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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過廣州嗎？
這麽簡單的問題，卻很難回答。是的，我來過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為「工作」而來，譬如演講。有人到車站或機場迎接，有備好的車子護送，有既定的路線畫好。進入一個講堂，離開一個講堂；進入一個酒店，離開一個酒店；熱情的人們和你說話，然後回到車站或機場，離開了這個城市。
　　稍微多幾個小時，可能會被帶到重要的景點，身負「導遊」任務的朋友努力地將兩千年或兩百年的歷史在二十分鐘內講完，然後在彼此都覺得意猶未盡、萬分遺憾的時候，一面說「下次再來」一面趕往機場或車站。
　　為了求效率，車子永遠走在高架橋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國為了急切地與國際接軌，總是采取最劇烈的開刀方式，對準老城區一刀切下，開腸破肚。於是走在城市內的交通動脈上，望出車窗，看見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紅磚老樓，拆得殘垣斷壁的庭院，半截橫梁，幾根危柱，滿地狼籍，有如未清理過的帶血跡的手術現場，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決一樣，噴在墻頭。
　　有的城市，我會暗暗決定，再也不回來。有的，那二十分鐘的敘述留下幾個難忘的片段，記在心裏，還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駛過的手術現場，瞥見一點點「手術前」的滄桑的美貌：一條樹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態嫵媚的老樓，半邊隱約的飛檐塔影，一個長滿青苔水藻的斑駁碼頭。吉光片羽略過，但是心裏知道；我要回頭，要單獨地、專註地回頭來認識這個城市。
　　廣州，就在這個必須「回頭」的名單上。
　　
　　2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覺沈靜，是個「出走」的好天。對一個持臺灣護照的人而言，隨興「出走」不是那麽容易的事，因為隨便在地球儀上挑出一個城市來，多半需要辦簽證，這一個念頭，足以冷卻掉任何想「出走」的沖動。
　　拿好臺胞證，「出走」第一站是灣仔的中國旅行社，辦簽證。
　　第一次辦的時候，別人只需要等個十分鐘，我卻足足等了半個多小時。去問那坐在櫃臺裏的小姐怎麽回事，她斜斜地睨著我，似笑非笑地說，「那你當然要等啰，你不知道你是什麽人嗎？」她的坦白讓我吃了一驚。
　　每次來都要等得比別人長，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見我來，還說「請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樣子。坐下來，透過玻璃看著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靜；但是在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隱藏著一個深不可測的巨大空間，深得聽不見一點回音。
　　
　　3
　　
　　火車緩緩開動，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足夠溫習一下自己對廣州的零碎印象： 南越王趙陀在廣州建宮殿。蘇東坡在廣州欣賞寺廟。洪秀全在廣州拜上帝。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課。梁啟超在廣州寫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廣州起義。孫中山在廣州開會。蔣介石在廣州練軍。陳寅恪在廣州寫「柳如是別傳」。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郁達夫在廣州飲茶……
　　一番胡思亂想，火車快進東站，才開始翻開手邊的旅遊小冊：
　　光孝寺：唐儀鳳元年（676年），禪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開創佛教禪宗南宗之先河。
　　我嚇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風動幡動的哲學辯論，菩提樹下的剃度，竟是在廣州嗎？為何在歷次的廣州行中，無人提及？再看下一則：
　　華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534年），西竺高僧達摩乘舟至廣州，在此登岸，並建茅舍。
　　只有短短兩行字，卻重如千鈞，我心跳得厲害。曾經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風顛和尚畫的「達摩東渡圖」，也約略記得「祖堂集」（952年）裏敘述的梁武帝和達摩對話的機鋒：
　　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廊然無聖。帝曰：對聯者誰？師曰：不識。又問：朕自登九五已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師曰：無功德。…
　　菩提達摩與政治人物話不投機，北上黃河，面壁九年，然後有慧可的「斷臂立雪」的傳奇。「楞伽師資記」裏慧可的話曾經令我徹夜清醒，難以入睡：
　　吾本發心時，截一臂，從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覺雪過於膝，以求無上道。
