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回憶錄、自傳、自述（自敘）、自訂年譜是同一類性質而各有特色的私人文件，一般認為具有直接史料的價值。本文首先談回憶錄（包括自傳等）的史料價值，並舉若幹例予以說明。然後指出回憶錄等的缺陷和局限性。

　　關鍵詞：回憶錄　史料價值　史學方法

　　作者簡介：齊世榮，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回憶錄、自傳、自述（自敘）、自訂年譜是同一類性質而各有特色的私人文件，一般認為具有直接史料的價值。本文首先談回憶錄〔包括自傳、自述（自敘）、自訂年譜以下統稱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其次談它的缺陷和局限性。

　　一、回憶錄的史料價值

　　從內容看，回憶錄大致可分兩種：一種以個人為線索，多涉作者所處的時代；另一種主要談個人，旁及所處的時代。這兩種的內容雖各有側重，但都有“知人論世”的史料價值。本文不從文體上按回憶錄、自傳、自述（自敘）、自訂年譜分別敘述，而是把它們做同一類史料處理，說明時不拘一體。

　　甲、以個人為線索，多涉時代各個方面的回憶錄

　　這種回憶錄的價值在於我們從中不僅可以了解作者個人，還可以更多地了解作者生存時代的各個方面。

　　（一）一些回憶錄載有政治方面的可用史料

　　涉及重要政治事件的，舉以下3例：

　　1.陳寅恪：《寒柳堂紀夢未定稿》

　　多年來研究戊戌變法，都把重點放在康有為等人身上，但陳寅恪在《寒柳堂紀夢未定稿》和《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提出變法有“二源”的說法，值得註意。

　　《寒柳堂紀夢未定稿》六《戊戌變法與先祖先君之關系》謂：“蓋先祖（指陳寶箴——筆者）以為中國之大，非一時能悉改變，故欲先以湘省為全國之模楷，至若全國改革，則必以中央政府為領導。當時中央政權實屬於那拉後，如那拉後不欲變更舊制，光緒帝既無權力，更激起母子之沖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那拉後所信任者為榮祿，榮祿素重先祖……先祖之意欲通過榮祿，勸引那拉後亦贊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為那拉後所喜之張南皮入軍機。首薦楊叔嶠（銳），即為此計劃之先導也。”【1】

　　《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寫道：“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鹹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幹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後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指陳三立——筆者）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陳文還談到了他的祖父陳寶箴（時任湖南巡撫）和他的父親陳三立聘梁啟超來長沙主持時務學堂的具體情節。“丁醜春，余偶遊故宮博物院，見清德宗所閱舊書中，有時務學堂章程一冊，上有燭燼及油汙之跡，蓋崇陵乙夜披覽之余所遺留者也。歸寓舉以奉告先君，先君因言聘新會至長沙主講時務學堂本末。”【2】大致的經過是：黃遵憲向陳寶箴推薦康有為主持時務學堂，陳寶箴詢問他兒子陳三立的意見，陳三立說曾見梁啟超的文章，梁的論說似勝過其師，不如舍康而聘梁，陳寶箴采納了這一意見，遂聘梁來長沙主持時務學堂。這一情節說明光緒皇帝實行變法的認真態度以及陳氏父子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積極作為，頗具史料價值。對戊戌變法中湖南新政的研究現已有一些，似可更加深入。

　　2.《杜魯門回憶錄》

　　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美軍於1945年8月6日、9日向日本廣島、長崎先後各投了一顆原子彈。投擲原子彈，不是像某些西方史學家所說的那樣，純粹為了達到減少美軍登陸日本本土後人員大量傷亡的軍事目的，而是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杜魯門在回憶錄中說：“中午（指1945年4月25日——筆者）我接見了陸軍部長史汀生……他解釋說，他覺得有必要跟我談談他的想法，關於原子彈在戰爭中造成的革命性的變化，以及這種武器對於我們的文明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他告訴我，如果預期的結果得以實現，原子彈對於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一定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貝爾納斯早就告訴過我，這種武器威力極大，有可能毀滅整個城市，殺傷力達到空前的規模。他還說，他相信這種炸彈有可能使我們在戰爭結束時處於發號施令的地位。”“陸軍部長史汀生於7月16日早晨所發出的電報（內容為原子彈試驗成功——筆者），使我獲得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歷史性消息。我們的絕對秘密和最為大膽的作戰計劃實現了。我們現在擁有一種戰爭武器，它不但能徹底扭轉整個戰局，而且能掉轉歷史和文明的方向。”【3】用原子彈影響美國與其他國家（主要是蘇聯）的關系，使美國在戰爭結束時處於發號施令的地位，這就是美國投擲原子彈的政治目的。

　　3.愛倫堡：《人•歲月•生活愛倫堡回憶錄》

　　愛倫堡是蘇聯著名作家，擔任蘇聯各大報駐外記者多年，閱歷豐富。根據現場觀察，他對一些重要政治事件作了生動、具體的敘述，寓論斷於敘事之中，頗具特色。例如，他對1938年《慕尼黑協定》簽訂後法國的反應，有如下的回憶：“9月30日公布了《慕尼黑協定》。電燈又亮了，普通法國人有點得意忘形：他們以為自己勝利了。在大林蔭道上的一個霧蒙蒙的黃昏，人們興高采烈，這個景象使你感到惡心。人們互相祝賀。市政當局甚至將巴黎的一條街道命名為‘9月30日大街’。傍晚，我同普捷爾曼在蒙帕納斯的‘庫波爾’咖啡館吃晚飯。我在前面提到，我的朋友普捷爾曼編輯了一個左傾的周刊《觀察》。……我們坐著，剛發生的這件事使我們十分沮喪。然而鄰桌的一些法國人卻喝著香檳，設宴慶祝。一個鄰座突然發現我們對碰杯、哈哈大笑和狂歡感到氣憤，便問道：‘看來我們打擾了你們吧？’普捷爾曼回答說：‘不，先生，我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他們不作聲了，然而過了幾分鐘，他們又興高采烈地喧嚷起來。

