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克·比拉-馬塔斯：寫作是對讀者心靈的狩獵鐘娜

恩里克·比拉-馬塔斯是本屆上海國際文學周上最具世界知名度的作家，盡管出版商把他稱為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有點一廂情願，但足見其在世界文壇的重要性。

但與此同時，這位當今西班牙語文學最重要的作家在中國的知名度並不高，2年前他的《巴黎永無止境》出了中文版，幾乎無人問津；在本屆上海書展前，他的兩部重要作品《巴托比癥候群》和《似是都柏林》中文版也相繼出版。

今年3月面世的中文譯本《巴托比癥候群》讓西班牙作家恩裏克·比拉-馬塔斯的名字更加眼熟。通過一個足不出戶、愛書成癖的抄寫員的日記，《巴托比》亦莊亦諧地講述了一個隱蔽在文學世界背後的怪人群體。“巴托比癥候群患者”盡管有其天資，卻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選擇停筆抽身，對這個世界說“不”。其中一位說了一句意趣頗深的話：“我以為自己想當個詩人，卻沒想到其實內心深處，我最想成為的是詩。”

或許比拉-馬塔斯自己都沒有想到，在十余年後，他自己也成了被審視的作品。今年6月，New Directions出版社推出了作家14年新作《不合邏輯的卡塞爾》（The Illogical of Kassel）和早期舊作《便攜式文學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Portable Literature）的英譯本。

《不合邏輯的卡塞爾》記錄了比拉-馬塔斯2012年一段親身經歷。小說主人公“我”與作家本人一樣，是一位獎項加身的西班牙作家，深居簡出，受制於莫名的情緒波動。某個清晨，他接到一通神秘女子的電話，進而獲知德國卡塞爾市的第13屆卡塞爾文獻展（dOCUMENTA 13）邀請他和若干作家共同參與一個藝術互動項目：一周內每天早上在眾目睽睽之下於一家位於城郊的中餐館裏寫作。他和他的創作過程將成為藝術展示的一部分。

飽讀萬卷、略顯悲觀，這是比拉-馬塔斯筆下人物的共性。無論是足不出戶的抄寫員（《巴比妥癥候群》，只能通過書本來體驗現實生活的年輕作家（《蒙太諾的不治之癥》），在布魯姆日來到都柏林的退休出版人，還是追隨文學偶像海明威來到巴黎的年輕學徒（《巴黎永無止境》），他們身上都攜帶了一片作家本人的影子。這一點在《不合邏輯的卡塞爾》中更為明顯，比拉-馬塔斯將自己設為主人公，人名地名原封不動地搬入小說，從而使得現實和虛構之間的界線更加難以分辨。

虛構，還是非虛構？這是一個問題。比拉-馬塔斯解決它的方法是運用自己的方式來敘述。《不合邏輯》在開篇便頗有先鋒文學風格：

“一個作家越是先鋒，他就越不願意讓自己被貼上這個標簽。但誰又會在乎這個呢？老實說，我的開場白就是一個‘麥格芬’，和我計劃講述的毫不相幹，盡管從長遠角度看來，關於我被邀請到卡塞爾以及後來動身前往卡市一事我所能講的全部內容都將和這第一句話密切相關。”

接下來，敘述者耐心地對“麥格芬”進行了解釋：這是一個純粹為了懸念而存在的驅動器，然而與情節毫無關聯。可笑的是，打電話的女子口中的館長夫婦恰巧就姓“麥格芬”。當敘述者被“騙”出門前去與麥格芬夫婦赴宴時，迎接他的只有這名打電話的女秘書。從來就沒有什麼麥格芬夫婦……寥寥幾頁，比拉-馬塔斯獨樹一幟的風格便滲透開來：戲謔、幽默，夾帶幾分反諷，有評論家形容它為“快樂的文體”（Style of Happy）。這種輕盈的文風很好地托起了小說的敘事，因為後者並不那麼容易消化。《紐約時報》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比拉-馬塔斯的敘事中仿佛有“一眾（他）的各色分身，似在通過一面模糊不清的鏡子進行敘述，而故事從未清晰明澈”。比拉-馬塔斯辣手，早已創造出一個獨屬於自己的敘述聲音：遲疑的、古怪的、啰嗦的、歡快的，帶著掩飾不住的絕望。

《不合邏輯的卡塞爾》（The Illogical of Kassel）

經過一番心理鬥爭，敘述者動身來到卡塞爾的dOCUMENTA 13。他首先將面臨的是語言上的障礙。比拉-馬塔斯曾向記者談起在卡塞爾的經歷，“在中餐館裏我隨時隨地都聽到德語和中文，人們跑來向我傾訴他們的故事”。在小說中，主人公聽不懂德語和中文，開始采用自己獨特的翻譯方式來解讀身邊的言語。“當你將自己置身於聽不懂的語言中時，你會突然覺得自己能解讀一切。”

