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裏,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沈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裏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歷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臺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麼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沈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沈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後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憶錄,並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後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回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沈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沈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裏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裏有一段講到了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裏之間起了爭紛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裏吐痰。順便說一句,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為像蕭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著夾鼻眼鏡,留著山羊胡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胡子,探著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蕭斯塔科維奇長得什麼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象他是這個樣子,然後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為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範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後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裏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誌,“五講四美”,請你註意。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沈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裏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註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帶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面就說這麼多,因為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面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了解,紅箍還不大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為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蕭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等,我為什麼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熏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面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地亂嚷嚷。從這些話裏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竈相仿,裝了一臺小鼓風機,嗡嗡地響著,好像一窩飛行的屎殼郎。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釬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只有六歲,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裏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饑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饑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吃鉛筆。上小學時,在課桌後面一坐定就開始吃。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後面有橡皮頭。我從後面吃起,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吃到木頭筆桿以後,軟糟糟的沒什麼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著吃。終於把整支鉛筆吃得只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吃。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饑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為世界還有陰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從我懂事的年齡起,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麼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但我總有點疑問,這麼多美事怎麼都叫我趕上了。除此之外,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夠含蓄。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裏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沖上陽臺,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沈。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麼幸福,多麼神聖,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裏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麼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對於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麼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歷、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沈默的起因。二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雞皮疙瘩。但不管怎麼說吧,人來到世間,仿佛是來遊泳的,遲早要跳進去。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沈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不管怎麼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麼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並沒有終身沈默的決心。小的時候,我們只有聽人說話的份兒。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並不是我們發明出來,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在這方面我們毫無責任。只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麼出身?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裏迸出三個字:“狗崽子!”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分。當年我就這麼想,現在我也這麼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布置的讀書作業是《南方來信》。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看完以後,心裏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了。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我就想象不出現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麼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學習,還會在沈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於話語,它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三現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麼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裏。有一天,我從校外回來,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走在前面的是一夥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導,還經常提到“十六條”。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布的展開“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叫做“要文鬥,不要武鬥”,制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於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文化革命”裏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至於隊伍的後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麼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後面。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攔住,他們就從側面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度。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裏的孩子相當的厲害,不但敢吵敢罵,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實。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麼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雙唇緊閉,兩眼發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度,繼續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癥。有關癔癥,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只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不管哪一種,心裏想的和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隊時,村裏有幾個婦女有癔癥,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貍,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奸犯)吵吵鬧鬧,以狐貍的名義要求吃肉。但肉割來以後,她要求把肉煮熟,並以大蒜佐餐。

