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核心是人性的尊嚴與價值

信仰，就其本義而言，並不一定意味著對神靈或彼岸的信仰。人類的信仰體系本是一個完整的立體結構，有多種不同的層次。信仰的對象可以是某個具體的存在物(如鬼神或圖騰等)，也可以是某種抽象的價值(如真理、道義、美德、尊嚴等)。人們接受某種價值，形成自己的人生觀或世界觀，其中就包含重要的信仰因素。當一個人對某種價值的信仰達到這樣的程度，可以為之付出任何代價、甚至不惜犧牲生命時，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有堅定信仰的人。

數千年來，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佛教，雖不以神靈或死後世界(彼岸)為信仰核心，但以對生命意義的領悟為核心，以自我人格的修煉為途徑，曾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培育出無數誌士仁人。他們對人性的墮落惡嫉惡如仇，對生民的苦難念茲在茲；他們為人間的道義赴湯蹈火，為社會的公正嘔心瀝血。在中國古代修道者看來，信仰本質上是對自己生命意義的信仰，而不是去信仰神靈或彼岸;他們對於人間道義、對於萬民利益、對於社會進步等等的擔當，也是以此一信仰為基礎的。

對人性的尊嚴與價值的信仰，是超越一切教派、種族、階層等區分的，值得我們每一個人誓死捍衛。這應當是我們一切信仰的基礎或核心。然而多年來，我們或因推行激進的“主義信仰”而摧殘了人性的尊嚴，或者因為鼓勵當下的利益追求而湮沒了人性的價值，從而導致今天人們不再相信任何崇高、超越的抽象價值，變得只相信赤裸裸的當下利益。這是今日中國人信仰失落的深層原因。

解決今天中國人的信仰問題，就要重建對全民都有普遍意義的神聖價值，即重建中國人對於人性尊嚴與價值的信仰。

信仰重建，政府應當如何做

我曾在多處研究指出，中國文化是一種以人際關系為本位的文化。這一文化習性決定了，上行下效對全社會的心理作用極大，社會風氣對全民族的精神影響深遠。由此，社會大眾的精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兩個因素，一是社會精英的作用，各行業精英、特別是政府官員對全社會起著風向標的作用;二是國家政策的導向，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全民精神追求的潮流。這兩個因素都與政府的作用直接相關。當然，在社會自組織健全(比如家族、行會制度等)、民間宗教發達的情況下，政府的上兩項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但是在“文革”結束、社會自組織和民間宗教均不發達的情況下，政府的這兩項作用幾乎是壓倒一切的。

從上述第一個因素出發，今天中國人信仰重建的首要工作莫過於執政黨自身的精神信仰重建。能不能給千百萬黨員提供真正的價值信仰，是考驗黨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如果黨員喪失了信仰，全社會也可能會喪失信仰。而黨員喪失信仰的原因決不是“覺悟不夠高”這麼簡單的事情，它同時是黨的意識形態如何在新形勢重建對於每一個人來說真正崇高、神聖的精神價值的事情。一個渺遠的彼岸世界，如果不是建立於生動活潑的人性基礎上，不可能被人們真正信仰;一種功利的物質理想，如果沒有深刻、崇高的精神價值基礎，也可能導致人們在利益追求中徹底喪失信仰。當黨員失去了信仰，他們手中的權力就可能變成惡魔，吞噬著人民的生命，毀滅著民族的精神。

最近數十年來，我黨一直在進行著意識形態改革，但為什麼未能解決信仰危機呢?原因是未能在新時代建構出某種崇高、神聖、永恒的抽象價值，而是把一些功利的指標放在了首位。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們應該吸取中國古代信仰傳統的合理成分，那就是回到人性、回到人的尊嚴與價值上來。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看來，信仰就是對生命智慧的獲取，對人生真諦的領悟;是對貪念的摒棄，對迷妄的破除。這種不以神靈或死後世界為核心的信仰，由於建立於人性的基礎上而活力無窮。如何改造黨的意識形態，不追求虛無飄渺的彼岸，也不沈緬物質利益的當下;不鼓吹高大理想的教條，也不迷戀經濟建設的指標，而是以人性的尊嚴與價值為核心，讓千百萬黨員找回生命的意義、樹立天下的擔當，是當下執政黨重建信仰、並引導各族人民走出信仰危機的關鍵所在。

政府在信仰建設上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在大政方針上進行調整。具體來說，要在改革的目標和方向上擺脫過於功利的思維，真正把公平、合理的社會秩序當作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當成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今天中國人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不知道什麼叫正常、健康的生活，什麼是安逸、幸福的人生，一切以經濟利益為目標，處處以本能欲望為標準。這種現象，不能說與當初過分重視利益機制、盲目相信經濟建設的政策無關。雖然在特定時期以經濟建設為重心確有必要，但是在今天，迫在眉睫的事情莫過於調整大政方針，走出功利思維;隨著公平、合理的社會秩序的確立，人們自然會思考什麼是合理的人生態度，什麼是健全的生活方式，從而逐漸認識人性的尊嚴與價值，確立合理的價值與信仰。我深信，只要領導者不浮躁盲動，社會就能從躁動不安中冷靜下來;只要執政者不急功近利，人民自然會越來越相信道義。(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 發表於人民論壇2014年9月上, 華博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