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啟功先生相交二十多年，剛開始是因為工作關系，後來成為忘年交。我去他那兒是隨到隨見，他對我是有求必應。他曾贈我兩幅書法（一幅為長聯：“襟度靜懸秋月影文章高振海濤聲”，一幅是條幅，書唐詩：“天街小雨潤如穌……”），為拙著《名人紀實》和《擷英集》題簽，還為我母—工筆畫家馬誌華遺作題字。在一幅“牽牛雙鴿”上題了：“此馬誌華太夫人遺作工致具常州法家令嗣鄒君士方寶藏見示因識之以世之賞音知一藝之成必以專精始傳也啟功”；在另一幅“牡丹”上題了：“國香圖馬誌華女士筆啟功觀因題”。

啟先生對於工作非常認真，做學問十分嚴謹，一絲不茍。

1982年10月全國政協籌辦《人民政協報》，準備出兩期試刊號，關於報頭采用什麼字體，開始沒有成熟的意見，報社副總編張西洛先生遣我去啟功先生處請教。那時啟先生住在北京西城小乘巷胡同一處平房小院裏，小院簡陋，卻有鬧中取靜的韻味。啟先生笑呵呵地說：“還是集王羲之的字吧。”我對書法沒有研究，連連點頭贊同。回來向西洛先生匯報，他也沒有異議。啟功先生的書法勁瘦，人卻面團團如富家翁。初次見面，啟功先生的樸素、平易和樂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就像一位村中的私塾先生，你甚至可以與他“把酒話桑麻”，當然啟功先生那時還不像後來名氣這麼大。

10月10日下午，我又來到小乘巷，小小的屋子，桌案和地上都是他畫的畫，他正給它們題字。案上一幅是墨竹。先生見我來，就放下手中的筆，拿出幾本字帖給我看。他說了許多，十分認真，我卻所知了了。他告訴我，集“人民政協報”幾個字，最不好集的就是“協”字，現成的“協”字沒有，只能拼。其實字帖上有些字分明也是拼的。臨走時啟先生執意讓我帶上兩本字帖。

啟功書法真跡“襟度靜懸秋月影文章高振海濤聲”。

回去後我向西洛先生匯報，西洛先生又有了新的想法：集周恩來總理的字。因此啟先生的集字就沒有再進行下去。之後，西洛先生讓全國政協檔案室查閱周總理手稿，從中集出“人民政協報”五字，做了試刊號的報頭。

1984年1月，我報準備出一個政協委員的書畫專版，我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小紅樓啟先生寓處向他約稿。先生慨然應允，馬上揮毫，書自作《題畫朱筆蘭竹》一首。我攜此書法歸後，發現題詩中漏掉一字，立即返回，告之先生。先生馬上又重書一幅交我，同時將第一幅補上一小字，微微一笑，說：“廢物利用，送給你了。”我受寵若驚，連連道謝。

有一次我拿出一本各界名人題字繪畫的冊頁，請啟先生畫畫，他畫了一幅“墨蘭”，而後將這本冊頁從頭到尾翻閱了一遍。對那麼多的名家他大都不置可否，只對劉開渠的荷花和潘素畫的青綠山水頗為欣賞，說，還有點意思。他發現陳荒煤題寫的“俯首甘為孺子牛”中的“俯”字把左偏旁寫成耳刀，就用毛筆改過，改得十分巧妙，幾乎看不出痕跡。

1989年9月4日上午，我受朋友之托，攜溥儒一幅畫和兩個扇面，請啟先生鑒定並題跋，啟先生把玩之後認為是真跡。那畫上有溥儒所題：“魚戲多深藻蟬鳴但放林心畬”，並鈐有兩章，啟先生又題：“水閣觀魚圖心畬翁之真跡也得者宜珍惜之啟功題”，並鈐上“啟功之印”和“元白”二印。兩個扇面無款，啟先生分別題了：“此心畬臨書譜真跡也未著款令今日使觀想見當時落筆之興啟功”，“此心畬翁真跡也觀之想見揮毫逸興啟功”。前者鈐兩印：“啟功”“元白”，後者鈐一印：“啟功”。