在這樣龐雜混亂的環境之下，敘述者對先鋒藝術持有一種溫和的保留態度：

“我曾經堅決地克制自己嘲笑先鋒藝術，盡管我也並非沒有意識到當今的藝術家可能是一群庸人，什麼都看不到，全然沒有察覺自己在和權力狼狽為奸。”

小說並沒有很快地否決這一觀點，而是采用一種接近自然的、迂回的路線，通過敘述者時莊時諧的思考創造出一種更為復雜、更為豐厚的視圖。在可以自由活動的夜間，敘述者開始在dOCUMENTA 13的藝術陳設間穿行，接觸到各種各樣的藝術展品——一間漆黑的房屋、在畫廊空間內旋流的人工微風、二戰期間受難者被送至集中營前在月臺上聽見的音樂——比拉-馬塔斯和他的主人公都在試圖對二十一世紀之初的當代藝術進行一個大略的描繪。

2012年夏，dOCUMENTA 13藝術展在德國卡塞爾市舉辦。這一世界著名藝術展每5年舉辦一次，這是第13屆。

隨著時間推移，敘述者慢慢發覺這些藝術作品並沒有創造出某種確定的意義、或對社會重大事件進行重現，而是提供了一個高度主觀、私人的體驗途徑，就好比那間漆黑的房子，像繭一樣將敘述者的思緒包裹在一起。正如同策展方曾對他說，“藝術就是藝術，怎麼看完全取決於你”。觀賞者需要自己發明與藝術對話的語言。

於是，當敘述者逐漸習得這種語言後，新的溝通開始了。作家從“被審視的作品”中解放出來，開始成為一個觀察者，在這種意義上，《不合邏輯的卡塞爾》堪稱一部成長小說：

“自從我來到這座城市後，我感覺到有一種無形的力量攥住了我，讓我覺得一切都如此震人心魄，仿佛卡塞爾出其不意地替我換擋，一股出乎預料的動力促使我對未來的藝術和生活充滿希望；盡管對這世界我仍然不樂觀，這一點上我早就放棄了。”

dOCUMENTA 13的主題是“崩塌與痊愈”；在二戰期間被用作納粹軍工廠基地的卡塞爾同樣通過先鋒藝術的開展而獲得了新生。在這兩股力量的交匯影響之下，《不合邏輯》最終抵達了一種富有張力的平衡態，既關乎崩塌，也關乎痊愈，既關乎混亂，也關乎秩序。它不無深情地捍衛了藝術的價值——“藝術讓‘活著’的感覺更加強烈”；當太陽升起時，坐在藝術空間裏冥思的敘述者寫道，“感謝清晨，世界看起來又是嶄新的了。”

《便攜式文學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Portable Literature）

New Directions出版社在同一天還推出了比拉-馬塔斯三十年前的舊作《便攜式文學簡史》。《便攜》的主人公們來自一個名叫“項狄們（Shandies）”的秘密文學群體，項狄其名源於17世紀愛爾蘭作家勞倫斯•斯特恩筆下的怪人特裏斯坦•項狄；成員包括達達主義的馬塞爾•杜尚、先鋒女藝術家喬治亞•奧弗基、作家阿萊斯特•克勞利。小說以文學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為載體，杜撰了一段古怪經歷。“項狄們”沈迷於所謂“便攜式文學”（portable literature）——即足夠輕巧，能裝在手提箱裏攜帶的文學——甚至策劃了無數聚會來探討文學的真意；其中有一次，他們在一個廢棄的潛水艇裏待了一周，這難免讓人想起三十年後《不合邏輯的卡塞爾》中的作家在中餐館的七天客旅。當然，與後者相比，《便攜》的青澀是顯而易見的，甚至有書評者半開玩笑地將它呼作“高級的同人小說”。二者的同時亮相，或可窺見出版社呈現作家思考成熟軌跡的意圖。

比拉-馬塔斯是一個意誌堅定的人，正如他曾經如此癡迷地窺探“巴托比癥候群”的深淵，卻仍然筆耕不輟寫了二十余本著作。明知維特根斯坦所言“沈默之不可言說”而仍然要說，他將寫作視作對讀者心靈的狩獵，“去捕獲、去擁有、去引誘、去征服，潛入另一個人的靈魂，然後留在那裏，去觸碰，去贏得讀者的心”（《不合邏輯的卡塞爾》）。

正如《巴托比癥候群》裏那個無名的抄寫員所言，“嘗試突破人類極限的作者可能會失敗，相反地，依循傳統文學風格的作者則永遠會成功。總是成功的作者，絕不冒風險，只套用萬無一失的寫作公式，永遠藏身在安全而舒服的學院裏，也永遠隱匿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