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1879——1955），德國物理學家。生於符騰堡烏爾姆。早年取得瑞士國籍，1913年重新獲得德國國籍，1933年遷居美國，1940年加入美國籍。1905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09年起歷任蘇黎世大學等校教授，後任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研究員。為反抗納粹，建議並參加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在物理學的許多領域都有重大貢獻。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狹義相對論，並推廣為廣義相對論。還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等理論。因發現光電效應定律，於1921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著有《相對論的意義》等。

　　在紀念的日子裡，通常需要回顧一下過去，尤其是要懷念一下那些由於發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榮譽的人們。這種對於我們先輩的紀念儀式確實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為這種對過去最美好事物的紀念，必定會鼓勵今天善良的人們去勇敢奮鬥。但這種懷念應當由從小生長在這個國家並熟悉它的過去的人來做，而不應當把這種任務交給一個像吉卜賽人那樣到處流浪並且從各式各樣的國家裡收集了他的經驗的人。 
　　這樣，剩下來我能講的就只能是超乎空間和時間條件的、但同教育事業的過去和將來都始終有關的一些問題。進行這一嘗試時，我不能以權威自居，特別是因為各時代的有才智的善良的人們都已討論過教育這一問題，並且無疑已清楚地反覆講明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在教育學領域中，我是個半外行，除了個人經驗和個人信念以外，我的意見就沒有別的基礎。那麼我究竟是憑著什麼而有膽量來發表這些意見呢？如果這真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人們也許就因為這樣一些考慮而不想講話了。 
　　但是對於能動的人類的事務而言，情況就不同了，在這裡，單靠真理的知識是不夠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這種知識，就必須以不斷的努力來使它經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隨時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險。為了使它永遠照耀在陽光之下，必須不斷地勤加拂拭和維護。我就願意為這工作而努力。 
　　學校向來是把傳統的財富從一代傳到一代的最重要機構。同過去相比，在今天就更是這樣。由於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家庭作為傳統和教育的承擔者，已經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來，人類社會的延續和健全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學校。 
　　有時，人們把學校簡單地看作一種工具，靠它來把最大量的知識傳授給成長中的一代。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要為活人服務。它應當在青年人中發展那些有益於公共福利的品質和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應當消滅個性，使個人變成僅僅是社會的工具，像一隻蜜蜂或螞蟻那樣。因為由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願的統一規格的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相反，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獨立工作和獨立思考的人，這些人把為社會服務看作自己最高的人生問題。就我所能作判斷的範圍來說，英國學校制度最接近於這種理想的實現。 
　　但是人們應當怎樣來努力達到這種理想呢？是不是要用講道理來實現這個目標呢？完全不是。言辭永遠是空的，而且通向毀滅的道路總是和多談理想聯繫在一起的。但是人格絕不是靠所聽到的和所說出來的言語而是靠勞動和行動來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總是鼓勵學生去實際行動。初入學的兒童第一次學寫字便是如此，大學畢業寫博士論文也是如此，簡單地默記一首詩，寫一篇作文，解釋和翻譯一段課文，解一道數學題目，或在體育運動的實踐中，也都是如此。 
　　但在每項成績背後都有一種推動力，它是成績的基礎，而反過來，計劃的實現也使它增長和加強。這裡有極大的差別，對學校的教育價值關係極大。同樣工作的動力，可以是恐怖和強制，追求威信榮譽的好勝心，也可以是對於對象的誠摯興趣，和追求真理與理解的願望，因而也可以是每個健康兒童都具有的天賦和好奇心，只是這種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一工作的完成，對於學生教育影響可以有很大差別，這要看推動工作的主因究竟是對苦痛的恐懼，是自私的慾望，還是快樂和滿足的追求。沒有人會認為學校的管理和教師的態度對塑造學生的心理基礎沒有影響。 
　　我以為對學校來說最壞的事，是主要靠恐嚇、暴力和人為的權威這些辦法來進行工作。這種做法傷害了學生的健康的感情、誠實的自信；它製造出的是順從的人。這樣的學校在德國和俄國成為常例；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國家也都如此。要使學校不受到這種一切禍害中最壞的禍害的侵襲，那是比較簡單的。只允許教師使用盡可能少的強制手段，這樣教師的德和才就將成為學生對教師的尊敬的唯一源泉。 
