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斯·玻爾（1885——1962），丹麥物理學家。生於哥本哈根。1911年獲博士學位。1911年至1916年到英國深造，1916年回國後任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1938年、1943年兩度到美國，曾與愛因斯坦一起研究原子理論，參與了和原子彈有關的理論工作。50年代對創建歐洲核研究中心起過主要作用。曾於1937年到中國講學。玻爾是量子力學創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學派領袖。科學活動主要在發展原子、分子和原子結構的量子理論方面，並於1922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還獲得第一次原子能和平利用獎。主要著作有《光譜與原子結構理論》等。

　　這一講話題目中所提到的問題，是像人類文明本身一樣古老的；但是，在我們的年代，隨著學術研究和社會活動的與日俱增的專門化，這一問題卻重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人文學家們和科學家們對人類問題採取著明顯不同的處理方式；對於由這些處理方式所引起的廣泛的混亂，人們從各方面表示了關懷，而且，與此有關，人們甚至談論著現代社會中的文化裂痕。但是，我們一定不要忘記，我們是生活在很多知識領域都在迅速發展的時代，在這方面，常使我們想起歐洲文藝復興的時代。 
　　不論當時對於從中世紀世界觀中解脫出來感到多麼困難，所謂「科學革命」的成果現在卻肯定成為普通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了。在本世紀中，各門科學的巨大進步不但大大推動了技術和醫學的前進，而且同時也在關於我們作為自然觀察者的地位問題上給了我們以出人意料的教益；談到自然界，我們自己也是它的一部分呢，這種發展絕不意味著人文科學和物理科學的分裂，它只帶來了對於我們對待普通人類問題的態度很為重要的消息；正如我要試圖指明的，這種消息給知識的統一性這一古老問題提供了新的遠景。 
　　在原子物理學中，我們關心的是無比準確的規律性；在這裡，只有將實驗條件的明白論述包括在現象的說明中，才能得到客觀的描述；這一事實以一種新穎的方式強調著知識和我們提問題的可能性之間的不可分離性。我們在這兒涉及的是一般認識論的教益，它闡明著我們在許多其他的人類興趣領域中所處的地位。 
　　特別說來，所謂心理經驗的分析和綜合的條件，一直是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很明顯，涉及到一些互斥經驗的字眼兒，例如思想和情感之類，從剛剛開始有語言時就是以一種典型的互補方式被應用的了。然而，在這方面，需要特別注意主體-客體分界線。關於我們的精神狀態和精神活動的任何無歧義的傳達，當然就蘊涵著我們的意識內容和粗略地稱為「我們自己」的那一背景之間的一種區分，但是，詳盡無遺地描述意識生活之豐富性的任何企圖，都在不同形勢下要求我們不同地劃定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界限。 
　　為了闡明這一重要論點，我打算引用丹麥詩人和哲學家保羅·馬丁·摩勒的話；他生活在大約一百年以前，並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小說，這本小說至今還被本國的年老一代、同樣也被年輕一代很愉快地閱讀著。在他的叫作《一個丹麥大學生的奇遇記》的小說中，作者對於我們所處地位的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影響給出了特別生動和特別有啟發性的說明；這是以一群大學生中間的討論作為例證的，那些大學生有著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對待生活的態度。 
　　我將特別提到兩個堂兄弟之間的交談；其中一個對實際事務是精明強幹的，屬於當時乃至現在的大學生們所說的實利主義者的類型，而其中另一個叫做碩士的，卻熱衷於對他的社交活動很不利的那些漫無邊際的哲學冥想。當實利主義者責備碩士，說他沒有能夠下定決心來利用他的朋友們好心好意地提供給他的找到一個實際工作的機會時，可憐的碩士極誠懇地表示了歉意，但是他解釋了他的思索使它遭遇到的那些困難。 
　　於是他說： 
　　「我的無休止的追問使我不能得到任何成就。而且，我開始想到我自己的關於發現自己所處的那種狀況的想法。我甚至想到我在想它，並把我自己分成相互考慮的後退著的『我』的無限序列。我不知道停止在哪一個『我』上來將它看成實際的我，而且，我一經停止在某一個『我』上，事實上就又有一個停止於其上的『我』了，我搞糊塗了，並且感到暈頭轉向，就如我低頭注視著一個無底的深淵一樣，而我的沉思終於造成了可怕的頭疼。」 
　　他的堂兄弟回答說： 
　　「我無論如何不能幫助你搞清楚你那些『我』。那完全是在我的活動範圍以外的事，而且，如果我讓自己進入你那些超人的冥想，我就也會成為或變得像你一樣瘋瘋癲癲了。我的路線是抓緊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並且沿著常識的康莊大道前進，因此，我的那些『我』從不會糾纏起來。」 