啟功書法真跡《題畫朱筆蘭竹》（作者攝）。

題跋後，啟先生意猶未盡，侃侃而談。

他說：“我主張學古人，不學今人。學古人，因古人的材料、工具、技巧同你現在不同，你學來學去不能酷似，只好逼你走另一條路，這樣容易形成你自己的風格、結構。學今人，特別是活人，你的材料、工具和他差不多，容易學得像，特別是有人再指點你，手把手教你，這筆如何如何，手如何如何，越學越像。又容易看到活人寫字的情況，學來學去，只是形似。現在有幾個本旗兄弟學我的字，還有一位內弟學我，東北還有一位。我對東北的那位說，你不要學我，他不聽。有一天他去榮寶齋，見到我那幾個兄弟和內弟的字，才說我今天算明白了你的話。”

他又說：“突然讓我當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羅幹請我和蕭乾吃了頓飯，估計是讓我把文史館的書畫家團結起來，老的死了不少，又新進了一批，如黃均。工筆畫容易越學越死，黃均還不錯，還越學越活。溥心畬是黃均的老師。馬上讓我去西安參加西北幾省的文史館會議，讓我發言。我說：諸位都是老前輩，這是實話，我到文史館才兩個星期，大門沖哪兒開還不知道呢。我提前去了一天。”

與相熟朋友相處，啟先生總是那麼胸無城府，快人快語，口無遮攔。有時他的直言不諱，令我目瞪口呆。

也就是1982年10月10日那天下午在小乘巷他的寓中，我同他談朱光潛先生，他說：“我對朱先生十分尊敬和佩服，青年時期我就讀過他寫的《談美》，寫得深入淺出，給我印象很深。你說朱先生是唯心主義，他卻能對美的問題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釋，如這個暖瓶為什麼這樣美？你唯物主義解釋不了。批判人容易，真正樹立點東西很難。你說他這不對，那不對，對的是什麼？你也說不出來。魯迅總批判別人，他到底有什麼巨著？……毛澤東倒有《矛盾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1988年6月18日晚，啟先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小紅樓寓中與我聊天，他說：“古之潑墨，不是真讓你拿大碗水潑，劉海粟簡直是‘開哄’。”

1988年11月8日在全國文聯代表大會的小組會上，啟先生說：“聽說美協不選範曾當代表，這不太合適吧！選誰不選誰也需要看影響啊！”

聽了這些“石破天驚”的話，我明白了啟先生被劃為“右派”實在不足為奇。

雖然如此，但啟先生一直保持達觀和樂天的心態。

20世紀80年代在小紅樓，他對我說：“我一吃飯就犯困，像動物園的老虎要打盹。”啟先生被世人稱為“國寶”級大熊貓，他家的墻上就有一張照片，那是他在竹林中，手抱著一根大竹拍的。照片上他圓敦敦、笑瞇瞇，真像大熊貓，現在先生怎麼又自稱老虎了？

1989年9月4日，啟先生在寓中對我說：“我現在哪兒都不願意露面，恨不得別人忘了我。我現在腿、手都不行，祖師爺要不給飯吃了。我是‘鳥’乎，比‘烏乎’差一點！我血壓高。北醫三院年年派醫生來檢查，第一年讓我躺著量血壓，一量說血壓計壞了，啪啪拍了一下，水銀柱還是上不去。第二年又來，又壞了。第三年才量好。”

“我的腿用時疼，不用時不疼，反作用服務。”“黃胄辦炎黃藝術館，讓南方口音一講變成了‘閻王’藝術館。”—啟先生隨時都找樂子逗人。

1988年，啟功在全國文聯代表大會上，從照片上來看，那時的男性幾乎清一色著裝。（1988年11月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啟先生剛當上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不久，他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們文史館副館長吳空本姓韓。我們說你是‘悟空’，我們是‘八戒’。”

1989年9月4日，他在寓中對我談起共同的朋友許進（許德珩副委員長之孫）：“許進是假高幹子弟，許老不過是一個教授。”這就完全不是小幽默了。

1984年11月他同我說一個笑話：“有一位先生走到墳地裏，看見一個鬼魂到處遊蕩。這位先生對鬼魂說：‘你怎麼不在自己的墳裏躺著？’鬼魂回答：‘不瞞你說，我沒臉在墳裏待，你看看碑上那些溢美之詞存心不讓我安寧！現在從我墳前過的人都罵我。’”我還沒回過味來是怎麼回事。先生又笑著說：“現在有人給我戴高帽子，說什麼我是‘天下第一筆’，我根本沒有講過。吹捧我的文章太多，這不是捧殺我嘛！這是存心讓我死後都不得安寧啊！”

啟先生為郁風、黃苗子的書畫題字，落款為“啟功敬題”。郁風堅請他把“敬”字去掉，他卻說：“我改名了，叫啟功敬，你不知道嗎？”