　　第二項動機是好勝心，或者說得婉轉些，是期望得到表揚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的本性之中。沒有這種精神刺激，人類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個人希望得到他同類讚許的願望，肯定是社會對他的最大約束力之一。但在這種複雜感情中，建設性同破壞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織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揚和讚許的願望，本來是一種健康的動機；但如果要求別人承認自己比同學、夥伴們更高明、更強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產生極端自私的心理狀態，而這對個人和社會都有害。因此，學校和教師必須注意防止為了引導學生努力工作而使用那種會造成個人好勝心的簡單化的方法。 
　　達爾文的生存競爭以及同它有關的選擇理論，被很多人引證來作為鼓勵競爭精神的根據。有些人還以這樣的辦法試圖偽科學地證明個人之間的這種破壞性經濟競爭的必然性。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全在於他是一個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正像一個蟻垤裡螞蟻之間的交戰說不上什麼是為生存競爭所必需的，人類社會中成員之間的情況也是這樣。 
　　因此，人們必須防止把習慣意義上的成功作為人生目標向青年人宣傳。因為一個獲得成功的人從他人那裡所取得的，總是無可比擬地超過他對他們的貢獻。然而看一個人的價值應當是從他的貢獻來看，而不應當看他所能取得的多少。 
　　在學校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動機是在工作和工作的結果中的樂趣，以及對這些結果的社會價值的認識。啟發並且加強青年人的這些心理力量，我看這該是學校的最重要的任務。只有這樣的心理基礎，才能引導出一種愉快的願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財富——知識和藝術技能。 
　　要啟發這種創造性的心理才能，當然不像使用強力或者喚起個人好勝心那樣容易，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更有價值。關鍵在發展於孩子們對遊戲的天真愛好和獲得他人贊許的天真願望，引導他們為了社會的需要參與到重要的領域中去。這種教育的主要基礎是這樣一種願望，即希望得到有效的活動能力和人們的謝意。如果學校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勝利完成了任務，它就會受到成長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學校規定的課業就會被他們當作禮物來領受。我知道有些兒童就對在學時間比對假期還要喜愛。 
　　這樣一種學校要求教師在他的本行成為一個藝術家。為了能在學校中養成這種精神，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呢？對於這一點，正像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一個人永遠健康一樣，萬應靈丹是不存在的。但是還有某些必要的條件是可以滿足的。首先，教師應當在這樣的學校成長起來。其次，在選擇教材和教學方法上，應當給教師很大的自由。因為強制和外界壓力無疑也會扼殺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時所感到的樂趣。 
　　如果你們一直在專心聽我的想法，那麼有件事或許你們會覺得奇怪。我詳細講到的是，我認為應當以什麼精神教導青少年。但我既未講到課程設置，也未講到教學方法。譬如說究竟應當以語文為主，還是以科學的專業教育為主？ 
　　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照我看來，這都是次要的。如果青年人通過體操和遠足活動訓練了肌肉和體力的耐勞性，以後他就會適合任何體力勞動。腦力上的訓練，以及智力和手藝方面技能的鍛煉也類似這樣。因此，那個詼諧的人確實講得很對，他這樣來定義教育：「如果人們忘掉了他們在學校裡所學到的每一樣東西，那麼留下來的就是教育。」就是這個原因，我對於遵守古典，文史教育制度的人同那些著重自然科學教育的人之間的爭論，一點也不急於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對把學校看作應當直接傳授專門知識和在以後的生活中直接用到的技能的那種觀點。生活的要求太多種多樣了，不大可能允許學校採用這樣專門的訓練。除開這一點，我還認為應當反對把個人作為死的工具。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使青年人在離開它時具有一個和諧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為一個專家。照我的見解，這在某種意義上，即使對技術學校也是正確的，儘管它的學生所要從事的是完全確定的專業。學校始終應當把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取得專門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礎，並且學會了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就必定會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種其主要訓練在於獲得細節知識的人來，他會更好地適應進步和變化。 
　　最後，我要再一次強調一下，這裡所講的，雖然多少帶有點絕對肯定的口氣，其實，我並沒有想要求它比個人的意見具有更多的意義。而提出這些意見的人，除了在他做學生和教師時積累起來的個人的經驗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東西來做他的根據。 
　　　　　　　　　　　　　　　　　　　 （許良英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