　　完全撇開講這故事時的那種精緻的幽默不談，要想比這個更貼切地說明我們大家都會遇到的那種狀況的各個本質方面，那肯定是不容易的。幸好，在正常生活中，陷入碩士那種可悲境地的危險是很小的；在正常生活中，我們逐漸變得習慣於應付實際需要，並學會用普通語言來傳達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和我們想的是什麼。在這種調節中，嚴肅和幽默之間的平衡起著不小的作用；這種平衡在兒童遊戲中非常突出，而在成年生活中也同樣是覺察到的。 
　　當轉入多少年來被哲學家們討論過的意志自由問題時，必須特別注意使用沉思和決心之類的字眼時的那種互補方式。即使我們無法說，是由於我們推測自己能做某件事情因而才願意去做呢，還是由於我們願意從而我們才能做這件事，但是我們可以說，能夠盡可能好地適應環境的那種感覺，乃是一種普通的人類經驗。事實上，決心這個概念在人類的思想傳達中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就如希望和責任之類的字眼一樣；脫離了應用這些字眼時的上下文，希望和責任等字眼同樣是不可定義的。 
　　說明意識生活時的主體-客體分界線的可變動性，是和一種經驗豐富性相對應的，這些經驗是如此地五花八門，以致引起了不同的處理方式。至於我們關於他人的知識，我們當然只看到他們的行為，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當這種行為是如此複雜，以致在用普通語言說明它時要涉及自身知覺時，意識一詞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情很明顯，對於最終主體的一切追求都是和客觀描述的目的相矛盾的，這種描述要求主體和客體處於面對面的地位。 
　　這樣的考慮絕無導致對於靈感的任何低估，這種靈感是偉大的藝術創作通過指示出我們地位中那種諧調的整體性的一些特點而提供給我們的。事實上，當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放棄邏輯分析而允許彈奏全部的感情之弦時，詩、畫與樂就包含著溝通一些極端方式的可能性，那些極端方式常被表徵為實用主義的神秘主義的等等。相反地，古印度的思想家們，就已經理解了對這種整體性作出詳盡無遺的描述時的邏輯困難。特別說來，通過強調指出要求回答存在的意義問題乃是徒勞無益的，他們設法避免了生活中明顯的不諧調性；他們懂得，「意義」一詞的任何應用都蘊涵著比較，而我們又能把整個的存在和什麼相比較呢？ 
　　我們這種論證的目的在於強調：不論是在科學中、在哲學中還是在藝術中，一切可能對人類有幫助的經驗，必須能夠用人類的表達方式來加以傳達，而且，正是在這種基礎上，我們將處理知識統一性的問題。因此，面對著多種多樣的文化發展，我們就可以尋索一切文明中生根於共同人類狀況中的那些特點。尤其是，我們認識到，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本身，就顯示著多樣化的、往往是互斥的一些方面。 
　　當處理所謂倫理價值的基礎這一古老問題時，我們首先就得問問像正義和仁慈之類的概念的適用範圍是什麼；這些概念的盡可能密切的結合，在一切人類社會中都是被希求著的。但是，問題很明顯，在可以明確地應用被公認了的司法條款的那種情況下，是沒有自由地表現仁慈的餘地的。但是，正如著名的希臘悲劇家們所特別強調的那樣，惻隱之心是可以使每一個人和任何簡明表述的正義概念發生衝突的。我們在這裡面臨著人類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難忘地表現在古代中國哲學中的一些互補關係；那種哲學提醒我們，在生存大戲劇中，我們自己既是演員又是觀眾。 
　　當比較不同的民族文化時，我們就遇到依照一個民族的傳統來評價另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特殊困難。事實上，每一文化所固有的自足性的要素，都密切地對應著作為生物機體中任一物種之特徵的自衛本能。然而，在這方面，重要的在於意識到這一事實：以由歷史事件哺育成的傳統為基礎的各種文化，其互斥特徵是不能和在物理學、心理學以及倫理學中所遇到的那些特徵直接相比的，這裡我們處理的是共同人類狀況的內稟特點。 
　　事實上，正如在歐洲史中特別明顯地表示出來的，民族之間的接觸往往造成文化的融合，而融合後的文化仍保存著原有民族傳統的有價值的要素。在這次會議上，關於如何彌補所謂現代社會中的文化裂痕的問題，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力；歸根結底，這問題就是一個更狹義的教育問題；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看來不但需要知識，而且，我想每人都會同意，這也還需要某種幽默。但是，最嚴重的任務就是要在有著很不相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間促進相互瞭解。 
　　事實上，科學和技術在現時代的急劇進步，帶來了提高人類福利的無比希望，而同時也帶來了對全人類安全的嚴重威脅，這種進步對我們的整個文明提出了迫切的挑戰。當然，知識和潛力的每一次增加，曾經總是意味著更大的責任，但是，在目前的時刻，當一切人們的命運已經不可分割地聯繫起來時，以瞭解人類共同地位之每一方面為基礎的相互信賴的合作，就比在人類歷史中的任何較早時期都更加必要了。 （郁韜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