2003年9月25日上午10時，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小紅樓拜謁啟功先生。啟先生已91歲高齡，須發皆白，仍是白面團團，笑容可掬。但眼力不行，眼底出黃斑，大字寫不了，小楷勉強還可以。耳朵聽力差，同他說話要大聲，否則聽不清。他的思維已不如從前那樣敏捷，脾氣似乎也不夠好，時時起急。

啟功山水畫真跡。（2003年12月4日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啟先生坐在桌子前不能站起，他對我說：“前幾天我摔了一跤，摔得頭破血流。”他又自嘲地說：“現在腦子也不好使。昨天下午本來約好去系裏與研究生見面，結果我睡過了頭，沒去。”

先生正在一本冊頁上寫小楷，他說：“這是田原的。”我對先生說：“近來我也在畫畫。”先生說：“拿來我看看。”我從包裏取出幾幅拙作，都是寫意花鳥、山水。先生對一幅“黑天鵝睡蓮”頗為贊賞，我忙說：“請您給寫幾個字。”先生說：“我考慮考慮。”他執筆凝思片刻，指著畫說：“這是小蓮花，這是天鵝。”我答道：“是，是。”他問道：“怎麼你的名款這麼靠下？”我說：“我想多留一點空間和空白。”先生批評說：“那你還不如寫到外面去呢！”這時來了好幾個電話，都是慰問先生的，先生一一作答，這樣一幹擾，完全打斷了先生的思考。

外面一片人聲，原來是先生的研究生來看望先生，他們擡進一個大花籃放在房間地上。

先生與來客一一握手後，對研究生問話。他對女研究生孫霞說：“你論文寫什麼？”孫霞說：“我寫吳炳。”先生坦率地說：“吳炳，我不知道。”孫霞告訴先生：“他是明代戲劇家，寫《綠牡丹》劇本的。”先生又實事求是地對孫霞說：“《綠牡丹》小說我知道，吳炳我不知道。過幾天你去圖書館給我借本明代戲劇叢刊，我看一下。借給我書，一定要說什麼時候取，不要忘了。這一套書丟一本，就不好找了。”先生這樣學識淵博的大學者仍然虛懷若谷，不恥下問，活到老學到老，真令人感動。而先生對圖書文獻的愛護超出常人，令人欽佩。

左起作家李準、書法家黃苗子、書法大師啟功。（1988年11月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先生又問另一研究生張洪興：“你寫什麼論文？”張答：“我寫莊子寓言。”先生興致勃勃地說：“莊子我知道，看過也點評過。過去有沈氏三兄弟。老大沈士遠專講《莊子?天下篇》，外號叫‘沈天下’，老二沈尹默，老三沈兼士，我都認識。老三在輔仁大學。莊子認為人性是好的。”先生問另一女研究生：“你論文準備寫什麼？”對方答：“我準備寫關於文獻的。”先生謙遜地說：“文獻我沒研究，你說說文獻兩字的本意是什麼？”對方答：“文是文字，獻是賢人，這是孔子《八佾》篇說的。”先生幽默地說：“清朝的檔案就可以叫文獻，我不行，我今年91，是民國二年，1912年生的，沒趕上清朝，我的不能叫文獻，只能叫‘獻眼’。”先生又滔滔不絕地說：“過去我的一個研究生專門研究文獻，成就大大超過我。後來讓他當副校長，我看他當校長都行。他要是一當，校長、書記都沒戲了。正像美國‘9?11’，飛機一沖，大樓就倒了。後來他去世了。”

先生又詢問另一女研究生：“你研究什麼？”對方答：“我研究子弟書，準備把子弟書和其他快書、評彈一塊研究。”先生說：“這不行，放到一塊兒不行，不一樣。評彈開頭是八句詩。過去有個叫德壽山的，跟我叔爺是朋友。他能現場編詞，把來賓和聽眾的事都編進去。那時馮玉祥的部隊胳膊上裹著白條，上面寫著‘不擾民，真愛國，誓死救國’。德壽山開場詩就把這編進去，博得喝彩。可有時編不好，也挨打。我#原點書屋 www.txtyd.com那時很小，在鋪著絨的桌子上爬來爬去，聽德壽山說書。駱玉笙唱大鼓《劍閣聞鈴》，學的時候中間就少了一句，她一直這麼唱。我聽了，給她指出來。過去評彈、大鼓很不容易，如《昭君出塞》，開頭引的是杜甫的八句詩：‘千村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緊接著又作了八句詩接上，很不簡單。你杜甫不是高明嗎？我不比你差。過去有‘眼前美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可藝人不這樣，那是題黃鶴樓的詩。黃鶴樓毀了，新的我沒去過。”