　　我看見達拉第驅車經過愛麗舍田園大街。人們向他的汽車扔玫瑰花。達拉第面露笑容。……我在卡皮尤辛林蔭道上看見一家電影院的屋頂上插著4面旗子，其中有一面德國的‘卐’字旗。報紙征集簽名作為贈給‘調解人張伯倫’的禮物。阿爾薩斯的科爾馬市有4條街道易名，其中之一被命名為‘阿道爾夫•希特勒大街’。”【4】張伯倫、達拉第出賣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綏靖政策之所以得逞，原因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英、法彌漫著和平主義氣氛。看愛倫堡的上述回憶，可知法國人心厭戰、寧可茍安一時的心理。

　　（二）涉及政治某一方面的，如貪汙黑幕

　　貪汙這一醜惡現象，歷朝歷代都有，但其具體情節則是從官方文件中很難詳細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的。試看以下3例：

　　1.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

　　作者張集馨，生於嘉慶五年（1800年），死於光緒四年（1878年），歷任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撫等職。生前寫有自敘年譜，未取名，編者丁名楠根據這部年譜的特點，名之為《道鹹宦海見聞錄》。年譜的內容大部分是任外官時的經歷，茲錄其中有關外官“饋贈”京官與封疆大吏貪汙二則如下。

　　清朝京官俸給微薄，據何剛德《客座偶談》：正一品大學士，春秋二季每季俸一百八十兩，一年三百六十兩，每月合三十兩，遞減而已於七品翰林院，每季只四十五兩，每月不及八兩。但外官另有“養廉”，如邊省督撫年支二萬，其余大小省均在二萬以下，一萬以上，藩臬一萬，知府三千，知縣一千二百，等等。【5】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搜刮剝削的辦法。外官為了“通聲氣”、“保位”、“求升擢”，必須把貪汙所得的一部分用於“饋贈”京官。張集馨寫道：“京官俸入甚微，專以咀嚼外官為事，每遇督撫司道進京，邀請宴會，迄無虛日。瀕行時，分其厚薄各家留別。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饜，即十分周到，亦總有惡言。甚而漠不相識，絕不相關者，或具帖邀請，或上書乞幫，怒其無因，閔其無賴，未嘗不小加點染。是以外官以進京為畏途，而京官總以外官為封殖。余……陜西糧道出京留別，共費萬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別，一萬三四千金。貴州藩司出京，一萬一千余金。調任河南藩司出京，一萬二三千金。而年節應酬，以及紅白事體，尚不在其內，應酬不可謂不厚矣。”【6】

　　《年譜》還披露了已被革職的前閩浙總督顏伯燾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回廣東原籍，途經漳州的駭人聽聞的情況。張時任福建汀漳龍道，親見其過境排場如下：“前帥（按指已被革職的前閩浙總督顏伯燾——筆者）回粵，道經漳城。二月杪，縣中接上站差信，預備夫馬供張。至初一日，即有扛夫過境，每日總在六七百名……隨帥名役、擡夫、家屬、輿馬仆從幾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頓，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前帥過境，蔣令（指龍溪縣令）實用去一萬余金。”【7】每日六七百名扛夫擡運顏家的行李，可見他在任上貪汙了多少東西。

　　2.《春遊紀夢》、《續洪憲紀事詩補註》

　　作者張伯駒（1898～1982年），近世著名文化人物，其父張鎮芳為袁世凱表弟，北洋系統重要人物之一。張伯駒世家子弟，親歷親見親聞中多有可備史料者，錄其二則如下：

　　其一，《春遊紀夢》有“掛名差使”一條。“掛名差使之風，入民國後更變本加厲。……張作霖為大元帥時，潘復任國務院總理兼財政總長，夏枝巢任次長代理部務。一日潘交一條子任某某兩人為參事上行走，各月支薪三百元，乃潘復之兩妾也。此事為枝巢對予言者。”潘復的貪汙辦法真是匪夷所思，他的姨太太竟然掛名財政部，變成了“參事”。【8】

　　其二，《續洪憲紀事詩補註》五。（詩略——筆者）“項城入軍機，向慶親王奕劻保薦楊士驤繼任直隸總督。士驤性貪婪……時粵人蔡書堂任津海關道，缺最肥，士驤見蔡，每謾罵之。先父一日謂士驤曰：‘彼亦道員，何可如此對之？’士驤曰：‘老同年不知也，小罵則地毯皮貨衣料來矣，大罵則金銀器皿來矣，是以不可不罵。’……一日士驤謂先父曰：‘請老同年給你兩個侄子弄個掛名差使，每人二百兩銀子，作其讀書費用。’先父曰：‘須要起個名字，一叫“楊應享”，一叫“楊應得”可矣。’”【9】

　　3.《國民黨軍政部點驗委員會的真相》

　　國民黨各式各樣的機構林立，有些機構的設立名義上是為了防止、糾正貪汙，但實際上成立後又多了一架貪汙機器，如軍政部點驗委員會。當時，國民黨軍隊逃亡率大，缺額太多，有的部隊實有人數不到編制1/3，層層吃空，兵力不足，沒有作戰能力。蔣介石為了充實自己的軍事力量，作為反共反人民的本錢，采取點驗部隊的辦法，成立了軍政部點驗委員會。方暾被任命為點驗委員會委員兼第一組中將組長，負責點驗川康的部隊。方這一組，除他外，還有12個組員。方上任後，在成都住了半年，到部隊去了兩個月。“在點驗過程中，知道他們部隊的缺額多，發現昨天點過名的，今天又來頂替另一個部隊，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馬馬虎虎過去，有的略微提一下，讓他們知道對他們的照顧。”“川康部隊點驗完畢，半年的交通旅行費各自上了腰包，實際花費，全由地方負擔。所謂點驗，只是一個形式。各個組員的收入，超過了薪俸好多倍；我比組員還多些。離開成都時，鄧錫侯寫了一封信給何應欽，說我們‘廉潔奉公’。真是天曉得。”【10】

