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邀我寫一篇關於“這些年返馬的日子”的文章。寫寫,算算,返馬至今,竟已20年。

1980年代末留學台灣。大學時代,正值曾慶豹和黃錦樹在《大馬青年》論爭“僑生認同”問題,旅台大馬同學會的“學術報國論”也猶言在耳。惟對我衝擊最深的,還是台灣的時代氛圍。“本土意識”正以一股前衛的反制力量衝撞著台灣的“大中華”。

我的母校成功大學,偏處“綠色”的南方。歷史系師生群中,研究“台灣”,熱愛“鄉土”,象徵前衛而狂野的新潮。但就在我大二那一年(1989),一場成大民主牆事件,有學生以真名,或匿名,大罵台灣執政者,斥罵校方,還臭罵“僑生”(茅頭直指我們這些華裔留台生)是“國民黨的狗”。我怒火中燒,下課後去民主牆對面的文具店買了海報紙,寫起了生平第一張大字報。

1992年,直升成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班。在林瑞明老師“台灣文學與文化”課的學期作業,寫了長達4萬字的〈內在中國與鄉土情懷的交雜―試論大馬旅台知識群的鄉土認同意識〉。後來這篇論文以分兩期的方式,刊載於華社資料中心《資料與研究》。讀台灣,思大馬,當時的我,有很多想法,卻沒有太多雜念:“我要回家”。

1995年返馬,就在南方學院任教。像個傻子,至南方升格大學仍服務於這間學校。這二十年來,忙於教學和演講,忙於寫文化評論和寫論文,忙於田野調查和口述歷史記錄,忙於社區服務的文教工作。

返馬的第一年,就被“拉夫”去當中學華語辯論比賽評審工作,後來連社區小學詩歌朗誦、講故事比賽,都成了“常年服務”。擔任過社區中秋園遊會的節目總策劃,把來訪的車龍塞到兩公里長,還“引以為傲”。參與柔佛古廟遊神等的“文化新山”打造,幾乎每年都在造勢。講得多了,也在自我反省過度宣傳的虛胖。

比較踏實的,還是2001年至2009年,與鄉團會館合作,進行的柔佛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等史料搜集計劃,兩腳徐徐行實地,與在地老人聊天結緣,深描筆錄,重新觀察和體會這塊土地的生命脈動。

我的教職薪金,“平平無奇”。教學二十載,幸贏得兩袖盡清風,桃李應時紅,活得有情有義。1995年之“回歸”,落戶於斯土,知道這裡文化土壤的貧瘠,亦瞭解甚麼叫作“理解的同情”。卻也深刻感受到一批又一批熱心而具有理想的朋友、師長的“夢植南方”。

我有不滿,卻沒太多精力吟風弄月。關於文化這回事,這些年來,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有突破點,也有“地方”格局。能做的並不多。我沒有太多的大敘事,只是彎腰拾撿留落滿地的歷史碎片。我沒有追求經典出台的雄心,也沒有太過崇高的抱負。惟就誠如胡適給他友人的贈言:“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歸與不歸,往往只是一種選擇;有沒有“立錐之地”,其實也只是一種心理態度的問題。如今,就我的認知,返馬不返馬,已不是關鍵。重要的是,無論你身在何處,請對你腳踏的那塊土地,要有一份歷史溫情。好好愛她。(收藏自1.3.2015星洲日報星洲日報/邊緣評論‧作者:安煥然‧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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