很顯然,這不合乎狐貍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於“文化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癥,大家鬧的和心裏想的也不是一回事。當然,這要把世界陰的一面考慮在內。只考慮陽的一面,結論就只能是:當年大家胡打亂鬧,確實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裏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癥。後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裏,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兇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這一大夥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叫做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裏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見了,在現場也沒有找到。根據一種阿加莎·克裏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學生嘴裏,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氣暴躁,急了的時候還會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於交代這件事的要點,忽略了一些細節,比方說,受傷的學生曾經慘叫了一聲,別人就聞聲而來,使打人者沒有機會把耳朵吐出來藏起來,等等。總之,此君現在只有兩個選擇,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中把耳朵吐出來,證明自己的品行惡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聽到這些話,馬上就加入了尾隨的行列,雙唇緊閉,牙關緊咬,並且感覺到自己嘴裏仿佛含了一塊鹹鹹的東西。現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看到那件事的結局;因為天晚了,回家太晚會有麻煩。但我的確關心著這件事的進展,幾乎失眠。這件事的結局是別人告訴我的:最後,那個咬人的學生把耳朵吐了出來,並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會怎麼看,反正當時我覺得如釋重負:不管怎麼說,人性尚存。同類不會相食,也不會把別人的一部分吞下去。當然,這件事可能會說明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咬掉的耳朵塊太大,咬人的學生嗓子眼太細,但這些可能性我都不願意考慮。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沈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你可以說,這些東西還不夠;但這些東西是好的,雖然學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廣。我把一個咬人的大學生稱為人性的教師,肯定要把一些人氣得發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個脾氣暴躁、動輒使用牙齒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別人的肉體,這一課看起來更有力量。再說,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階段裏,人也不可能學到更好的東西了。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品格低劣。考慮到紅衛兵也不是孤兒院裏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於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該負一定的責任。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這是因為,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面,還有陰的一面。後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得相當友愛,最起碼這是可圈可點的。我的親身經歷就可證明:有一次農忙時期我生了重病,鬧得實在熬不過去了,當時沒人來管我,只有一個同樣在生病的同學,半攙半拖,送我涉過了南宛河,到了醫院。那條河雖然不深,但當時足有五公裏寬,因為它已經泛濫得連岸都找不著了。假如別人生了病,我也會這樣送他。因為有這些表現,我以為我們並不壞,不必青春無悔,留在農村不回來;也不必聽從某種暗示而集體自殺,給現在的年輕人空出位子來。而我們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處,都該感謝沈默的教誨。四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沈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我個人經歷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麼,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後就會有些好處。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幹部,學生幹部又是個好意思。這些機會我都自願地放棄了。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願放棄的,他們會認為,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因為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我說我是自願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裏常常犯著貧乏癥。二十多年前,我在雲南當知青。除了穿著比較幹凈、皮膚比較白晳之外,當地人怎麼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以為我們都是臺面上的人,必須用臺面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並不討厭。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為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後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沓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後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裏雜有些分票。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幹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終於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決不是我。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鬥私批修啦!後來我們回家去,為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只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只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話語圈子裏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只是為了醜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我在沈默中過了很多年:插隊,當工人,當大學生,後來有在大學裏任過教。當教師的人保持沈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術性的課程,在講臺上只講技術性的話,下了課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幹什麼都可以保持沈默。當然,我還有一個終生愛好,就是寫小說。但是寫好了不拿去發表,同樣也保持了沈默。至於沈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歷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當時我懷疑的不僅是說過畝產三十萬斤糧、炸過精神原子彈的那個話語圈,而是一切話語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證明我當時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會感到無限的幸福。五我說自己多年以來保持了沈默,你可能會不信;這說明你是個過來人。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為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幹過的。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著一種話語的捐稅。我們聽說,在過去的年代裏,連一些偉大的人物都“講過一些違心的話”,這說明征稅面非常的寬。因為有征話語捐的事,不管我們講過什麼,都可以不必了一些“弱勢群體”,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同性戀者。做過了這些研究之後,我忽然猛省到: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在中國,人們以為同性戀者不存在。在外國,人們知道同性戀者存在,但不知他們是誰。有兩位人類學家給同性戀者寫了一本書,題目就叫做《Word is Out》。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沈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沈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作為最後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六我現在寫的東西大體屬於文學的範疇。所謂文學,在我看來就是:先把文章寫好看了再說,別的就管他媽的。除了文學,我想不到有什麼地方可以接受我這些古怪想法。賴在文學上,可以給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個立腳點。有這樣一個立腳點,就可以攻擊這個圈子,攻擊整個陽的世界。幾年前,我在美國讀書。有個洋鬼子這樣問我們:你們中國那個陰陽學說,怎麼一切好的東西都屬陽,一點不給陰剩下?當然,她這樣發問,是因為她正是一個五體不全之陰人。但是這話也有些道理。話語權屬於陽的一方,它當然不會說陰的一方任何好話。就是夫子也未能免俗,他把婦女和小人攻擊了一通。這句話幾千年來總被人引用,但我就沒聽到受攻擊一方有任何回應。人們只是小心提防著不要做小人,至於怎樣不做婦人,這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就是到了現代,女變男的變性手術也是一個難題,而且也不宜推廣——這世界上假男人太多,真男人就會找不到老婆。簡言之,話語圈裏總是在說些不會遇到反駁的話。往好聽裏說,這叫做自說自話;往難聽裏說,就讓人想起了一個形容缺德行為的順口溜:打聾子罵啞巴扒絕戶墳。仔細考較起來,恐怕聾子、啞巴、絕戶都屬陰的一類,所以遇到種種不幸也是活該——筆者的國學不夠精深,不知這樣理解對不對。但我知道一個確定無疑的事實:任何人說話都會有毛病,聖賢說話也有毛病,這種毛病還相當嚴重。假如一般人犯了這種病,就會被說成精神分裂癥。在現實生活裏,我們就是這樣看待自說自話的人。如今我也擠進了話語圈子。這只能說明一件事:這個圈子已經分崩離析。基於這種不幸的現實,可以聽到各種要求振奮的話語:讓我們來重建中國的精神結構,等等。作為從另一個圈子裏來的人,我對新圈子裏的朋友有個建議:讓我們來檢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瘋不瘋?有各種各樣的鏡子可供檢查自己之用:中國的傳統是一面鏡子,外國文化是另一面鏡子。還有一面更大的鏡子,就在我們身邊,那就是沈默的大多數。這些議論當然是有感而發的。幾年前,我剛剛走出沈默,寫了一本書,送給長者看。他不喜歡這本書,認為書不能這樣來寫。照他看來,寫書應該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靈魂。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個,就是我自己。這話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誠實。註釋:①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4期《東方》雜誌(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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