　　（三）一些回憶錄載有經濟方面的可用史料，例如：

　　汪輝祖：《病榻夢痕錄》

　　汪輝祖生於雍正八年（1730年），卒於嘉慶十二年（1807年）。汪起身寒素，周歷宦、幕兩途，閱歷甚廣。《夢痕錄》由他口授，二子筆記成書，其中有寶貴經濟史料，如談洋錢：“余年四十歲以前，尚無番銀之名，有商人自閩、粵攜回者，號稱洋錢，市中不甚行也。……番銀又稱洋銀，名亦不一，曰雙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四工、曰小潔、曰小花、曰大戳、曰爛版、曰蘇版。價亦大有低昂。作偽滋起，甚至物所罕見輒以洋名。陶之銅胎者為洋瓷，髹之填金者為洋漆，松之鍼小本矮者為洋松，菊之瓣大色黑者為洋菊，以及洋罽洋錦洋綺洋布洋銅洋米之類不可僂指，其價皆視直省土產較昂，毋亦鄭聲亂雅之弊歟。”【11】錄中指出“物所罕見輒以洋名”一點極重要。汪輝祖四十歲當乾隆三十五年，“洋風”已如此之盛，後來則變本加厲。筆者於20世紀40年代在北平讀大學時，見到一些所謂的“洋貨鋪”，其實主要賣的是國貨（質量較好、價較昂者），地道的洋貨很少。

　　（四）一些回憶錄，除經濟史料外，還載有社會、文化方面的有用史料，例如：

　　1.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孟元老，北宋時人，南渡後追憶汴京昔年盛況，成《東京夢華錄》一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自都城坊市節序風俗，及當時典禮儀衛，靡不駭載。雖不過識小之流，而朝章國制頗錯出其間。核其所記，與《宋誌》頗有異同……皆可以互相考證，訂史氏之訛舛。”其實，本書的價值主要不在於可以與《宋誌》互相考證，而在於所記“市井遊觀，歲時物貨，民風俗尚”（趙師俠跋）那些所謂“識小”的地方，因其中含有珍貴的經濟、社會、文化史料。例如卷三“相國寺內萬姓交易”條記：“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的情景。舉行廟會，定期進行交易這一風俗一直沿習到後代。卷五“育子”條記：“生子百日置會，謂之‘百晬’。至來歲生日謂之‘周晬’，羅列盤盞於地，盛果木、飲食、官誥、筆硯、算秤等，經卷、針線，應用之物，觀其所先拈者，以為征兆，謂之‘試晬’。此小兒之盛禮也。”【12】令小兒抓物，以測其前途，此一習俗後代亦有。

　　2.吳自牧：《夢粱錄》

　　吳自牧，南宋人，緬懷臨安往事，仿《東京夢華錄》之體，作《夢粱錄》。卷十八“物產”條記“谷之品”、“絲之品”、“貨之品”、“菜之品”、“果之品”、“花之品”、“藥之品”等，可知當時的物產。卷十九“社會”條，記當時的結社：“文士有西湖詩社”，“武士有射弓踏弩社”，“奉道者有靈寶會”，“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會”，等等。【13】書中有關社會經濟的記載，可供研究南宋社會經濟史者參考。

　　至於《東京夢華錄》的“京瓦藝伎”條、《夢粱錄》的“小說講經史”條，更是小說史研究者經常引用的文化史料。

　　乙、主要談個人，旁及所處時代的回憶錄

　　這類回憶錄的作者主要談他個人的事情，但也涉及他所處時代的種種情況。我們看這類回憶錄，重點是了解作者個人，連帶也可了解他“所處之世”。下舉數例，並略加說明。

　　（一）司馬遷：《太史公自序》

　　這篇“自序”主要說明作者與所撰《太史公書》（東漢以後稱《史記》）的關系。近代西方人流行寫自傳、回憶錄，而中國古代則有自序之作。司馬遷撰《太史公書》百三十篇，最後一篇即《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在“自序”中首先說明了他的家世和學術繼承關系。接著講他秉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命修史的經過，特別是在遭“李陵之禍”，受到腐刑的奇恥大辱之後仍然繼續修史的原因。他悲憤地想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的著作“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他要以他們為榜樣，把修史的工作繼續下去。後世不少人在遭到冤屈後，都受到司馬遷這段話的激勵，忍辱以待完成自己的未竟之業。最後，他分別闡述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的撰寫目標，它們是互相獨立而又互相聯系和補充的，構成了一個完整體系。司馬遷還對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一一予以扼要說明。總之，要了解《史記》一書，“自序”是必須精讀的。

　　《太史公自序》開創了歷史學家“自序”這一體例，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後，史家續有“自序”之類的寫作。錢大昕在《廿二史考異》一書中說：“自史公有自序一篇，而班孟堅、司馬彪、華濞、沈約、魏收、李延壽之徒，各為敘傳。……唐宋以來，設立官局，史非一人一家之書，故無序傳之名矣。”【14】其實，史家之外，采用“自序”這一體例的作者還有不少，如王充《論衡》之有《自紀》等。近人馮友蘭的《三松堂自序》則寫成了一本二十多萬字的書，類同自傳，而不是一篇文章了。

　　（二）蔡元培：《自寫年譜》

　　蔡元培一生沒有寫自傳，只留下一本並不完整的《自寫年譜》。1938年11月7日，他在復高平叔函中說：“自傳因頭緒頗繁，不適於旅行中之準備，（參考書既不完全，工作亦時時中輟），故照年譜體寫之，現已得三萬言左右（寫成時至少五萬言）。……若欲弟別撰一篇較短之自傳，則又提不起精神來。鄙意，‘文存’本為集體，冠首之傳，亦不妨用集體式。”【15】蔡的《自寫年譜》於1936年2月14日動筆，1940年2月停筆，從家世寫起到1921年，始終沒有寫完。盡管如此，這本未完成的《自寫年譜》仍是我們了解這位大教育家的一份重要史料。

　　《自寫年譜》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蔡元培整頓北京大學的經過。【16】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就任前，多數友人勸他不可就職，因北大太腐敗，整頓不成，反自毀聲名；也有少數人勸駕，謂不妨一試。蔡上任後，經過幾年的整頓，終於把北京大學由一個官僚養成所改造成一座嶄新的、全國最先進的大學。蔡元培寫道：“北京大學，在清季本名京師大學堂，分設仕學、師範等館，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後來雖逐漸演變，而官僚的習氣不能洗盡。學生對於專任的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照被反對；獨於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別歡迎……對於學術，並沒有何等興會；講堂以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助的組織，遂不得不於學校之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這就是著名腐敗的總因。”【17】

