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樺·香港電臺“思潮作動”主持人

文化評論人今日大家都以為湯禎兆是日本通和影評人，都以為他專研日本或者電影（或者AV），但其實他昔日曾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傳說中的才子、一時無二，後輩學妹都欲一窺風流面目，而余生也晚。見到阿湯（其實我慣持中文系習俗，至今仍叫他湯生）時也沒有以學妹身份相認，乃是覺得慚愧、不好意思沾光。倒是很久之後，他私下跟我說，其實他的日本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底子裏還是中文系時學的理論。我暗暗彈跳：相認!

創作是才子身份證，傳統來說是這樣（時人或者覺得上鏡才是身份證）。其實中文系一向被認為太循規蹈矩、出不了創作人，能夠將傳統運於掌上者，實在很少。讀《不長進者的兵器與罩門》，怎能認不出魯迅?擬題的反省性自嘲即所謂後設，念文學者一生中忍不住總要後設幾下，其中利器與包袱的相生互倚，我們是明白的。《愛的教育》采用MSN模式，與黃耀明歌詞的文本互涉，話題幾乎是通俗愛情信箱，卻有佛理禪機的辯論。遙想當年湯禎兆一支頑皮之筆，對沈悶學院而言，不吝天外飛來的清亮耳光。

阿湯曾笑我對一言一語都太過認真，其實不認真的人連那認真都辨不出來呢，所以阿湯自己何嘗不認真。我藏有一冊他於1991年出版的文字創作集《變色》，裏面黃繼持公就說阿湯有繼承／創新、通變自我和外來觀念、開出文字之路的誌願及能耐。念中文的將背負傳統現代、中西古今結合的責任，更首講語言經營，態度盡在句子裏，還加上佛道二家“不說破”的規矩：《〈倩女幽魂〉的人與鬼》一讀再讀，意猶未盡。同樣意猶未盡的《大雄與靜怡》是群戲，全是暗場，到最後似乎是人生小小蝦碌無足道哉，而作為核心的男主角甫出場，揭盅就是結束。《久美子與我》一樣是不曾說破，一場小小的性對話，微小得無人記得，敘事者潛心於躲藏在公司暗角，逃避註意、細細安排日常規律和調節身體。這兩篇又讓我想起村上春樹那些都市裏微小的異人詭事，不過阿湯寫來並不是彭浩翔、王貽興那麽顧盼自喜，他早就內斂淡然。

湯禎兆表達思想，語言上就奔騰野馬，電影、俚語、歌詞、英文、佛語、古文……攜世態炎涼之間的面冷心熱的感觸，萬般說不盡，《某天，又一個大學生自殺了》（下稱《某》）裏還夾了臟話；表述生活，語言就平淡冷靜、水球不興（唉!真搞不懂水瓶座）。《生病誌願》出入淡然，裏面兩個畫面好生動人：一個是母親熟睡時敘事者驀然發現她可以無聲無息地死去；另一個是想追上去扶母親，卻看見母親牽起父親的手。兒子懂得母親心思，卻無助溝通；但連那些不能排解的心緒，說來都是淡然的，仿佛一切都是生之齒輪的一部分。有心者自然還可以在這次“自選集”中找到“死—生”的脈絡，死開始是喧囂裏沈默的空白（《某》），到紀念黃繼持公的《天下無雙》，已是放下桎梏後的假面戲耍，用電影的對白，超度喪失的悲痛。對於阿湯來說，似乎死生的辯難，結論不過在於，人如何平靜活下去。《生病誌願》裏說“在流離的日子裏，如此或如彼的難處令人不願再檢證過去的自己，因為從未脫離柴米油鹽的煎熬，再談超越的什麽渴想便好像有點不近人情”。我不承認，卻身同感受。創作是湯禎兆“小時的營生”，今日他好像不再做了；可能是因為，今日在學院以外，可以用這些跨界而對讀者具挑戰性的文字創作，來換取浮生微薄酬潤的園地，已幾近於無。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由此想來，湯禎兆今日以其小時營生所勾出的，文學輪廓即是：某些所確曾擁有過的能力、誌趣、情感、記憶，種種殘余，不見容於殺機處處的商業社會、大眾媒體，所唯一可去之處，便是文學——文學，一如每個人的影子，是外於此身、不能失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