　　原來達摩一葦渡江，禪宗初始之處，也在廣州，為何無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華林寺，我邊念著名字，邊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車， 踏進廣州，已是暮色沈沈。
　　
　　4
　　
　　早晨的珠江帶點霧意，好像那江水還沒醒過來。我放棄早餐，背起背包奔出愛群酒店。站在長堤大馬路斑馬線上，車輛不讓人，根本過不了街。轉身將背包裏的地圖取出，決定了路線：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築群，再回頭沿海珠路往北走。
　　過了馬路，將地圖放回背包，發現背包的拉鏈大大地打開，裏面是空的。我停下腳步，看看周邊的人，一個乞討的孩子，三個發廣告傳單的青年，藥店前倚著閑閑的店員，幾個過路的男女。這是一個城市的街景，看起來，什麽都沒發生。
　　我幾乎是踩著雲霧走回酒店的，心裏想的是：臺灣護照、臺胞證、香港出入境許可、香港身份證、臺灣身份證、德國出入境許可、德國和臺灣駕照、不同銀行的信用卡……都沒有了。而且，我身無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過無數國界和邊境的人，馬上知道這意味著什麽：我是一個失去了身份證明的人。
　　要是哪一個朋友在此刻出現，我一定抱頭痛哭給他看。
　　兩個基層警員倒是五分鐘之內就來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個警員卻花了九十分鐘的時間做筆錄。筆錄，其實只有那三百來個字，抄下我已經寫下的失竊項目。我以為他會立即「辦案」，譬如說，管區警員可能熟悉那一區的竊盜集團，會試圖聯系；譬如說，路口和酒店都裝了監視電視，馬上把出事時段的錄像帶調出來檢視；譬如說，詢問酒店的工作人員，追查線索……
　　九十分鐘過去了，我才發覺，警察唯一做的，是寫好筆錄，發給我一張報案失竊證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臨時臺胞證。其它的，都別想了。
　　上午十一點，到了出入境管理處。空空的大樓，這是星期六。一個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個電話機旁。窗子開著，冷風呼呼吹進來，他看起來凍得發抖。
　　顯然只是個接電話的人，值班的官員不在。他撥通了值班官員的電話，然後將話筒交給我，我開始解釋自己的困境：證件全沒了，明天必須回到香港，請問怎麽處理？
　　「今天是星期六，沒人上班。辦你這個，要好幾個部門的人，禮拜一再來。」
　　「對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電話裏的人很惱火，打斷我，「你告訴我為什麽明天要回去？」
　　我楞住了。他相當憤怒地說，「你有什麽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給我說出來。」
　　我想說，您沒有權利要求我告訴您我為什麽一定得回去，這屬於一個公民的個人隱私；我想說，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政府是有義務為它的公民和訪客解決急難的；我想說，在一個法治的政府裏，所謂值班，就是您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這個位子；我想說，您能不能不用這種惡劣的口氣和我說話……
　　我都沒說，只是問他，「您不是值班嗎？」
　　「我沒要你跟我說話，」他說，「告訴你，我這是在為你服務，你搞清楚。你說有什麽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決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學有事。」
　　電話突然掛掉了。
　　那凍得手背發白的人問，「他說什麽？馬上來嗎？」
　　我搖頭，「不知道啊。他掛了電話。」
　　「喔──」他想了想，「那我幫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聽了一會兒，放下聽筒，說，「他去找人。要你等著。」
　　「嗄？是等十分鐘？還是一小時？還是三小時？還是……？」
　　他似乎也很為難，然後再度勇敢地拿起話筒，「她問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講定一個時間？」
　　放下話筒，他說，「他也不知道，因為他要去找齊其它部門的人，不知道什麽時候找得到人。」
　　看著他在冷風裏瑟縮的樣子，我說，「您實在應該穿著大衣坐在這裏，這兒太冷了。」他搖搖頭，說沒關系。
　　然後又拿起話筒，「小姐問能不能約個時間？」
　　聽了一會兒，他高興地說，「他會派一個人下來這裏收件，然後你下午四點再來取臨時臺胞證。」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來收件，」我說，「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鐘以後，下來了一個小姑娘，來「收件」。
　　下午四點，準時回到大樓，還得等。極寬闊空蕩的大廳，沒有一張椅子。送來稿費救急的朋友問警衛，樓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衛懶得理，搖手表示不可以。
　　為什麽不可以？我走過去把警衛的椅子搬過來，有點生氣地對他說，「那麻煩您去搬幾張椅子過來讓我們坐著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氣地坐下。我幹嘛為難他？他不會知道，政府部門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大廳裏理所當然應該有椅子給市民坐。沒有椅子，他應該覺得抱歉。他的工資，都是市民繳的稅所發的。可是，如果他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的長官們，都沒有這種意識，你要求他什麽呢？