　　教學上的整頓，自文科始。“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18】繼文科之後，蔡元培又整頓了理科和法科。

　　蔡元培任校長期間，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是他在我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建樹。他說：“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例如陳君介石、陳君漢章一派的文史，與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黃君季剛一派的文學，又與胡君適之的一派不同；那時候各行其是，並不相妨。對於外國語，也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按引文中的這一段與1937年12月發表的《我在教育界的經驗》的內容完全相同）【19】蔡元培這些重要辦學思想，至今對我們仍有重要借鑒意義。

　　（三）胡適：《四十自述》、《胡適口述自傳》

　　胡適一貫提倡寫傳記，但他自己始終沒有寫出一部完整的、全面的自傳，只留下了《四十自述》和《胡適口述自傳》。盡管如此，《自述》和《胡適口述自傳》仍然是了解胡適其人的重要史料。

　　胡適把他頭四十年的生活，分作三個階段：留學以前為一段，留學的7年（1910～1917年）為一段，歸國以後（1917～1931年）為一段。他本想一氣寫成，但後來只寫了第一階段的六章。《四十自述》中《序幕我的母親的訂婚》一篇，是用小說體裁寫的，其他部分的體例仍然是謹嚴的歷史敘述。《四十自述》中有兩點值得特別提出來。

　　第一點，嚴復譯《天演論》和梁啟超文章對胡適的影響。《自述》說：“《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當時，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胡適在學堂裏的名字是胡洪骍。後來他請他二哥給他起一個表字，他二哥提出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胡適很高興，就用“適之”二字。嚴復譯《天演論》出版以後，風靡一時，影響很大，從胡適的起名又得一例證。【20】

　　胡適還談到了梁啟超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胡適說，梁啟超的《新民說》和《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對他影響最大。那個時代讀《新民說》“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蕩感動的”。【21】

　　第二點值得提出來的是，《四十自述》中有一處大膽地暴露胡適年輕時的荒唐行為。他說，從新公學出來後，“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我那幾個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裏胡混，有時候，整天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22】他還寫道，在一個晚上，他和一些人先在一家“堂子”裏喝酒，喝得不少，出來又到一家去“打茶圍”。結果大醉，到第二天天明時才醒過來，發覺自己睡在巡捕房的地板上。他被罰款5元，作為夜間打傷一個巡捕的養傷費。“我忍不住嘆一口氣，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詩句，心裏百分懊悔，覺得對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鄉時時刻刻思念著我，期望著我的慈母！我沒有掉一滴眼淚，但是我已經過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轉機。”【23】胡適《四十自述》寫於1932年。當時，胡適已經“名滿天下”，仍不諱言自己年青時的醜行，是很不容易的。

　　《胡適口述自傳》是唐德剛根據胡適口述回憶16次錄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剛保存並經過胡適手訂的殘稿，對照參考，綜合譯出的。胡適閱歷豐富，交遊廣泛，對政治亦有濃厚興趣，但這本口述自傳基本上談學術，是一本“辭簡意賅、夫子自道的‘胡適學案’”，“不失為別開生面、自成一體的‘學術’性的自傳”。【24】

　　唐德剛在《寫在書前的譯後感》中說：“它的內容根本沒有什麽新鮮的材料”；“它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什麽出入——說胡適的思想前後一致也好，說胡適沒有進步也好”。【25】例如，《自傳》第七章“文學革命的結胎時期”與1934年1月發表於《東方雜誌》第31卷第1期的《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二者在內容上基本一樣，以致唐德剛勸胡適“不要再把‘逼上梁山’那套陳鍋耙爛豆腐翻成英文了”。【26】但胡適一仍其舊，沒有采納唐的建議。正是由於唐德剛說的這兩點，我們反倒看出胡適在學術文化方面始終堅持的是哪些內容。總之，要了解作為學者的胡適，《四十自述》與《胡適口述自傳》是必讀的。

　　（四）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

　　楊樹達（1885～1956年）是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他的回憶錄主要談讀書、研究心得以及與學界人士的來往，很少涉及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情況。回憶錄記述了大量的治學過程和心得，除具體問題外，還有一些談論治學方法的原則性意見。例如：“余恒謂溫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溫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27】又如，在獲悉老友沈兼士逝世後，聯想到文字學的研究，寫道：“國人於文字學多逃難，偏治音韻，而兼士獨治義詁。治義者海內止余與兼士二人。”挽之雲：“治學恥逃難，獨精義詁；著書方在道，遽哭先生。”【28】強調“義詁”的重要性，不要偏重音韻。

　　楊樹達很自負，但也很坦率，不諱言這一點。1952年7月19日，記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今日，群眾意見書來，凡六條，內容為自高自大，輕視他人，專家學者思想包袱極重，強調業務學習，喜愛奉承。皆切中余病。”【29】從回憶錄中，多處可見他的自高自大，如1952年10月9日記：“學校評薪，最高者為第六級（七百六十分）。除五院長外，教授評此級者十人，余居其一。公布後，群眾對九教授皆有微辭，而於余獨謂應再加一級。此群眾對余之阿好也。……平心論之，余評最高級，決不為少；而與楊榮國、譚丕模同級，則認為一種侮辱也。”【30】對與他同輩也搞文字學的、負重名的黃侃，楊多有微辭。對比他年輕幾歲在當時學術思想界有很大影響的胡適，楊也看不起。1939年7月12日：“撰《溫故知新說》，溫故不能知新者謂黃侃；不溫故而求知新者，謂胡適也。”【31】但楊並非一味地自高自大，如稱贊王國維：“閱王靜安《殷先公先王考》。讀書之密如此，可謂入化境矣。”【32】又如稱贊余嘉錫：“季豫目錄考證之學不唯吾鄉前輩所無，亦中國向來所未有也。”【33】這些都體現了一個真正學者的服善的一面。許多大學者其實都有兩面：高傲的一面與謙虛的一面。黃侃極驕傲，常常罵人，但竟拜比他略長兩歲的劉師培為師，二人原先是朋友關系。

　　（五）呂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總結》（1952年），錢基博：《自我檢討書》（1952）

