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為了維持封建社會的安定，把武士和農民兩個階級分別凍結起來，在德川家康結束內戰之前，名將豐臣秀吉已用其著名的《繳刀令》將這兩個階級分離開來。他收繳了農民的武器，並規定只有武士才能佩刀，但是武士不能再兼作農民、工匠或商人。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從事生產，他必須依靠每年從農民繳的稅中抽取貢米，作為俸祿來維生，就這樣成了寄生蟲的一分子。武士生活無憂，完全可以依賴大名，大名會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額分給每個武士。日本早些時期，封建大名與手下的武士，在各藩國之間無休止的戰爭中結成了牢固紐帶。但是在和平的德川時代，這種紐帶變成了經濟性的。與中世紀歐洲的騎士不一樣，日本的武士既沒有領地和農奴，也沒有錢。他們依靠並不富余的俸祿生活，而德川氏早就為其確定了俸祿數量。根據日本學者估計，武士的俸祿與農民的所得相差無幾，只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更傷腦筋的是，武士家族的幾個繼承人還要分享這點俸祿，那就更不夠用了。因此，選擇了武士，就只能限制自己的家族規模。對他們來講，最令人難堪的，就是承認威望取決於財富和外觀，所以，他們給自己定下"儉樸是最高的美德"的信條。
　　武士與農民、工人、商人這三個階級之間，還有著一條巨大的鴻溝，後三個階級是"庶民"，而武士則不是。武士的佩刀不單純是裝飾，他們對庶民可以使用佩刀，佩刀是其特權和階級的標誌。這是德川時代以前的傳統。德川家康所頒布的法令中規定："對武士無禮，對上級言而不遜的庶民，可立刻斬殺。"《家康遺訓百條》內道："士乃四民之首，農工商輩於士不得無禮。無禮，即心中無士也。於心中無士者，士不妨擊之。"又有，寬保三年《徹定書百條》中規定："士雖對步卒無禮，不得已而殺之，經審按後，屬實者亦無妨。"這也只不過是以前的傳統政策，建立在嚴格的等級之上，根本沒有考慮到要在平民與武士之間建立相互依存的關系。庶民和武士雖然都服從大名的統治，接受他的直接統率，但兩者又處於不同的階層。兩個階層之間的人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每個階層從上到下都有各自的法令、規則、統治和義務。兩個階級有時候出於形勢會相互溝通，但這畢竟不屬於等級制度所固有的東西。
　　德川時代，武士不僅會舞刀弄劍，他們還漸漸幫助大名管理財產，成為精通各種風雅藝術，如古典樂、茶道的專家。他們幫助大名處理各種文書，還能通過巧妙的手腕來實現大名的謀略。所有文書均由他們處理，藩主的謀略也靠他們的巧妙手腕來實施。在200年漫長的和平歲月裏，武士們幾乎沒有展示自身武力的機會。就像商人不顧等級規定而追求舒適高雅的生活方式一樣，武士雖然也時刻準備浴血奮戰，但在這個過程中卻學到了各種高雅的藝術。
　　沒有法律的保障，農民還是會受武士的欺淩，他們還要繳納沈重的賦稅，又要受各種各樣的限制，但還算有些安全保障。在日本，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這就等於有了威望。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禁止土地永久轉讓，但與歐洲保護封建領主的利益不同的是，這條法令是為了保護耕作者的利益。農民十分珍視他擁有的土地，他們世代耕作，勤勤懇懇，不辭辛苦。盡管如此，農民像希臘神話裏的提坦神阿特拉斯一樣，養活了一大群寄生階級。
　　這個寄生階級大約有二百萬人，包括將軍的政府、大名機構、武士等。他們要繳實物稅，將收獲的財物上繳給大名來養活這些人。德川時代的傳統賦稅高達40%，實際繳納的可能還要高，在有些藩甚至達到80%，而同樣是水稻農業國的暹羅，賦稅卻只有10%。此外，日本還經常占用農民的精力和時間，強迫他們服徭役和無償服務，所以農民也像武士一樣，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家庭人口。整個德川時代，日本全國人口總數基本沒什麼變化。而在這樣長期和平的年代，一個亞洲國家人口停滯不前，很能說明那個時期的統治狀況。統治階級對武士和農民都實行了斯巴達式的嚴格限制，但每個階級的下屬與其上級之間也有相對的依賴關系，每個人都很清楚自己的義務、特權及地位，如果這些受到損害，最貧困的人也會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