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個人所作所為的自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在今天這簡直不可想象。

當時的人並不像今天似的把寬容視為一種軟弱，而是把它尊為一種道德的力量。
　　 
 “你記得哪些事？”
　　 
1989年末出生的菲力普問我。
　　 
我們坐在維也納的中央咖啡館裏聊天。一個穿黑西裝、系蝴蝶領結的白發紳士正彈著鋼琴，從門口射進來一縷午後陽光，剛好照亮了坐在入口的詩人雕塑。這個咖啡館，曾經是雨果、弗洛伊德、托洛茨基來回流連的地方。

維也納，中央咖啡館
　　 
“你先說你記得些什麽。”我說。
　　 
“我記得911，”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在操場踢足球，然後有個夥伴隔空哇啦哇啦喊叫了一陣，聽不清楚，大家汗淋淋回到更衣室，才明白發生了什麽事。我記得2004年馬德裏的火車恐怖襲擊，當場炸死了大概有兩百人，比昨天的巴黎攻擊還慘。我也記得2011年的‘茉莉花’跟敘利亞爆發內戰……”
　　 
　　 他二十六歲的眼睛，那樣清澄——是的，他出生時，柏林圍墻已經倒了，東西歐邊境的鐵絲網拆掉了，蘇聯正在分解為很多個獨立小國……他沒見過冷戰，沒見過分裂的德國。
　　 
　　 輪到我說，“我記得1984年我在寫《龍應臺評小說》，85年同時在寫《野火集》和《美麗的權利》，《野火集》寫完，安德烈出生。”

　　 “講正經的，”菲力普說。
　　 
　　 “好，我記得第一次海灣戰爭，”他張大眼睛，顯然興趣來了，我慢慢地說，“1990年8月初，伊拉克占領科威特，11月底聯合國通過決議，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前撤軍，否則聯軍就要開戰。我記得大家都很緊張，平常不看報紙頭版的德國主婦們到了超市買菜打招呼的問候語變成：不會打仗吧？”
　　 
　　 “我記得1月17日清晨，很冷的冬天——你才十四個月大，還在吃奶，睡在我手臂裏——我朦朧中被一種奇怪的、鋪天蓋地而來的低沈嗡嗡聲音吵醒了，然後發現床也在震動，像我熟悉的臺灣地震，但是德國沒有地震啊。半睡半醒中突然明白是轟炸機，大批的轟炸機隊低空掠過我們村子的聲音。‘沙漠暴風’行動就從離我們三十多公裏的美軍基地上路了。”
　　 
　　 菲力普聽得很專注。
　　 
　　 就在前一天上午，菲力普和我拎著兩大袋食物，走進維也納火車站——難民網頁每天會公布當日難民最需要的物資。走向接收物資捐贈的營帳時，聽見擴音器不斷地用德語廣播：“德國邊境封鎖，德國邊境封鎖，開往德國的火車全部停駛。”
　　 
　　 一面墻上滿貼著尋人啟事，一張一張親人的照片，丈夫尋找妻子、媽媽尋找孩子，一家人在海上翻船時散失……
　　 
　　 送完物資，路過帝國飯店，飯店前架著數十臺攝影機，眾多媒體緊張守候。針對敘利亞戰爭的多國外長會議馬上要在飯店裏展開，這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首度坐上談判會議桌。戰爭的憂慮籠罩維也納。
　　 
　　 當晚我們在一個充滿維也納浪漫氣氛的酒吧裏聊天時，巴黎爆炸了，法國宣布邊境管制，全國警戒，這是1961年阿爾及利亞戰爭以來第一次。菲力普忙打開手機，臉書已經塞滿了巴黎朋友們紛紛發進來的現場報告，很多人卡在外面回不了家，巴黎人透過推特開放自己的家給路人避難。

2015年11月13日晚，在法國巴黎市發生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造成至少132人死亡。
　　 
　　 彈鋼琴的人走了，我們也起身離開中央咖啡館，到歌劇院看瓦格納的《漂泊的荷蘭人》。金碧交輝的歌劇院座無虛席。我的位子剛好對著整個管弦樂團——法國的Les Musiciens du Louvre Grenoble。開演時，很不尋常地，導演和指揮竟然聯袂上了臺。指揮低沈地說：“昨夜的屠殺發生在一個音樂廳裏，我只能用指揮家伯恩斯坦曾經說過的話來表達感受：
　　 
　　 我們心無恐懼，絕不退讓，唯一要做的，就是比以往更用力、更美麗、更無怨無悔地創作音樂！
　　 
　　 人們紛紛站了起來，為亡者默哀，《馬賽曲》悠悠響起。距離我一步之遙的提琴手眼淚潸潸流下，因為手裏拿著琴弓，一時不知怎麽擦拭淚水。
　　 
　　 散場後，和菲力普走在夜寒漸深的馬路上，聽見自己的腳步聲，在兩旁宮殿和城墻莊嚴組合的歷史長廊裏有點過度地清脆。
　　 
　　 這裏曾是奧匈帝國人文薈萃、繁華靡麗的首都；維也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看著它從19世紀末的充滿對自由、進步、文明的樂觀追求到幾年後納粹興起時的肅殺、仇恨以及整體社會的墮落。1941年，當全世界殺紅了眼睛的時候，他回想不久前的日子：
　　 
　　 當年的報紙上，還不是媒體都充斥那種國與國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派與派之間的仇恨，它還沒有把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徹底隔離；那種在公共生活中表現出來的老百姓的情緒也還沒有像今天這樣激烈得令人討厭。
　　 
　　 那時候，個人所作所為的自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在今天這簡直不可想象。
　　 
　　 當時的人並不像今天似的把寬容視為一種軟弱，而是把它尊為一種道德的力量。
　　 
　　 面對“一場猛一下就使我們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災難”，茨威格選擇的是自殺。1942年2月，《紐約時報》，在戰爭的新聞滿坑滿谷的時候，以醒目的頭版報導了茨威格和妻子雙雙自殺的消息。他的選擇，讓同樣流亡在外的托馬斯·曼相當不滿。托馬斯·曼在給朋友的私人信件中說，茨威格“不應該送給納粹這個勝利。而且，如果他對那個政權的憎惡和蔑視夠強烈的話，他根本就不會選擇自殺”！在托馬斯·曼的心目中，茨威格表現的是面對強權的懦弱。

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在巴西舊都裏約熱內盧附近的彼特羅波利斯聽到新加坡失守的消息，心中無限痛苦，和妻子雙雙服毒自殺。

　　 “你對未來的世界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呢？”我問這個21世紀初期二十六歲的人。
　　 
　　 他皺著眉頭說，“不能說悲觀，但至少是非常憂慮。你想想看，現在德國說是要張開雙幣接納難民，但是只要一次恐怖攻擊在德國發生——一次就夠了——德國一定全民向右轉，轉向民族主義，排外的右派會得到人民支持，贏得選票。那樣的德國，會是一個我絕對不想看到的德國。”
　　 
　　 “那麽你認同托馬斯·曼對茨威格的批評？”
　　 
　　 “認同啊。德國曾經有過那樣不寬容的歷史，對於不寬容的趨勢是一定要抵擋的。我有一個同學剛剛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要對德國的PEGIDA提出訴訟，正式告發他們違憲。”
　　 
　　 PEGIDA是2014年在德累斯頓成立的“愛國歐洲人反西方伊斯蘭化”組織。
　　 
　　 “你要不要捐款？”菲力普認真地說。
　　 
　　 2015年12月20日，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