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consensus）也可稱為意見一致，是指一定時空背景下不同的利益主體對某一事件或價值理念形成的公共認可或共同認識。多元共識則是處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擁有多元觀念與價值取向的主體，通過討論、爭辯、溝通、交流最終達成的共識。當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已經進入攻堅克難的新階段，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分化進入凸顯期，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信仰、價值呈現出明顯的多元性、分化性和差異性。那麽，新時代背景下多元化的價值能否達成共識以及如何達成共識，便成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事實上，共識是可以達成的，只是達成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有學者指出，共識應當在承認社會現存差異的前提下來努力消解或彌合各階級、各階層的分歧。多元共識的形成其實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不同階層和階級的利益主體通過利益表達、利益互動、利益妥協來尋找多元價值、理念之間的平衡點。而新媒體的出現，為不同的利益主體提供了新的協商與對話的平臺，它使話語權朝著均等化方向發展，使互動場更為活躍，有力推動著多元共識的達成。

新媒體使話語權朝著均等化方向發展

新媒體區別於傳統媒體的顯著特點就是為更多的人提供了發言平臺。在傳統媒體環境下，政府擁有絕對的話語權，社會精英擁有部分話語權，普通公眾所擁有的話語權則是較少的。理論上，新媒體的出現可以為公眾提供平等的話語權，不過，受制於現實因素，完全的均等化不可能實現，但可以肯定的是話語權正朝著均等化的方向發展。
　　 傳統表達渠道的制度化束縛，塑造了公眾的“惰性”，他們普遍具有利益訴求，但是並不一定會將此表達出來，新媒體平臺的出現則為普通公眾的利益表達提供了可能性。一是從理性人的角度看，普通公眾的意見表達行為是基於成本收益綜合考量的結果。新媒體具有“易接近性”，介入門檻較低，且移動終端的普及程度越來越高，低成本、低風險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為公眾利益表達提供了便利。二是伴隨這種外在便利，個人通過接近新媒體技術提高了自我發展的能力，如信息獲取、知識習得、網絡建構等，從而提高了公眾的自我效能感，他們也更願意將自身利益表達出來。也就是說新媒體除了提供平臺外，還塑造了公民自我表達的意識。三是新媒體平臺自身的特性削減了公眾自我表達的顧慮。微信用戶的朋友圈大多是通過添加手機通訊錄、QQ聯系人以及身邊好友所形成的“熟人圈”，與“熟人”的親密關系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增高，心中芥蒂有所減弱，於是，人們更善於也更傾向於抒發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如果說微信朋友圈類似於“私家庭院”，庭前都是熟悉的好友，那麽微博則更類似於公共廣場，廣場上的人都戴有自己的“面具”，具有一定的匿名性，這也讓人們更敢於、更願意發表自己的意見。新媒體平臺為公眾掌握話語權提供了便利和可能，公眾與政府、社會精英一樣，都有了“發聲”的機會，而掌握在不同話語者手中的話語權由參差不齊轉向均等化發展。
　　 今年7月份，“環保人士呼籲叫停螢火蟲”這個話題在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臺上引起了廣泛關註和討論。此事件一出，環保人士、商家、專家、網友紛紛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環保人士質疑展覽的螢火蟲並非人工養殖，會影響生態平衡，甚至會引起種群滅絕；商家則認為，環保人士有抗議的權利，但政府叫停應給出法律依據，不能拿道德綁架合法的商業行為；專家贊成商業觀賞但前提是必須人工養殖；不少網友則表達了對螢火蟲的關愛，如有網友說“螢火蟲被放生後若環境不適宜很快就會死掉。它生命雖短，但也是拼命揮動翅膀，發出一道光。有些活動不要老以人類自己的感官愉悅為中心，適可而止吧”。對於這一事件，話語權不是一邊倒地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相反，新媒體平臺上的不同身份、不同階層的利益主體均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不同的觀點相互碰撞和交流，使得真理逐漸凸顯。
　　 新媒體使輿論場更為活躍
