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國:中國文化在美國受“追捧”嗎?

       隨著中國國力的日益強大,對外影響也日益增強。在 《紐約時報》上,可以說沒有一天沒有與中國有關的新聞,就連北京發生一次大規模交通擁堵,也會馬上成為《紐時》的報道對象。然而,美國對中國的關註是否如一些中國人所想象的那樣,意味著毫無疑問的“受追捧”?希望能以此文提供一個客觀的觀察角度,以便關註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人能了解一些可能存在的誤區,獲得一些替代性的思考。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不是一篇基於社會科學方法的論文,而是個人觀察和感悟的小結。

   在對外的傳播過程中, 筆者認為儒家文化的威力不能被過於誇大。在自己講授的兩門課: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教學中,筆者都會花費大量時間督促學生仔細研讀英文版諸子百家的言論,道德哲學和政治思想,並加以對比。在持中立態度,對這些政治思想流派只介紹不評判的情況下,筆者發現幾乎每一個學期,每一批學生都在理念和政策取向方面贊同法家而不是儒家。在討論西漢著名的《鹽鐵論》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贊同法家以國家幹預經濟以增加財富的做法。另外,不少學生都非常喜歡《孫子兵法》,因為其中的智慧和實用性很強關於如何取勝的指導,其魅力是大於儒家關於忠孝仁愛的訓誡的。道家學說和《道德經》也比較受學生歡迎。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美國學生對當代儒學復興的看法,在剛剛結束的2015年春季學期中,筆者讓選修我本人開設的新課“中國的社會主義和後社會主義”的學生必讀英文版的儒學家蔣慶的專著《政治儒學》 (英譯書名為“儒家政治秩序: 中國古代的過往將如何影響其政治未來”)。這本書由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貝淡寧(Daniel Bell)編輯並作序,但書中的理念卻受到學生的全面質疑。選這門課的美國學生幾乎一致認為,蔣慶對道德的強調,關於孔子的後裔應該繼續在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關於復興王權,關於儒家學者作為“天”的代言人的論述,關於現代代議制民主的有限性等言論,雖然“有趣”,但對中國的政治現代化沒有任何積極作用。如前面所述,中國的道德觀和美國的道德觀本身就有很大差異,蔣慶所宣揚的傳統道德對一般美國大學生很難產生吸引力。由於蔣慶本人缺少在西方生活的體驗,他對西方民主制度運作的批判十分膚淺,也很難說服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
   在這裏我想特別指出,美國的確有一部分一流學者,如安樂哲,貝淡寧等人成為儒家學說的研究和支持者,但這並不應該誤導中國人認為儒家文化在美國廣受歡迎。在任何社會裏,有獨到見解的學者個人的思想往往是小眾的,並不代表社會大眾的觀念。例如,中國學者趙汀陽認為當代世界秩序應該按照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加以重建,這種在學術層面上顯得新穎和另類的理論可能就不能代表除了他本人以外的任何中國人。在這一意義上,受過本科教育以後從事各行各業的普通美國人的大眾觀念,比研究特別精深,囿於一己之見的學者的見解更值得重視,而這也才是“文化交流”區別於 “學術交流”之所在。
   當然,這裏並不涉及對儒家文化本身的評價和研究,也不涉及中國人和同處漢字文化圈的非中國人對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認同和情感,只討論其在西方年輕一代中的影響。可以肯定地說,儒家文化及作為核心形象代表的孔子,對絕大部分的美國學生來說,沒有特別大的吸引力。對儒家文化和孔子這一形象的迷信,可能是中國對外文化傳播中一個很大的誤區。以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禮”而言,這種對“復禮”的強調回應的是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局面,但對以個人主義以核心價值的美國年輕人的來說很難產生共鳴。一般意義上的仁愛,禮貌,尊重,忠誠,在美國的小學和童子軍裏都是反復地灌輸給學生的基本人倫規範,並不需要通過中國的儒家文化來啟發。再以“孝”而言,根據美國法律,大學生的在校成績,非經本人同意,連父母也不能查詢。這種對個人權利和隱私的保障,已經完全壓倒任何“孝”為名對子女所要求的順從。同時,父母在子女成年以後,不再負擔其生活和學習費用,很多學生背負著沈重的學費貸款壓力,對於父母的經濟乃至情感依賴也不大。
