的水晶宮有一座埃及廳，裡面就用象形文字鐫刻著維多利亞女王和她的丈夫阿爾弗萊德親王的名字。柏林埃及博物館的庭院的獻詞也是用埃及古文寫的。萊普西亞斯在埃及吉薩的一座金字塔上豎了一塊碑，用古文在上面寫了他的那次遠征的贊助者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名字。

　　埋頭書齋的學者往往弄不到第一手資料來證實自己的理論。有的地方神遊數十年之久，卻沒有機會親自去看一看。

　　商博良在理論上成就非凡，卻沒有實地發掘過古文物。然而他到底還親自到了埃及，使自己的書齋理論得到了現實的驗證。商博良從青年時代就研究古埃及的歷史和地形，多年來，儘管資料缺乏，他仍考證了許多古雕像和銘文的製作時間和地點，每當這時他的腦中就出現一串串的逼想。商博良來到埃及，就像一位動物學家用骨路和化石復原了恐龍的身軀以後，又突然回到自理紀站在活恐龍的面前。

　　■勝利的進軍

　　商博良率領遠征隊從1828年7月到1829年12月遊歷埃及，這是一次勝利的進軍。這時除法國官方以外，埃及的人們都早巳忘記商博良還有過「叛國」的罪名。當地居民成群地跑來看望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商博良受到埃及人的熱情歡迎，使遠征隊大受感動，他們為格裡戈省省長穆罕默德·貝依唱起馬賽曲和《彼第奇的獵捨》中的自由之歌。但這些法國人在興高采烈之餘也做了一些實際工作：商博良接二連三地有所發現，他的許多想法到處得到證實。對於曼菲斯的古建築遺跡，他一看就能識別它們的建造時代。他在裡特·拉伊納發現兩座寺廟和一處古墓，在薩卡拉發現古代王族的姓氏昂諾斯時，他立即斷定這是最早期的埃及王族。幾年以後馬利耶特(法國埃及學家，1821年—1881年)在薩卡拉考古得到重大的收穫。

　　在這6年以前，商博良提出一種設想，為此遭到整個埃及委員會的嘲笑，這種設想現在證明是對的，這使商搏良非常高興：在遠征隊的船隻停泊的丹德拉口岸上，有一座經過歷代帝王修建的廟宇。中古王國的第十二王朝修過丹德拉寺，托特米斯三世、新王國的雄主拉美西斯和他的繼承者也派人修過，另外還有托勒密王朝和後來的羅馬征服者奧古斯都和內耳瓦，最後是多米蒂安和圖拉揚修建了寺門和圍牆。

　　l799年5月25日，拿破侖的軍隊經過艱苦的行軍抵達丹德拉，看到這片雄偉的遺跡時，全軍都為之驚奇不已。德賽將軍率領全師追擊瑪穆魯克，在這裡竟暫時停止行進，以便觀賞古帝王留下的這些豪華的建築。商博良在事先早已通過文獻、圖片和鐫刻的複製品而對這個古跡瞭解得十分詳盡，現在他終於身臨其境了。那是一個滿月當空的、晴朗的、埃及的夜晚。

　　遠征隊的15名隊員央求隊長批准他們上岸。商博良見阻攔不住，便率領大家徑入寺內，「當時假如埃及人看到我們，」他寫道，「會把我們當成貝都因人，而歐洲人可能以為我們是一群武裝的卡爾特會僧侶。」

　　參加這次遊覽的羅特後來異常激動地追述當時的經歷：「我們慌慌張張地跑過一處椰林，那簡直是月光之下的神仙境界！接著是一片深草、荊棘和灌木叢。回去嗎？不行，我們不願回去。向前走嗎？完全不認識路，我們高聲呼喊，只引來遠處幾聲狗吠。然後我們看到一個瘦弱構干的農人睡在樹下，身邊有一根木棒，身上被著幾塊黑色的破布，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商博良把他叫做「會走的木乃伊」。「他看到我們就站起來，嚇得要死，以為一定是活不成了……又走了足足兩個小時，那寺院終於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在柔和的月光下，真是一幅令人陶醉的畫面……到達之前，我們在路上還唱了幾支歌以緩和一下焦躁的情緒，然而現在已經站在寺門前，它彌浴在一片聖潔的月光裡，那景色真是令人心蕩神怡！粗大的圓柱支撐著大廳，下面是一片寂靜的、夢幻般神秘的境界，外面卻是耀眼的月光，真是奇特而又絕妙的對比！」