　　20世紀50年代，中國有一場思想改造運動。在大學裏，教授們都要做自我檢查，並聽取群眾意見。不少人在檢查中免不了要說些過頭的話，從嚴批判自己，縱使內心並不認為有那麽嚴重。但也有極少數人基本上不做違心之論，如呂思勉和錢基博。他們的檢查別具一格，有特殊的史料價值。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呂思勉（1884～1957年），把檢查寫成了學術自述，從小時候寫起直到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授。他列舉了所著的15本書，一一予以評價，如說《秦漢史》：“此書自問，敘西漢人主張改革，直至新莽；及漢武帝之尊崇儒術，為不改革社會制度而轉入觀念論之開端；儒術之興之真相；秦漢時物價及其時富人及工資之數；選舉、刑法、宗教各章節均有特色。”又評《理學綱要》：“近人論理學之作，語多隔膜，此書自謂能得其真。唯只及哲學，未及理學之政治社會方面為缺點”，等等。他對自己的學術成就，有一個相當高的總估計：“少時讀史，最愛《日知錄》、《廿二史劄記》，稍長，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論稿》，今自檢點，於顧先生殊愧望塵，於余家差可肩隨耳。”檢討的部分很少，只在結尾處說：“馬列主義，愧未深求。近與附中李永圻君談及。李君雲：學馬列主義，當分三部分：①哲學，②經濟，③社會主義。近人多侈談其③，而於①②根柢太淺，此言適中予病，當努力補修。”【34】

　　華中大學教授錢基博的檢查與呂思勉相比，還要更特別一點。錢的檢查非常長，好像在寫小傳，而且很多處都在表揚自己，而不是檢查。有些說法，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可算十分大膽，如說：“新社會何必不與舊道德一致！”“我的思想，和胡適思想不相容；而毛澤東思想中，未必不容許存在！”“我認為社會主義，須看作民族文化之復活；而後社會主義，乃在中國深根不拔。”等等。當檢討到個人主義時，他說：“‘個人主義’，是跟著西洋資本主義，一同侵襲到中國，我本不贊成，我並沒有放縱我的私生活；不過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為，雖然盡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觀念，並未根除凈盡；這是由於我生物本能的沖動，沒有理由藉口汙蔑民族文化。”承認有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觀念，而行為上則盡力避免。在“足後語”中，還有一段檢查：“此外尚有一件事：自問親美崇美思想，並非十分嚴重；然而對於蘇聯友好情緒亦不濃厚；中蘇協會證書，未簽署加入。”【35】

　　在當時大量的嚴厲批判自己的檢查書中，呂、錢的兩份可算是十分特殊。於此再一次證明：在歷史現象中，有一般，也有特殊。治史者如能兼及二者，就不會犯片面的毛病了。

　　（六）季羨林：《留德十年》

　　有的回憶錄集中一段時間，如季羨林的《留德十年》。作者生動記錄了他1935～1945年留學德國的經歷，其中講到德國教授獻身教育、科學事業的精神，感人至深。

　　季羨林回憶了他學習吐火羅語的經過。“他老人家（指德國哥廷根大學老教授西克）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戲統統傳給我。他早已越過古稀之年。難道他不知道教書的辛苦嗎？難道他不知道在家裏頤養天年會更舒服嗎？但又為什麽這樣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個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絕學傳授給我這個異域的青年，讓印度學和吐火羅學在中國生根開花。”“總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羅文，絲毫沒有征詢意見的意味，他也不留給我任何考慮的余地。他提出了意見，立刻安排時間，馬上就要上課。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動了，除了感激之外，還能有什麽話說呢？”季羨林深受感動，刻苦學習，“學習的興趣日益濃烈，每周兩次上課，我不但不認為苦，有時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36】

　　《留德十年》還談到了哥廷根在遭到盟軍飛機轟炸時，德國一位教授的表現。在一次轟炸後，“萬沒有想到，我在此時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嘩啦聲中，沿街前進，走到兵營操場附近，從遠處看到一個老頭，彎腰屈背，仔細看什麽。他手裏沒有拿著笤帚之類的東西，不像是掃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認清，原來是德國飛機制造之父、蜚聲世界的流體力學權威普蘭特爾教授。……他告訴我，他正在看操場周圍的一段短墻，看炸彈爆炸引起的氣流是怎樣摧毀這一段短墻的。他嘴裏自言自語：‘這真是難得的機會！我的流體力學試驗室裏是無論如何也裝配不起來的。’我陡然一驚，立刻又肅然起敬。面對這樣一位抵死忠於科學研究的老教授，我還能說些什麽呢？”【37】從季羨林所講述的這兩位德國老教授的極端敬業精神，我們可以看出德國教育、科學事業的發達和居於世界前列，是有其必然性的。

　　《留德十年》揭露了一批“衙內”留學生的醜惡行徑。當時到歐美留學，號稱“鍍金”，回國後可找到待遇優厚的工作。“所以有條件的中國青年趨之若鶩。這樣的機會，大官兒們和大財主們，是決不會放過的，他們紛紛把子女派來，反正老子有的是民脂民膏，不會供不起紈絝子弟們揮霍浪費。”當時國民黨大官的子女或親屬幾乎都聚集在柏林，“因為這裏有吃，有喝，有玩，有樂，既不用上學聽課，也用不著說德國話。有一部分留學生，只需要四句簡單的德語，就能夠供幾年之用。早晨起來，見到房東，說一聲‘早安！’就甩手離家，到一個中國飯館裏，洗臉，吃早點，然後打上幾圈麻將，就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午飯後，相約出遊。晚飯時回到飯館。深夜回家，見到房東，說一聲‘晚安’，一天就過去了。再學上一句‘謝謝！’加上一句‘再見！’語言之功畢矣。我不能說這種人很多，但確實是有”。【38】這樣的留學現象，其實不僅限於20世紀30年代，很值得深思。

　　（七）韋君宜：《思痛錄》

　　上面講了幾位文人學者的回憶錄。下面再介紹另一種類型，即革命幹部的回憶錄。

　　韋君宜是193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1949年後曾任作家出版社（後並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社長等職。1986年在患重病後，還寫出了回憶錄《思痛錄》，結合自己的一生，總結歷史教訓，感人至深。韋君宜的回憶錄主要講事實，而把更多的理性分析留給後人。她說：“我寫這本書是講我自己的事”，“我只是說事實，只把事情一件件擺出來。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讓我們黨永遠記住歷史的教訓，不再重復走過去的彎路。讓我們的國家永遠在正確的軌道上，興旺發達”。【39】作者雖然不多作分析，但書中的大量事實和具體情節自然會使讀者受到啟發。

