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對兩位大師的知遇之恩，我的思緒又被無限地拉開……

1980年我在北京大學上學時因編寫《北大人才史話》曾兩次訪問王昆侖先生。頭一次挑了個星期天（1980年9月14日），不巧他出去開會了，他在人民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女兒王金陵笑容可掬地接待了我們。見到王金陵，我們自然想起了60年代她同父親合寫的昆曲《晴雯》，於是話題從這兒開始了。

原來，王昆侖先生不僅是一位詩人，還是一位文藝評論家。他文筆瀟灑，曾被譽為“江南才子”。

他的文字活動側重於《紅樓夢》的研究和舊體詩詞的創作，他的詩詞被評論家認為是立意深刻，格律工整，風格古樸，概不用典，能於舊形式中見新風。20世紀40年代他在重慶陸續寫出《花襲人論》《晴雯之論》等筆調清雋、別具新意的論《紅樓夢》人物的文章，在他夫人曹孟君主編的《現代婦女》雜誌上發表。周恩來把刊登這些文章的雜誌帶到延安，給王昆侖很大鼓舞，他由此開始了《紅樓夢》的研究。後來，上海出版了以“太愚”的筆名發表的《〈紅樓夢〉人物論》，這是研究《紅樓夢》諸多論著中比較重要而又別具一格的一部著作。60年代，他與女兒王金陵一起為北方昆曲劇院寫了昆曲劇本《晴雯》，這個劇在北京、上海等二十八個省市演出時，受到觀眾的普遍喜愛。

當我們向王金陵提起這件事時，她微笑著說：“父親研究《紅樓夢》，很早就對晴雯這個人物感興趣，他說，晴雯沒有半點媚骨，同襲人是對立的，她是反抗的奴隸。解放前在重慶時他就寫了《晴雯之死》。1961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周總理委托他負責紀念辦公室的工作，這激起了他寫戲的願望。戲寫出後，總理親自觀看並提了不少意見，我們又做了修改。”

我們正談著，她的愛人、文藝評論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的王春元回來了，他穿著運動鞋，剛剛登完景山，我們又在一起扯了些文藝理論方面的問題。臨走時，我請他們在我的筆記本上題辭留念，王金陵同誌題了“偉大出平凡”，說：“這是父親最喜歡的格言之一。”王春元同誌題了：“獨立思考”。

第二次，我特意挑了個下雨的星期天專訪王昆侖先生。去前先打了個電話，春元接的，他說王老上午要出去開會，下午三點半來吧。我想，王昆侖先生真是忙，我記起了上次金陵說的：“父親星期天很少休息，總是忙，不是開會，就是視察，要不就寫東西。他原來當北京市副市長主管文化衛生，星期天別人休息，他正是忙的時候，去看老藝人，查衛生……”

那天按預定時間見到王老，他正在寫作，停下來和我們談話。他比我們想象中的老人似乎年輕些，雖說78歲年紀了，但精神很好，雙眸炯炯有神，說起話來滔滔不絕，頻率很快，表情也很豐富，顧盼自如，饒有風趣。

王老原籍江蘇省無錫縣，出身於沒落官僚家庭。他深情地回憶說：“父親在清末做過山東某縣的縣官。辛亥革命後，父親在河北省當縣長，我出生在河北定縣。母親是一個窮書生的女兒，思想十分進步，很早就提倡放腳，反對穿耳朵眼。我的姐姐王蘭就是受到母親的支持成為北京大學中最早的三名女生之一。母親同秋瑾有過交往，曾在家裏為秋瑾寄存過物品。我的革命活動始終受到母親的支持。”

王老只讀過二年中學，後因病輟學。林琴南是他中學時的老師。1918年（16歲），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法科）。上了兩星期課，他感覺困難（因德國教員用德語講課），就打算改上文科。他向蔡元培校長寫了呈文。昆老回憶說：“蔡校長把我找來，見我個子小，問我：‘你多大？’我說：‘18歲。’校長說：‘我看不像，你說實話。’我沒有辦法只好說：‘才16歲，是瞞了歲數報考的。’蔡校長沒有怪我，親切地鼓勵我說：‘你年紀雖然不夠，但還可以學學看。’蔡校長待學生很好，他對學生運動始終是支持而不是鎮壓。有一次法科畢業班學生演話劇《不如歸》，這是從日本譯過來的劇本，我被請去扮演劇中的兒子。從此得了個‘兒子’的外號，後來同學們又改叫我‘***’‘小朋友’。那時我十分喜歡運動，練體操、打乒乓。”