   就師生關系而言,美國的學生對教授有很大的制約權力,其重要手段就是每個學期期末學生對教師進行的評估。和中國國內高校的評估相比,美國大學對學生對對教授的評估要重視得多。在我所任教的大學,學校會回收所有答卷,並進行專業的統計,對比和制表。這些圖表,連同學生的定量和定性評價,都會被發回到教授本人手上。教授不僅能看到學生對自己的評分,具體評價,還能看到在每一項目下獲得的評分和全校平均水平的關系:是高於還是低於全校平均得分。教授本人在自己的總結報告中,還必須援引學生評估,以說明自己是否取得進步,或者解釋沒有取得進步的原因,比如是否采取一些新的方法,卻不被學生接受等。在對教授的個人學術生涯至關重要的終身教職的評定中,基於連續幾年的學生評估做出對教學效果的評估,將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把相當大的權力交到學生手上,極大顛覆了儒家傳統中所規定的教師的權威地位。
   另外,美國學生也習慣於不斷向教師提出問題, 形成一個平等探討的課堂氣氛,當然也會就自己的得分和教授討論,教授需要向有問題的學生證明自己的評分是合理的——這種現象在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教育中更為明顯,因為論文的好壞並沒有絕對的正誤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再強調儒家關於絕對尊重長輩和教師權威的理念,可以說是和美國當代文化格格不入的。假如我們回想一下,五四時期儒家文化在中國曾受到過何等強烈的攻擊,應該不難想象美國青年學生對它的態度,而這種批判態度不會因為中國官方大力提倡儒學而改變。同時,這種平等和權利意識和它的理性表達, 和孫悟空“大鬧天空”式的胡鬧又有著本質的區別。最後,儒家文化中的性別歧視,尤其容易引起美國大學生的抵觸甚至反感。事實上,儒家文化很難在漢語文化圈外(包括中國的新疆和西藏地區)具有普適性,因而也很難成為中國的軟實力資源。
   另外,無須諱言,當代美國大學生對於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存在根本的懷疑和否定。這種態度必然影響到他們懷疑一些和中國政府有關的文化行為的動機, 如建立孔子學院,提倡儒學等。美國學生堅定不移地相信競爭性的多黨制,代議制,言論和信息自由的價值,難以接受對網站的封堵和在他們看來代表了自由言論的人士的壓制。事實上,每年都有學生在自由選擇學期論文的時候,研究中國的互聯網審查制度,也都有學生研究lxb,aww等人。應對這種情況的一種較為有效的做法,還是“語境化”,強調中國近代歷史上面臨的多重壓力和相應的民族主義潮流,以及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歷史背景和西方迥然不同的第三世界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特殊處境和路徑選擇。在這裏,歷史學家和後現代理論家德裏克(Arif Derlik)關於替代性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和第三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對美國大學生是具有很大說服力的。這樣做的目的,自然不是讓美國學生接受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而是對當代中國何以成為當代中國產生有深度的理解。
  