先生在四個新考上的研究生的“培養方向表”上簽名，一式兩份，寫得很慢。簽日期時他問：“今天幾號？”眾人告訴他幾號。研究生們告辭，先生欠欠身表示道別，又笑著說：“剛才我說了什麼話，我現在都忘了。”

先生此言何意？是說自己健忘，還是表示自己剛才那一番話姑妄言之，不足為訓呢？

這是大智慧。

兩個月後的12月4日上午9時半，我又拜謁了啟先生。

先生身穿一件深藍色毛衣，腰間掛著一個透明的塑料尿袋，裏面滿是尿液，坐在椅子上不方便站起來。見到我進來，他連連抱拳致意。

我坐定後，他問我：“你現在幹什麼呢？”我答道：“我在《中國》雜誌社負責文化藝術方面的工作。”我問他：“您上次摔跤後，現在是不是好點了？”“我現在站起來很困難，走不了路，只能用四個鐵腳了。”他無奈地笑著。我知道他所謂的“鐵腳”說的是在他面前的助步器。

我拿出一本60年前的畫展簽名簿請他看：“這有一個好東西，請您看看。這是60年前我母親在中山公園開畫展時的《題名錄》，上面有您的簽名。”我翻開這本《題名錄》給他看。他看到一頁上有“啟元白”三字，笑了。我說：“這是您的簽名，您那時才30歲吧。”在“啟元白”三字旁邊是名畫家王森然的簽名。我又翻了幾頁，上面分別有馬晉、惠孝同、周元亮、郭風惠、俞致貞等名畫家的簽名，啟先生說這幾個人他都認識，他感嘆地說：“都不在了。”我又拿出我母親畫的兩個工筆扇面給他看，一個是“群蝶”，一個是“柳葉鳴蟬”，先生連說“畫得好”。我說：“我母親馬誌華畢業於京華美術學院，是於非闇和趙夢朱的學生。”先生說：“當然畫得好。”

我拿出兩個“中國美協成立五十周年”紀念封，請先生簽名（上面已有黃永玉、白雪石、丁聰、劉勃舒、楊力舟、王仲等畫家簽名）。他拿出放大鏡，仔細地看上面的簽名，看到“丁聰”時，說：“他死了。”我忙說：“沒有，前幾天我還見過他呢。”先生歉意地說：“記錯了，他是畫漫畫的。”先生拿出簽字筆在兩個信封的右下角簽了“啟功”兩個小字。我說：“您簽得這麼小，太謙虛了。”

這時有四位啟先生在輔仁大學教書時的老學生來訪，兩男兩女，都在60歲以上。一位女士送給先生一本畫冊，說：“我一直在美國畫畫。”先生說：“王世襄，你認識吧，前兩天報上登了好大一篇。”先生站起來迎接來賓，一直沒坐下。一位男士按著先生的肩，讓他坐下。先生急了，大叫道：“你坐下就行了，不要管我，我得慢慢才能坐下。”那人還按先生，先生又大聲重復剛才的話，非常急躁。10多年前，我根本沒見過先生發過脾氣，這回可開了眼界，也許是老病的緣故吧。先生好一會兒才坐下。

我拿出相機把壁上懸掛的啟先生早年所作墨筆蘭草拍下來。在這幅畫的左邊，有三幅山水中堂。其中一幅也是先生早年所作，還有一幅兩側綾邊上全是張大千的題跋。我退到門口，拍了一張。啟先生不悅，說：“不要照相，我的眼底有黃斑，怕閃光燈。”我忙說：“不照了，不照了。”那位女畫家本來也拿出了相機，這時也說：“我也不照了，不照了。”我將女畫家的畫冊看了一下，知道她名叫曾幼萍。

先生似不願意我旁聽他們的談話，我忙起身告辭。

在距我訪見他一年半之後，啟功先生於2005年6月30日以93歲高齡駕鶴西行。

我以為過多空洞的溢美之詞只會使先生地下不得安寧，因此我在此只是回憶了他與我交往中的所見所聞，力求原汁原味，勾勒出一位平民化、世俗化的真實的啟功先生，以表我對他的懷念之情。

這是啟功1945年所作“墨筆蘭草”，當時他33歲，1986年、1990年題跋。（2003年12月4日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