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舊約聖經·創世記》中的創造天地的故事頗有重寫的必要。在中國的長篇小說《紅樓夢》裏，那個柔弱多情的男主角很喜歡和女人混在一起，深深崇拜他那兩個美麗的表姊妹，常以自己生為男孩子為憾。他說“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因為他覺得他的表姊妹是可愛的，純潔的，聰明的，而他自己和他的男同伴是醜陋的，糊塗的，脾性暴戾的。如果《創世記》故事的作者是賈寶玉一類的人，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麼，那麼，他一定會寫一個不同的故事。上帝用泥土造成一個人形，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裏，就成了亞當。可是亞當開始裂開了，粉碎了，於是上帝拿一點水，把泥土再塑造起來；這滲進亞當的身體的水便是夏娃，亞當的身體裏有了夏娃，其生命才是完全的。這在我看來至少是婚姻的象征意義。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水滲進泥裏，把泥塑造了，泥吸收了水，使水有了形體的寄托，使水可以在這形體裏流動著，生活著，獲得了豐富的生命。 

　　許多年前，元朝大畫家趙孟* 的妻子管夫人（她自己也是畫家，曾做宮廷中的師傅），早已用泥和水來比喻人類的婚姻關系了。在中年的時候，當趙孟* 熱情漸冷，打算娶妾的時候，管夫人寫了下面這首詞贈他，使他大受感動，因而回心轉意： 
　　你儂我儂， 
　　忒煞情多， 
　　情多處， 
　　熱如火！ 
　　把一塊泥， 
　　撚一個你， 
　　塑一個我。 
　　將咱兩個， 
　　一齊打破， 
　　用水調和， 
　　再撚一個你， 
　　再塑一個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與你生同一個衾， 
　　死同一個槨。 
　　中國人的社會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個制度支配著中國人的整個生活型態，宣染著中國人的整個生活型態。這種生活的家族理想是哪裏來的呢？這個問題不常有人提出，因為中國把這個理想視為當然，而外國的研究者又覺得沒有充足的經驗可以討論這個問題。關於家族制度成為一切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據這一點，一般人都認為其理論的基礎是孔子所建立的；這種理論的基礎極端重視夫婦的關系，視之為一切人類關系之本，也極端重視對父母的孝道，以及一年一度省視祖墓的風尚，祖先的崇拜，和祖祠的設立。 
　　有些作家曾稱中國人的祖先的崇拜為一種宗教，在我看來，這大抵是對的。這種崇拜的非宗教之點，是在它排除了超自然的東西，或使之占著較不重要的地位。祖先的崇拜幾乎不和超自然的東西發生關系，所以它可以和基督教，佛教，或回回教關於上帝的信仰並行不悖。崇拜祖先的禮儀產生了一種宗教的形式，這是很自然而且很正常的，因為一切的信仰都須有一種外表的象征和形式。我覺得向那些寫著祖宗名字的十四五寸高的木主表示尊敬，並不比英國郵票上印著英皇肖像更有宗教色彩，或更無宗教色彩。第一，中國人大抵把這些祖先的靈魂視為人類，而不視為神靈；中國人是視他們為老人家，而由子孫繼續供奉著他們的，他們並不向祖先祈求物品或疾病的治療，完全沒有崇拜者和受崇拜者之間普通那種討價還價的事情。第二，舉行這種崇拜的禮儀不過是子孫紀念已逝世的祖先的一個機會，這一天乃是家人團聚，對祖先創家立業的功績表示感激的日子。拿它去代替祖先活著時的生日慶祝，是不十分適當的，可是在精神上，它和父母的生日慶祝或美國“母親日”的慶祝，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基督教傳教士禁止中國信徒去參加祖先崇拜的禮儀和宴樂，其唯一的理由乃是因為崇拜者必須在祖宗的木主之前拜跪，這種行為是違犯“十戒”的第一戒的。這一點是基督教傳教士缺乏理解的最明顯的證據。中國人的膝頭並不象西洋人的膝頭那麼寶貴，因為我們向皇帝拜跪，向縣令拜跪，在元旦日也向我們活著的父母拜跪。因此，中國人的膝頭自然比較容易使用，一個人向一塊形如日歷的木主拜跪，其異教徒的資格並不會增加或減少。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基督徒因為不許參加大眾的宴樂，甚至不許捐款去幫助戲劇表演的費用，結果在鄉村和城鎮裏不得不和一般的社會生活隔絕。所以，中國的基督徒簡直是被逐出了自己的家族了。 
