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邀我寫一篇關於“這些年返馬的日子”的文章。寫寫，算算，返馬至今，竟已20年。

1980年代末留學台灣。大學時代，正值曾慶豹和黃錦樹在《大馬青年》論爭“僑生認同”問題，旅台大馬同學會的“學術報國論”也猶言在耳。惟對我衝擊最深的，還是台灣的時代氛圍。“本土意識”正以一股前衛的反制力量衝撞著台灣的“大中華”。

我的母校成功大學，偏處“綠色”的南方。歷史系師生群中，研究“台灣”，熱愛“鄉土”，象徵前衛而狂野的新潮。但就在我大二那一年（1989），一場成大民主牆事件，有學生以真名，或匿名，大罵台灣執政者，斥罵校方，還臭罵“僑生”（茅頭直指我們這些華裔留台生）是“國民黨的狗”。我怒火中燒，下課後去民主牆對面的文具店買了海報紙，寫起了生平第一張大字報。

1992年，直升成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班。在林瑞明老師“台灣文學與文化”課的學期作業，寫了長達4萬字的〈內在中國與鄉土情懷的交雜―試論大馬旅台知識群的鄉土認同意識〉。後來這篇論文以分兩期的方式，刊載於華社資料中心《資料與研究》。讀台灣，思大馬，當時的我，有很多想法，卻沒有太多雜念：“我要回家”。

1995年返馬，就在南方學院任教。像個傻子，至南方升格大學仍服務於這間學校。這二十年來，忙於教學和演講，忙於寫文化評論和寫論文，忙於田野調查和口述歷史記錄，忙於社區服務的文教工作。

返馬的第一年，就被“拉夫”去當中學華語辯論比賽評審工作，後來連社區小學詩歌朗誦、講故事比賽，都成了“常年服務”。擔任過社區中秋園遊會的節目總策劃，把來訪的車龍塞到兩公里長，還“引以為傲”。參與柔佛古廟遊神等的“文化新山”打造，幾乎每年都在造勢。講得多了，也在自我反省過度宣傳的虛胖。

比較踏實的，還是2001年至2009年，與鄉團會館合作，進行的柔佛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等史料搜集計劃，兩腳徐徐行實地，與在地老人聊天結緣，深描筆錄，重新觀察和體會這塊土地的生命脈動。

我的教職薪金，“平平無奇”。教學二十載，幸贏得兩袖盡清風，桃李應時紅，活得有情有義。1995年之“回歸”，落戶於斯土，知道這裡文化土壤的貧瘠，亦瞭解甚麼叫作“理解的同情”。卻也深刻感受到一批又一批熱心而具有理想的朋友、師長的“夢植南方”。

我有不滿，卻沒太多精力吟風弄月。關於文化這回事，這些年來，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有突破點，也有“地方”格局。能做的並不多。我沒有太多的大敘事，只是彎腰拾撿留落滿地的歷史碎片。我沒有追求經典出台的雄心，也沒有太過崇高的抱負。惟就誠如胡適給他友人的贈言：“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歸與不歸，往往只是一種選擇；有沒有“立錐之地”，其實也只是一種心理態度的問題。如今，就我的認知，返馬不返馬，已不是關鍵。重要的是，無論你身在何處，請對你腳踏的那塊土地，要有一份歷史溫情。好好愛她。（收藏自1.3.2015星洲日報星洲日報／邊緣評論‧作者：安煥然‧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