　　四點二十分，有人出現了，拿著一本新的臺胞證。「要收費，七十元。」
　　朋友從口袋裏掏出錢，她說，「不行啊，我不能收錢。得負責收錢的人來開收據收錢。」
　　「那──收錢的人在哪裏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搶下她手裏的證件就跑。
　　
　　5
　　
　　有了臺胞證，可以離開大陸，但是不代表可以進入香港。
　　上了從廣州開往九龍的直通車。到了關卡，直接找香港海關的官員，解釋了狀況。他將我帶進一個辦公室，指著一張椅子，說，「請坐。」
　　這是星期天晚上八點半。另外幾個顯然也是入境手續有問題的人，正坐在一張長凳上等候，其中一個是非洲喀麥隆人，穿著拖鞋，露出所有的趾頭。
　　六個制服齊整的邊境官員正在忙碌。他們工作的神情專註，和同僚說話時，又顯得輕松愉快。一個女性官員甚至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時，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輕俏腳步。
　　不耐久坐，我不時站起來走動。麻煩的是，埋頭公文的公務員一擡頭，只要看見我站著，就會指著椅子，說，「你請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簽名。在九點半，我以一個準許我逗留七天的臨時入境許可進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臺北駐香港的代表處，它的名字帶著歷史的荒謬性：中華旅行社。在臺北申請護照，只要二十四小時，在香港，因為郵件的來往，最長需要二十天。臺北辦事處的官員熱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們因為熟悉我而給予我的特別的信任；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點半，到了香港入境處。抽了一個號碼，等候四十五分鐘，和官員面對面。
　　「辦理香港身份證，你需要香港入境證。」
　　「但是我的入境證被偷了。」
　　「那你就要辦理入境證。辦理入境證，需要臺灣護照。」
　　「但是我的臺灣護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師那裏公證，證明你的身份。律師給你一個公證身份，我們也可以給你入境證。」
　　我看著這位講話規規矩矩的女性公務員，說，「沒有身份證，沒有護照，請問，律師憑什麽給我證明身份？」
　　她呆住了。
　　我拿出當天的蘋果日報，大半版是龍應臺失竊的消息，照片很大，還有「出事」地點的示意圖，看起來特別怵目驚心。
　　將報紙推進窗口，我說，「律師總不能憑蘋果日報來證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說，「對啊……」
　　這時，她的長官發現了我們的僵局，走過來，微笑著點點頭，說，「我知道你的特殊狀況，我們會特別處理，一定會幫你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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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決定不被小偷打敗。
　　廣州的老城區竟然還處處看得見歷史的年輪，洋溢著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幾個街廓全是五金業。鋼管以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掛在墻板上，乍看之下像現代藝術。小鋼圈成千上百的放在一堆時，仿佛貴族的珠寶箱子被不經意地打翻了。詩書路上看不見任何詩書，但是再走一段就發現整條街都是印刷業，也明白了「紙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發集中區，楊巷路一家連著一家的鈕扣店、拉煉店、皮帶店、花邊店。當一整個店裏都是拉煉的時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煉，鋪排開來，簡直就像一個現代美術館的主題特展。
　　夾著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樹，菩提樹掩映著一棟一棟的老樓。老樓或沒落褪色或殘敗頹廢，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墻、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輝映，老舊中反而更有一種成熟的滄桑的嫵媚。
　　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然後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漸漸暗下來，大殿裏亮起盈盈燈火，晚課的誦經聲，在鐘聲、鼓聲的節奏下，綿綿流進靜謐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樹，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樹的心型闊葉在風裏搖晃，一兩片隨風飄下，落在蒼青色的石階上。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