   在國內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認識中,還有一種誤解就是誇大太極拳和中國武術的傳播及影響。我曾經專門開過一門課,講授中國武俠文化和電影,結果發現,美國學生除了對張徹的武俠經典影片《獨臂刀》表示印象深刻以外,對大多數中國人喜歡的武俠電影,主要是《笑傲江湖》,《東方不敗》等都興趣缺缺。他們對這類電影最主要的不滿就是“太假” 。學生以英文來現代閱讀武俠小說,選擇不多,我用的是英文版《雪山飛狐》和《蕭十一郎》。學生幾乎都不喜歡《雪山飛狐》 ,因為故事情節復雜,人物眾多,而偏愛《蕭十一郎》 。我自己反復閱讀和對比,也感覺《蕭十一郎》中描述的那種孤獨英雄形象和古龍特有的簡練的語言,是吸引學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就是《蕭十一郎》和古龍的絕大多書作品一樣,抽離了復雜的歷史情境和民族文化背景,更像是關於個人主義,普遍人性和存在的體認。一旦都翻譯成外文,在全球文化的背景下,相信意識和敘述風格極富現代感的古龍的魅力,會遠超過金庸。對電影《臥虎藏龍》在美國的走紅在此不展開論述,簡單地說,我傾向於認為原因是片中對人性,道德,個體性和社會性,及人的選擇的種種困境的隱喻,而不完全在於中國文化元素。
   在我所生活和工作的小城裏,也有一個美國人自教自學的太極拳學習班,這當然可以作為太極拳國際影響的一個證明,但是如果我們放大視野,就會看到更多的值得思考的事情。同樣在這座小城裏,有另外幾個學跆拳道的培訓班,兩個據稱是來源於韓國的“唐手道”的培訓班,還有更多的瑜珈研習班。這說明,美國人在健身方面的選擇是很多元的,太極拳只是他們的一個選項而已。至少在這座小城市裏,甚至還說不上是最受追捧的一個項目。大多數的時間,我會經常聽到兒子的美國小朋友說自己學跆拳道,至今還沒有認識一個美國人,不論是成人還是兒童,說自己練太極拳。
   假如試圖分析這一現象,那麽我們或許可以推論說,跆拳道在普及方面有兩個優勢是太極拳不具備的:第一,是積極的進攻性和對抗性。這是跆拳道深受美國乃至世界各地青少年和兒童歡迎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太極拳太靜,也太慢;第二,跆拳道有國際統一和標準化的晉級系統,這不僅為青少年練習者提供了看得見的激勵,也有視覺識別功能。與之相比, 太極拳的練習不能讓學習者產生在一個可以明確感知的序列裏循序漸進,不斷提升的感覺。值得註意的是,現代社會越來越直觀乃至功利,人從事每一項活動都難免期待看得見的回報。跟大多數美國人講解太極拳背後蘊涵的哲學和文化,在現實中遠遠不如跆拳道從白帶升級到黃代的吸引力那麽大。更何況,在道家哲學的層面上真正講清楚,聽明白,對雙方來說都非易事,“仙風道骨”也不是註重實用的美國人所追求的境界。在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文化中重視的視覺化,直觀化,客觀化和標準化,是中國太極拳實現更好的普及所需要思考的。
   即以漢語學習而言,我所在的,排名尚可的私立大學開設的初級漢語在2015年秋季學期有21個美國學生學習,中級有8名;而基礎漢語有12名學生,中級漢語只有4名學生學習,人數均不如阿拉伯語的學生,更難以和歐洲語言,例如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競爭。事實上,包括阿拉伯語,伊斯蘭教文化,阿以沖突在內的跨學科“中東-北非研究”在這所學校正日益成為我所參與的中國研究項目的強有力挑戰。以“中東-北非研究”為主修專業和輔修領域的學生數量都超過了選擇跨學科的“中國研究”為專業和輔修的學生。同事中來自中國大陸,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中文教授,以及來自大陸或臺灣的教學助理努力舉辦各種課外活動,促進美國學生練習使用中文,但很多學生把學中文僅僅當成一種獲取學分的手段,把“中文”僅僅當成一門“課程”,而非一種活的語言,並不存在所謂的“漢語熱”。這和中國國內的英語學習者積極尋找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練習口語,或者專門花錢聘用他們做家教的情況大相徑庭。由於缺少真正的時間和精力的投入,很多美國學生學習中文的效果並不好,修完學分以後也無法進行有效溝通。
   相信中國文化的魅力和自身優勢,但不必誇大,不盲目驕傲,是在對外文化傳播中應該註意的。甚至可以說,中國文化的內在生命力和價值,本來就不需要西方人的承認。從受追捧的幻覺中獲得滿足乃至優越感,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現。對外的文化傳播,一個重要的功能也其實不在於制造狂熱的假象,而在於培養思維正常,能夠理性和全面看待中國,看待自身,看待世界的西方年輕人。(收藏自2015-10-27《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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