　　「我們用枯草在寺裡點起簧火，火光又一次帶給我們一陣歡悅，我們如醉如狂，沒有一人不喜出望外的……這是一幅神奇的畫面，它充滿著夢幻的色彩，然而卻是丹德拉的大廈之下的現實。」

　　商博良是怎樣報道這次遊歷的呢？別人叫他「師傅」，他的穩重的敘事口吻符合這個身份，然而人們可以從他那冷靜的措詞裡感到奔騰的激情。他寫道：「我不想描寫這座寺廟、特別是寺中的圓柱門廊給我們的印象如何深刻。建築物的大小是量得出的，但要想說明寺廟的整體是不可能的，它是華麗和雄偉的最完美的結合。我們興高采烈地在裡面看了兩個小時。我們請那貧苦農民作嚮導，走遍了寺中的殿堂，並且藉著月光看了外面的銘文。」

　　這是商博良見到的第一座保存完好的大規模的埃及寺廟。從他當晚和後來寫的筆記可以看出，他在古埃及的研究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事先在想像中和思想上為那天看到的景象做了充分的準備，因此在看到實物的時候沒有什麼使他感到意外。面前的一切無不證實他早已想過的東西。同行者有的很有學問，但卻沒有他的敏捷，他們都對商博良的學識感到驚異。遠征隊成員們大多數都把那些寺廟、大門、圓柱和銘文看作死的石雕，一些沒有生命的、紀念過去的東西，而在遠征隊長看來，這些都是一片活著的景象的組成部分。

　　商博良率領的全體人員都剃了發，戴著穆斯林的大頭巾，身穿繡金邊的上衣，足踏黃色皮靴。羅特說：「我們穿戴得整整齊齊，像煞有介事的樣子。」但商博良對於這套裝束並沒有這種半開玩笑的態度。多年來，他在格蘭諾勃爾和巴黎就被人稱為「埃及人」，他總是埃及裝束，好像從小就生活在這尼羅河的祖國，這一點他的朋友們是有目共睹的。

　　這次旅行埃及期間，商博良做了大量的解釋古跡和破譯古文的工作。他常常有所醒悟，新的見解總是層出不窮。他宣佈了比埃及委員會高出一籌的一項發現：這座寺廟並不是埃及委員會所說的艾茜斯廟，而是愛神海梭廟。它是不是像委員會所說的「極為古老」呢？寺中的建築實際上是托勒密王朝最後定型的，而且在這以後羅馬人又把它裝修過。儘管月光之下看來氣魄不凡，但商博良還是看出這座寺廟「固然不愧為建築上的傑作」，但雕刻的「風格卻是極不高明的」。他寫道：「但願委員會不要見怪：我認為丹德拉寺的浮雕非常惡劣。這是必然的，因為它們都是衰落時期的作品，當時雕刻藝術已經腐朽沒落，而建築作為數學的藝術是比較穩定的，因此這座寺廟的建築還不辱沒埃及的神，也值得後世的崇仰。」

　　3年後商博良逝世了，這是新興的埃及學的巨大損失。商博良死後，英國和德國的學者立刻對他的見解群起而攻之。他們把商博良破譯古文的方法盲目地斥為幻想的產物，完全不顧這種譯法的公認的成績。但商博良得到德國學者理查德·萊普西亞斯的大力支持。1866年，萊普西亞斯發現了堪諾普斯詔書，是用世俗體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臘文兩種文字寫成的。認真研究的結果全面證實了商博良的理論。1896年彼得·勒·培基·蘭諾夫爵士在倫敦皇家學會發表的演說中，對商博良作了應有的崇高評價，這時商博良已經死去64年了。

　　商博良解開了埃及古文之謎，長期的挖掘工作從此可以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