　　關於“大躍進”，許多文章、著作都講到了生產“大躍進”，其實“大躍進”是包羅各個方面的。韋君宜當時下放在懷來。她的回憶錄生動地描繪了“詩歌運動”的情景：“我們身為下放幹部，就得負責給人家改詩，還得自己做詩，我坐在那裏，一會見一首，真正是順口溜，從嘴角順口就溜出來了。什麽‘千日想，萬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個鄉，成一家，社會主義開紅花’，詩歌泛濫成災。……後來這一場詩歌運動越鬧越大。鬧得在火車站上每個旅客必須交詩一首，鬧到制定文學創作規劃，各鄉提出評比條件。這個說：‘我們年產詩一萬首’，那個說：‘我們年產長篇小說五部、劇本五部’……挑戰競賽。最後，張家口專區竟出現了一位‘萬首詩歌個人’，或曰‘萬首詩歌標兵’。他一個人在一個月裏就寫出了一萬首詩！……說文藝可以禍國殃民，我們常不服氣。而像這樣辦文藝，真可謂禍國殃民，誰也不能說是假的。”“難道我們自己就高明一些嗎？我還得說，一點也不。……文聯下放幹部在懷來幾天辦了個‘文藝大學’。我們就在三天之內創辦了一張報紙《懷來報》。抓兩個下放幹部來，坐下就寫，寫了往一起湊，報紙出刊了，報社也成立了。”【40】

　　《思痛錄》寫楊述（作者的丈夫）的一生，令人倍感沈痛。韋君宜寫道：“這是個老實忠厚人，有時簡直老實到迂呆的程度，無論對黨和對朋友。但是，他卻在‘三家村’被點名之後，立即作為‘三家村’幹將被登報在全國點了名，所受的殘酷折磨和精神壓迫，到了‘逼得石頭要說話’的地步，這真是個人間悲劇。”作者回憶了楊述在三年困難時期的表現：“三年困難中間，他自己吃著鹹菜，眼看老百姓餓得腿都浮腫了，多少人在發牢騷，在談從農村裏來的壞消息，他可是從來不談。不論是對家裏的保姆、孩子，還是對農村來的我下放時期交的農民朋友，都是一本正經地跟他們宣傳黨的政策——要熬過困難，要相信黨。人前人後，從無二話，以至有的親戚開玩笑說他真正是個‘徹底的宣傳家’，不擇對象地進行宣傳。”作者說：“反正他就是這麽一個人，真正做到了黨怎麽說，他就怎麽想，所謂‘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老老實實，不愧為‘馴服工具’。……我怎麽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會把這樣一個人當做‘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來打，而且打得那麽慘。”韋君宜還回顧了打倒“四人幫”以後，楊述渴望改正錯誤結論、恢復工作的情景，讀來令人心酸：“他本來可以馬上回來工作了，那時候精神體力都還過得去。但是還不行。多年的冤假錯案積壓如山，他的問題由於是過去的‘中央’畫過圈的，別人無權去動，就又拖了兩年。這兩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時候，‘四人幫’統治時得下的心血管病轉化成了腦血管病——腦血栓。這個病是最忌氣惱憂煩的，可是一些同難難友陸續得到解放了，只有他還是掛著，老是掛著。他心急得要死。他萬萬想不到‘四人幫’已經垮了，卻還不能把他們定的‘案’完全否定。這可超出他的思想所能承受的程度。……他終於像蠟燭一樣，燃燒盡了。到1978年11月，才好不容易算得到了結論——整整12年，受了無法言說的折磨虐待，組織上也花了重大的人力財力，所得的結果是一句：‘維持原有結論。’”“楊述為了這一句話，把自己的生命賠了進去。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反復發作，腦子已經不好用，步履也艱難了。這時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就這樣，他終於抵擋不住死神的召喚。”【41】

　　（八）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

　　曾誌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一位幾乎經歷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各個歷史時期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她在晚年抱著重病口述了一生的戰鬥經歷，完成了一部五十萬字的自傳。曾誌說：她之所以要寫回憶錄，“因為我是一個革命者，一個歷史的見證人”；“我有責任和義務，抓緊時間把我從呱呱墜地開始的這幾十年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盡自己的記憶如實地記述下來，付梓刊行，寫給後人。藉以緬懷先烈，鞭策自己，激勵來者”。【42】

　　曾誌的《回憶實錄》真切動人，質樸無華，但讀者自然能從她和她戰友的戰鬥事跡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書中有許多生動、具體的情節，這些是從正式文件中很難看到的，它們大大充實了歷史的內容，為後之治史者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史料。

　　例如，關於井岡山時期有名的黃洋界保衛戰，曾誌寫道：“井岡山上所有的群眾都被動員起來了。我們留守處也不分男女老幼，就連已有七個月身孕的我，也有幸參加了這一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我們連夜到山上砍竹子，將竹子削成兩頭尖尖的竹簽，在火上烤一下再放到尿裏泡一泡，這樣的竹簽又硬又利。我們在敵人上山必經的地方插滿了一層層的竹簽，並在插滿竹簽地段的前邊，挖了很多壕溝。”“（1928年）8月30日，當敵軍向黃洋界哨口發起猛烈進攻的時候，我們就用早已準備好的朱軍長在湖南打許克祥時繳獲來的那兩門炮和我們自制的‘松樹炮’狠狠地還擊敵人。所謂的‘松樹炮’，就是將松樹幹挖個窟窿，裏面放進黑炸藥，還有破碎的鐵片、碗片、玻璃等東西，然後用鐵絲箍緊，用的時候，將火藥從後面一點，鐵片、碗片一股腦兒全發射出去，也可以打半裏路那麽遠。……敵人連續進攻了幾次都沒能成功，最後丟下了一個縣長、一個團長和無數的屍體，狼狽地連夜逃回了老巢。”【43】毛澤東那首有名的詞《西江月•井岡山》寫的就是這一次黃洋界保衛戰。