　　 新媒體環境下，政府、社會精英、普通公眾三類主體可以在同一平臺進行扁平式的對話，這種對話方式不同於傳統的科層制下的垂直性對話，其顯著特點就是話語傳遞的通達性。這樣，各主體的主動性就會得到激發，他們能夠更積極地參與到各類事件的討論中，發揮各自的能量，使得利益互動成為新常態，從而促進社會系統的良好運行。
　　 在新媒體利益互動場域中，政府、社會精英、普通公眾三者之間的互動成為“日常生活圖景”。這是因為，從互動主體來看，政府與社會精英之間、政府與普通公眾之間、普通公眾和社會精英之間針對社會事件和議題進行討論溝通，彼此之間交換意見和利益觀點。政府通過新媒體平臺發布最新的政策、動態走向，社會精英和普通公眾在熟悉相關信息後，根據自身利益來發表看法，比如通過微博轉發和評論、微信朋友圈留言等方式，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據；在普通公眾和社會精英之間的交流中，社會精英往往扮演著意見領袖的角色，他們的觀點和看法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公眾的觀點，當然，公眾的呼聲也是精英們形成觀點的參考。就互動形式而言，新媒體的應用形式不僅多樣化，而且還可以相互結合，發揮集成優勢。例如，微博和微信並不是兩個毫無關聯、完全獨立的平臺，相反，在微信中引起圈子關註的議題會被用戶及時分享到微博平臺。而微博上的各種見聞和觀點意見也會在微信平臺傳播，微博的大眾傳播與微信的小眾傳播的結合，使得新媒體平臺上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更加便捷和高效，進而在互動規模和互動效果上取得雙贏。
　　 利益主體利用手中的話語權在新媒體平臺上不斷討論，這為不同利益群體達成多元共識提供了可靠保障，當然，只有經過充分對話、爭辯與協商而形成的多元共識才更穩固。
　　 新媒體的自組織性使各利益主體的互動趨向有序
　　 不同利益主體借用新媒體這一平臺而進行的互動，其最終所要實現的結果就是凝聚社會最大公約數的利益，最大程度地達成多元共識，提高社會運轉的效率。
　　 在新媒體平臺中，存在著大量因為相同的社會地位、相近的文化背景、相似的理想信念而聚集形成的圈子，其內部成員出於圈子內的共通點，在利益互動中能夠遵從理性原則，理性表達，即使存在異見，彼此之間也能夠較好地理解和包容，尊重差異。同時，圈子和圈子之間的相互影響和滲透，使得不同利益主體的價值觀念相互碰撞，思想也更為活躍和開放。但不管是圈子內部還是圈子和圈子之間，都會受到新媒體自組織性的影響。不同利益群體在表達中有協商、有競爭，各種觀點相互作用、相互啟發、相互補充，在充分的互動和交鋒中會逐漸走向融合。無論討論結果如何，最終都是從無序的討論走向了有序的狀態。而這種經過了充分的醞釀、發酵、競爭而達成的良性狀態實際上是一種利益妥協，這種妥協意味著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走向平衡狀態，達成多元共識。
　　 2015年6月17日，微信朋友圈突然被廣大網友刷屏，“建議國家改變販賣兒童的法律條款拐賣兒童判死刑！買孩子的判無期！”被拐賣者的切膚之痛，為人父母的隱憂在一時之間被瞬間點燃，相關話題的閱讀量超過了21萬。事實上，拐賣婦女兒童情節嚴重的罪犯被判死刑，在我國也有先例，但是此次爭論的焦點主要是拐賣婦女兒童“是否該一律判死刑”。最初微信、微博上公眾紛紛作出承諾和表態：“我在XX，堅持拐賣兒童判死刑”。公眾的憤怒情緒已經稀釋了理性，事件更多地成為了公眾情緒的宣泄；而經過話題的持續醞釀，微博平臺上的文章、長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相繼出現了一些更理智的聲音，來自法學界、社會學界等專業人士從更科學合理的角度提出反對意見，告訴公眾判死刑不是打擊犯罪的有效方式，如果一律判處死刑，人販子很可能鋌而走險殺人滅口，反而對兒童不利，保護兒童立法是一方面，同時也要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在話題從醞釀、爆發到最後冷靜思考的全過程，公眾、受害家庭、專家等不同利益群體都有發言的機會，多種群體、多種聲音在自發協商中從雜亂無章逐漸走向有序狀態，形成了相對理性的共識觀點。
　　 總的來看，在多元化共識達成的過程中，政府、社會精英與普通公眾都在新媒體平臺中“發聲”。普通公眾能夠通過新媒體及時接收信息，了解事件真相，同時也能夠自主地參與到討論中來。社會精英可以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營造良好的協商氛圍，使討論更為理性，助推共識的達成。政府“放低身段”的參與有助於提高信息的透明度與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而及時回應社會精英與公眾的質疑，會進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我們更應該重視新媒體平臺在利益表達、利益互動與利益妥協這三個方面的積極作用，為各利益主體提供更多便利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