　　這種對自己家族的孝敬和神秘責任的感覺，常常形成了一種深刻的宗教態度：這是毫無疑義的。例如，十七世紀的儒家大師顏元在年老的時候，帶著感傷的心情出門去尋找他的哥哥，因為他沒有子嗣，希望他的哥哥有一個兒子。這個相信行為重於知識的儒家弟子，當時住在四川。他的哥哥已經失蹤多年。他對於講解孔子教義的工作感到厭倦，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這在傳教士說來，一定是“神靈的召喚”），覺得應該去尋找這個失蹤的哥哥。他的工作是困難到極點的。他不知道他的哥哥在什麼地方，甚至也不知道是否尚在人世。當時出外旅行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明朝的政權已經傾覆，各地情形甚為混亂。然而，這位老人還是懷著宗教般的虔誠，不顧一切地出門，到處在城門上和客棧裏張貼尋人的告白，希望找到他的哥哥。他就這樣由中國西部一直旅行到東北諸省去，沿途跋涉幾千裏；經過了許多年，有一天，他到一個公共廁所裏去，把傘放在墻邊，他的哥哥的兒子看見那把傘上的名字，才認出他，帶他到家裏去。他的哥哥已死，可是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已經替他的宗族找到一個子嗣了。 
　　孔子為什麼這樣註重孝道，不得而知，可是吳經熊博士曾在一篇精彩的論文裏①說，其原因是因為孔子出世時沒有父親。《甜蜜的家》（“Home，Sweet　Home”）一歌的作者一生沒有家庭，這種心理上的原因是相同的。如果孔子小時有父親的話，他的父性觀念一定不會含著那麼濃厚的傳奇浪漫色彩；如果他的父親在他成人的時候還活著，這種觀念一定會有更不幸的結論。他一定會看出他父親的缺點，因此也許會覺得那種絕對孝敬父母的觀念有點不易實行。無論如何，他出世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死了，不但如此，孔子甚至連他父親的墳墓在何處也不知道。他的父母的結合是非正式的，所以他的母親不願告訴他父親是誰。當他的母親死時，他把她殯於（我想他的態度是玩世的）“五父之衢”，後來他由一個老婦人探出他父親的葬處，才把他的父母合葬在另一個地方。

　　-------- 
　　①上海英文《天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真孔子》（“The　Real　Confucius”）一文。 
　　我們得讓這個巧妙的理論去表現其自身的價值。關於家族理想的必要，我們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可以找到許多理由。開頭的觀念是把人類視為家庭單位的一份子，而不把他視為個人。這觀念又得一種人生觀和一種哲學觀念的贊助。那種人生觀可以稱為“生命之流”的原理，而那種哲學則認為人類天賦本能的滿足，乃是道德和政治的最後的目標。 
　　家族制度的理想必然是和私人個人主義的理想勢不兩立的。人類終究不能做一個完全孤立的個人，這種個人主義的思想是不合事實的。如果我們不把一個人當做兒子、兄弟、父親或朋友，那麼，他是什麼東西呢？這麼一個人變成了一個形而上的抽象名詞。中國人既然是具有生物學的思想，自然先想到一個人的生物學上的關系。因此，家族變成我們的生存的自然生物學單位，婚姻本身變成一個家族的事情，而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我在《吾國與吾民》裏，曾指出這種占有一切的家族制度的弊害，它能夠變成一種擴大的自私心理，妨害國家的發展。可是這種弊害在一切人類制度裏都存在著，無論是在家庭制度裏，或西方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裏，因為人類的天性根本是有缺點的。中國人始終覺得一個人是比國家更偉大，更重要的，可是他並不比家庭更偉大，更重要，因為他離開了家庭便沒有真實的存在。現代歐洲民族主義的弊害也是同樣明顯的。國家可以很容易地變成一個怪物，——現在有些國家已經變成怪物，——把個人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私人榮譽，甚至於個人幸福的最後目的完全吞沒了。 
　　我們可以用家族的理想來代替西洋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在這種家族的理想裏，人類不是個人，而是家族的一份子，是家族生活巨流的主要部份。我所說的“生命之流”的原理，便是這個意思。在大體上說來，人類的生命可說是由許多不同種族的生命之流所造成的，可是一個人直接感覺到的，直接看見的，卻是家族的生命之流，依照中國人和西洋人的比喻，我們用“家系”或“家族的樹”一詞，每個人的生命不過是那棵樹的一部分或一個分枝，生在樹身上，以其生命來幫助全樹的生長和賡續。所以，我們必須把人類的生命視為一種生長或賡續，每個人在家族歷史裏扮演著一個角色，對整個家族履行其責任，使他自己和家庭獲得恥辱或光榮。 