　　《回憶實錄》談到了1929年曾誌與毛澤東發生的一次爭執，爭執的是一個小問題，但反映了黨的領袖的歷史地位的變化這樣一個大問題，很值得深思。曾誌寫道，1929年11月中旬的一天，陳毅到上杭蘇家坡，接毛澤東回紅四軍。毛澤東準備回部隊，但這時賀子珍已懷孕六個月，不便隨軍。毛澤東臨出發前，找到曾誌交代：“我要帶隊伍去江西，賀子珍懷孕了，無法隨我走，她留下來，由你負責照顧她。”“我以為照顧，就是讓我離開工作，專門去護理賀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時間伺候她生孩子！’毛委員也生氣了，大聲說：‘就是要你照顧！’‘就是不照顧！’我也大聲地回頂。‘一定要你照顧！’毛委員堅持道。我說：‘我是黨的幹部，我有那麽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整天去護理她呢？’毛委員知道我理解錯了他的意思，就緩和下來：‘讓你照顧她，又不是讓你一天到晚去護理她，不過是要你關心些罷了！’”曾誌這時發現自己誤解了毛澤東的話，“頓感赧顏”，表示一定會照顧好賀子珍。一場爭執頓時消解。“在那時，我們年輕人雖然崇敬毛委員，但卻並不懼怕他，那時他是有血有肉的人，還沒有變為神，所以我敢妄為與毛委員吵架！”【44】

　　當領袖有血有肉、沒有變為神的時候，他與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深入實際，故能實行正確的領導，少犯錯誤；即使犯了錯誤，也能及時改正。當領袖變為神後，他就脫離了群眾，不可避免地要犯獨斷專行的錯誤，並很難改正。

　　《回憶實錄》還寫到了曾誌為了給黨籌措經費，賣掉兒子的情節，令人讀來倍感沈痛。1931年曾誌生下第二個兒子，“孩子滿月後，逢人便笑，十分聽話，人見人愛”。1932年，曾誌回到廈門，原打算稍做停留後，順便把兒子送回老家。時任廈門中心市委書記的王海萍找出種種理由勸說曾誌不要回家，但曾誌堅持要送，最後王海萍終於吐露了真情。原來廈門中心市委急需經費，聽說曾誌剛生了孩子，便作出組織決定，把孩子“送”（實際是賣）給了一個姓葉的人，預收了一百塊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非送不可。曾誌說：“這種事在今天是絕對不能設想的！但是對那時的共產黨人來說，革命利益高於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棄的，包括自己的鮮血和生命。”【45】

　　二、回憶錄的缺陷和局限性

　　（1）事後追憶以前的事情，特別是年代久遠之後，不可避免地會有錯誤。

　　有些錯誤，以常情度之，本來是不應發生的，但居然出現了。陳垣在《汪容甫〈述學〉年月日多誤》一文中寫道：“其《先母靈表》雲：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醜朔卒。按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丙寅朔，非辛醜。語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文為汪君所手定，何舛誤至此？”【46】

　　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說：“余又因錫予獲交於陳寅恪。錫予、寅恪乃出國留學前清華同學。”【47】陳寅恪未在國內讀過大學。湯用彤曾就讀於清華學堂，1917年畢業，1918年赴美國留學。

　　何茲全在《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的自傳中，把史念海列入清華、師大、燕京的一員。史念海是輔仁大學畢業的，與上述三校無關。何又把楊聯陞說成燕京大學出身的，實際上楊193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48】何與史、楊都是20世紀30年代北平的大學生。何出身北大；史，輔仁；楊，清華。按道理本不應發生上述錯誤。

　　啟功與柴德賡在輔仁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共事多年，彼此熟悉，但啟功在《啟功口述歷史》中談到柴德賡時，竟錯誤地說，柴被一些人“排擠出輔仁，到吳江大學（後改為蘇州師範學院）去任歷史系主任”。其實，柴不是被“排擠出輔仁”，而是被排擠出北京師範大學，柴離開北京赴蘇州上任前，那時輔仁大學已並入北京師範大學了。又，“吳江大學”應作“東吳大學”；“蘇州師範學院”應作“江蘇師範學院”。【49】

　　總之，回憶錄之類不可能是對回憶對象的絲毫不差的再現，錯誤是常常發生的。

　　（2）回憶錄總是經過篩選的，殘缺不全的。後來回憶的東西，只可能是作者當年經歷的一部分，有些被記住了，有些被遺忘了。記住的東西，未必都是重要的；而被遺忘的東西，也可能是重要的。記住什麽，遺忘什麽，情況十分復雜，因人而異。

　　愛倫堡說：“記憶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東西，而放過了另一些東西。我對童年時代、少年時代某些場景的細節至今記憶猶新，雖然它們絕不是什麽最重要的東西；我記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幹幹凈凈。記憶力像是汽車的前燈，在黑夜裏，它們忽而照亮一棵樹，忽而照亮一個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個人。人們，特別是作家們，在他們合乎邏輯地、詳盡地敘述自己生平的時候，經常用臆度揣測來填補空白，使人難以辨別，他的真實回憶在哪兒結束，虛構的小說又從哪兒開始。”【50】

　　有些人對有些事一直記得很清楚，但不肯寫出來，因為怕對自己不利。至今，有關“反右”、“文革”等運動中被迫害者寫的回憶錄發表了不少，但很少見有人寫自己如何迫害別人的回憶錄。錢鐘書在為楊絳《幹校六記》一書所寫的“小引”裏說，楊還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錢說，在這次運動裏（指在幹校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筆者），如同在歷次運動裏，少不了有三類人。一類是在運動裏受冤枉、挨批鬥的，他們可寫“記屈”或“記憤”。第二類是一般群眾，回憶時大都得寫“記愧”，愧的是沒看清“假案”、“錯案”，或者覺得這裏面有冤屈，卻無膽氣出頭抗議，如他自己。還有第三類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怍於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於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於他們不覺慚愧。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願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裏走漏得一幹二凈”。【51】