查浚、王昆侖與作者合影於王昆侖寓所（1980年秋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1919年，他參加了“五四”運動。“那一天我去遊行，身穿著運動服，被軍閥馬隊打掉了帽子。當時我在北大學生幹事會講演股工作，經常到交道口、東華門大街、東安市場、燈市口演講並推銷國貨、抵制日貨。6月3日遊行，我被逮捕，警方因見我歲數小，當天把我釋放。預科結業後，因慕胡適、梁漱溟、李大釗之名，我升到北大哲學系學習，繼續搞學生運動，反對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我的兩個長親給我的父母寫信，說我不好好念書，父親一氣之下，聲言要把我趕出家門，再不相認。母親寫信給父親為我申辯，支持我的活動。為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1922年冬，我作為北大學生代表與北大三位同學南下，在上海莫利哀路三次見到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介紹我參加了國民黨，並派我一些工作。我帶著文件和傳單回到北京，成為當時北方第一批國民黨員。”

1922年，他在北大畢業後，先後在天津南開中學、浙江省立一中任教。他回憶說：“在南開中學只教了半年國文，教得學校當局不滿意。有一次校方找到我說：‘聽說您在課堂上講什麼平等、自由之類的，很不適宜。’在南開中學時，曹禺是我的學生。”

此後，他到馮玉祥主辦的南苑軍事政治學校教了一段書。這時軍閥更加殘暴，1924年，《京報》邵飄萍、《天津社會日報》遊某被軍閥殺害，王昆侖也受到通緝。他出走到廣東，在黃埔軍校東江分校先後任政治部秘書和主任。北伐時在何應欽的東路軍中做政治工作，經福建、浙江，打到上海。以後他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立法院委員。

1932—1933年間，他同我地下黨接觸，成為中共秘密黨員。王老說：“我當時要求到江西蘇區去工作。王世英同誌對我說：‘你到江西作用發揮不出來，打仗不如我們的一個戰士，你現在的身份和職務是我們多少年也培養不出來的。’這樣我才安心留在白區，利用合法身份進行反蔣愛國的鬥爭。”

抗戰時，他受黨和周恩來同誌的指示做了大量的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的工作。他聯系過李宗仁、白崇禧、劉湘、宋哲元、韓復渠、閻錫山等人，同時兼做中共的秘密發展工作。這期間，他在武漢結識了做婦幼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曹孟君（婦女界著名政治家、北京大學畢業，解放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人大常委、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1967年1月病逝），同她結為夫婦。

王昆侖的活動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1945年，在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王昆侖公開揭露蔣介石同日本人勾結。王老對我們說：“當時蔣介石很惱火，在大會上破口大罵：‘你王昆侖，白天是國民黨，晚上就跟共產黨講交情。……’蔣介石的一些親信在臺下叫嚷，‘槍斃他！槍斃他！’我憤然退出會場。”

解放後，王昆侖先生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北京市副市長，在周總理的領導下，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80年，在北京舉行的黃埔軍校同學故舊的聚會上，他以當年黃埔軍校教官的身份發表了講話，希望臺灣故舊同學能識大體，顧大局，為祖國統一事業作出貢獻。

1980年夏天，成立了北京盆景協會，邀請他擔任了名譽會長。當我向他問起這件事來，他說，盆景給人以美的享受，美化著人們的生活，可以使我們得到精神上的積極休息，但我也只是喜愛而已，對盆景藝術沒有什麼研究。

為了不影響王老的工作和休息，我們原說只同他談一個小時，誰知說來說去，轉眼間已近兩個小時。此時瀟瀟暮雨初歇，夕陽燦爛的光芒透過雲層投射到會客室中，把這裏的一切都鍍上一層金黃色。王老也有些倦意了，我們十分過意不去地站起來告辭。

王昆侖（左二）與葉聖陶（右一）、王光美（左一）、謝覺哉夫人王定國出席全國政協春節茶話會。（1984年1月30日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在回去的路上，我記起了金陵同誌為我題寫的“偉大出平凡”的格言，這不是王老革命生涯的寫照嗎？望著溶金的落日，我心中湧起一股崇敬之情，吟出了“夕陽無限好，霜打楓更紅”的詩句。

1984年王昆老的《紅樓夢人物論》再版，報社領導委派我去訪見王老，希望能在報上宣傳一下。那天王老不僅題贈我一冊《紅樓夢人物論》，而且還在我的本子上題了詞。不久，我們請作家端木蕻良專門為此書寫了一個書評，發表在我主持的《人民政協報》副刊上，由此我結識了端木蕻良先生。王金陵同曹靖華先生女兒曹蘇玲是好友，她委托我將王昆老題贈的兩冊《紅樓夢人物論》分送曹氏父女，這樣，我又結識了曹靖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