　　這種家族意識和家族榮譽的感覺，也許是中國人生活上隊伍精神或集團意識的唯一表現。為使這場人生的球戲玩得和別一隊一樣好，或者比別一隊更好起見，家族中的每個份子必須處處謹慎，不要破壞這場球戲，或行動錯誤，使他的球隊失敗。如果辦得到的話，他應該想法子把球帶得遠些。一個不肖子對自己和家族所造成的恥辱，是和一個任防禦之責的球員接不住球，因而被敵人搶去一樣。那個在科舉考試裏獲第一名的人，是和一個球員沖破敵人防線，幫球隊獲得勝利一樣。這光榮是他自己的，同時也是他的家族的。一個人中了狀元或進士之後，他的家人、親戚、族人、甚至於同鎮的人，在情感上和物質上，都可以靠他獲得一些利益。因此在一兩百年之後，鎮上的人還會誇口說：他們在某個年代曾經出過一個狀元。一個人中了狀元或進士之後，衣錦還鄉，將一個榮譽的金匾高高放在他的祖祠裏，家人和鎮上的人都很高興，他的母親也許在喜極而流淚，全族的人都覺得非常榮耀。今日一個人獲得一紙大學文憑的情形，跟從前那種熱鬧的情景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 
　　在這個家族生活的圖畫裏，我們可以找到許許多多的變化和顏色。男人自己經過了幼年、少年、成年、老年等時期：開頭是由人家養育，後來轉而養育人家，到年老的時候又由人家養育了；開頭是服從人家，尊敬人家，後來年紀越大，越得人家的服從，受人家的尊敬。女人的出現尤其使這幅圖畫的顏色更為鮮明。女人踏進這個連續不斷的家族生活的圖畫裏，並不是要做裝飾品或玩物，甚至根本也不做妻子，而是做家族的樹的主要部分——使家族系統賡續著的要素。因為任何家族系統的力量，是有賴於那個娶入家門的女人及其所供給的血液的。賢明的家長是會謹慎選擇那些有著健全遺傳的女人的，正如園丁移植樹枝時謹慎選擇好種一樣。一個男人的生活，尤其是他的家庭生活，是由他所娶的妻子所創造或破壞的，未來家庭的整個性格是受她的支配的：這是頗為合理的推斷。孫兒的健康和他們所將受的家庭教養（這一點很受人們的重視），完全要看媳婦自己所受的教養如何。因此，這個家族理想裏有一種無定形的，不明確的優生制度，以相信遺傳的觀念為根據，而且常常極力註重“門第”，這所謂“門第”，就是家中的父母或祖父母對於新娘的健康、美麗、和教養等方面所定的標準。一般地說來，重心是在家庭的教養（跟西洋人選擇“優良的家庭”“Good　home”裏的女人意義一樣），這種教養包括節儉、勤勞、舉止溫雅、和有禮貌這些良好的舊傳統。當父母有時不幸看見他們的兒子娶了一個舉動粗鄙，毫無價值的媳婦時，他們往往暗中咒罵女家沒有把他們的女兒好好教養起來。因此，父母對於女兒負有教育的責任，使她們出嫁之後不至於玷辱娘家的體面——比方說，她們如果不會燒菜或做好吃的年糕，便是玷辱了娘家的體面。 
　　以家族制度中的生命之流的原理而言，永生差不多是看得見的，摸得到的。祖父看見他的孫兒背著書包上學去，心中覺得他確是在那孩子的生命裏重度人生的；當他撫摸那孩子的手兒或捏撚其面頰時，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血肉。他自己的生命不過是家族之樹的一部分，或奔流不息的家族生命巨流的一部分，所以，他是欣然瞑目而死了。為了這個緣故，中國父母最關心的事情是在去世之前看見子女締成美滿的姻緣，因為那是比自己的墓地或選擇好棺木更加重要的事情。因為他要親眼看見他的子女所嫁娶的男女是什麼樣子的人，才會知道他的子女所將過的生活，如果媳婦和女婿看來頗為滿意，他是“瞑目無恨”的了。 
　　這麼一種人生觀使一個人對世間的事物抱著遠見，因為生命再也不是以個人的生命為終始了。球隊在中衛線的要員失掉作戰能力之後，還是繼續比賽下去。成功和失敗開始呈露著一個不同的局面。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是：一個人要過著不使祖宗羞辱的生活，同時要有不損父母顏面的兒子。中國官吏辭去官職的時候常常說： 
　　　　有子萬事足， 
　　　　無官一身輕。 
　　一個人最不幸的事情也許是有一些“墮壞家聲”或揮霍祖業的不肖子。家財百萬的父親如果有一個嗜賭的兒子，便無異已經把一生掙來的家財耗光。如果兒子失敗了，那便是絕對的失敗。在另一方面，一個眼光遠大的寡婦如果有一個五歲的好兒子，便能夠忍受多年的痛苦、恥辱，甚至於虐待和迫害。中國歷史上和文學上充滿著這種寡婦，她們忍受著一切的艱苦和虐待，生活下去，一直到她們看見兒子飛黃騰達，出人頭地，也許甚至成為名人。蔣介石可說是最新的例證，他小時和他的守寡的母親受著鄰人虐待。這位寡婦一天對她的兒子寄著希望，便也一天不氣餒。寡婦大抵能夠使她們的孩子在品性和道德方面得到完美的教育，她們的教育工作是成功的，因為女人普通較有實事求是的感覺；因此我常常覺得在兒童教養方面，父親是完全不需要的。寡婦往往笑得最響，因為她笑得最遲。 
　　所以，這麼一種家庭生活的配合是令人滿意的，因為在生物學各方面的人類生活都已經顧到。這終究是孔子的主要目標。在孔子的心目中，政治的最後理想是和生物學很有關系的：“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這是值得註意的，因為它不僅是一句關於枝節問題的話，而是政治的最後目標。這就是所謂“達情”的人文主義哲學。孔子要我們的一切人類本能都得到滿足，因為我們唯有這樣才能夠由一種滿足的生活而得到道德上的和平，而且也因為唯有道德上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這種政治理想的目的是在使政治變成不必要的東西，因為那種和平將是一種穩固的，發自人心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