　　還有一種情況：有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回憶錄的內容卻十分貧乏。當我們翻開他們的回憶錄，想看看他們對親自參與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是如何敘述的時候，卻只字不見。例如，20世紀30年代張伯倫任英國首相時，他的內閣有“四巨頭”。張本人外，其他三巨頭是哈裏法克斯、西門和霍爾。張未寫回憶錄或自傳，但留下了大量信件（致其妹的信件一大批，內容多涉及政治，少及家事）和日記。哈裏法克斯、西門的回憶錄，內容貧乏，與他們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稱。只有霍爾的回憶錄《動亂的九年》還算內容豐富，有一讀的價值。哈裏法克斯、西門對許多重大事件避而不談，不是由於忘了，而是他們有意把“內幕”封鎖起來，以免對自己、對自己的政黨不利。總之，我們不要先入為主地認為在某人的回憶錄裏大概一定能找到與他有密切關系的重要資料。事實是：可能找到，但也可能令我們大失所望地找不到。

　　有人認為，他在回憶錄裏所寫的內容就是最真實、最能反映他本質的。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說：“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記憶之外者，足證其非吾生命之真。”【52】盧梭在《懺悔錄》中說：“我的《懺悔錄》的本旨，就是要正確地反映我一生的種種境遇，那時的內心狀況。我向讀者許諾的正是我心靈的歷史，為了忠實地寫這部歷史，我不需要其他記錄，我只要像我迄今為止所做的那樣，訴諸我的內心就成了。”【53】從這類回憶錄，發現事實方面的錯誤，並不奇怪，因為作者本人就不強調事實方面的準確。看這類回憶錄，重點要放在作者的精神世界方面，而這也正是他們要讀者註意的地方。

　　（3）回憶錄不單是對過去的追憶，也摻雜了現在（即寫回憶錄時）的看法、思想和感情，既有過去的成分，也有現在的成分，不可認為作者回憶的純粹是過去發生的事情。

　　梁啟超說：“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54】陳寅恪在《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中也說：“子馨此書，敘戊戌政變，多取材於先生自撰之戊戌政變記。此記先生作於感情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55】

　　又如，許多老年人所回憶的年青時代的“美好時光”，未必就都那樣“美好”。由於懷舊思想作祟，便覺得今不如昔了。以“吃”為例，許多老年人回憶年青時吃過的東西，常常說現在再也沒有那樣美味之類的話。我見到不少寫1949年前燕京大學校東門一家小館“常三”的文章，王世襄就寫過一篇充滿感情的《許地山餅與常三小館》【56】，盛贊這家小館的“烹蝦段”、“軟炸裏脊”等菜，甚至連常四（常三之弟）叫喊的“來一賣軟炸裏脊，糖醋烹”都記得清清楚楚。當年的美味不復存在，大致有幾種情況。一是那樣的“美味”確實現在沒有了，原因是廚師的技術不如以前，再加上原材料不如以前了。二是年青時較窮，沒有吃過多少好東西，偶爾吃到，便記憶深刻。後來見世面多了，便失去了當年那種新鮮感。三是人到老年，味覺大差，消化能力也大不如前，無論吃什麽好東西也不覺得“香”了，並非今天的菜就都不如過去。

　　回憶，不可能全是單純的敘述，必然還有一些對既往的詮釋。詮釋的部分就更含有現在的成分。

　　（4）回憶錄有相當強的主觀性。回憶錄既然是個人性質的，主觀性就必然存在。了解這一點，不僅不妨礙我們使用回憶錄，反而有助於我們正確地利用回憶錄。

　　何兆武說：“回憶錄不是學術著作，也不可以以學術著作視之，讀者切不可用所要求於學術著作的，來要求個人的回憶錄。學術著作要有嚴格的客觀根據，絕不能只根據作者個人的主觀印象。而個人的回憶錄恰恰相反，它所依據的全然是個人主觀印象和感受，否則就不成其為個人的回憶錄了。”他還說：“你必須盡量使每個人都忠實地回憶，才能盡可能地得出真相。”【57】這些話說得有相當道理。我們看回憶錄，看的就是作者這個人對既往的印象和感受，至於他的看法是否正確，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有人寫回憶錄，大量參考過去文獻，這樣做有利也有弊。有利處在於可以糾正記憶中關於事實部分的錯誤，如時間、人物、地點，等等。弊處在於閱讀過去的文獻如果太多，不知不覺間就會把研討文獻的結果當做回憶來寫，這樣的回憶錄便失去了它的本性，反倒削弱了它的價值。何兆武在《上學記》裏對西南聯大的幾位老師寫下了他的印象，也有評價。印象是否準確，評價是否恰當，是另外一個問題。何兆武坦率地寫出來了，這樣的回憶就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可供參考。

　　（5）一些回憶錄有揚己貶人的缺點。“己”、“人”不僅是個體，也包括己方和對方的黨派、團體、民族、國家，等等。這類的例子很多。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不僅是為他個人樹碑立傳，也大肆吹噓英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該書的第二卷的標題是“光輝的時刻”，從1940年5月法蘭西之戰寫起，到1940年底英國在埃及打敗意大利軍隊。他給第二卷定的主題是“英國人民怎樣單獨堅守堡壘直至過去半盲的人們作好一半的準備”（How the British people held the fort alone till those who hitherto had been half blind were half ready）。第二卷下部的標題是“單獨作戰”（Alone）。【58】這完全是不顧事實的自吹自擂。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1940年6月法國雖已戰敗，蘇、美尚未參戰，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只有英國單獨作戰。中國人民早自1937年就已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了，難道中國抗日戰爭不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組成部分嗎？丘吉爾為什麽視而不見呢？不僅如此，那時英、法正在西方對德、意實行綏靖政策，在東方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美國則向日本輸出鋼鐵、石油等重要軍事物資。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幫助了日本的侵華戰爭。

　　有的人為了擡高自己，竟歪曲事實，把別人的著作攘為己有。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是一部目錄學名著，但曾經流傳不是他自著的，而是繆荃孫代撰的。造成這種流傳的起因，是《藝風年譜》（按系繆自訂——筆者）光緒元年條雲：“八月，執贄張孝達先生門下受業，命撰書目答問四卷。”（按年譜發表時張已去世——筆者）自言《答問》出自其手。陳垣在《藝風年譜與書目答問》【59】一文中，有力地駁斥了繆“代撰”的說法。陳文指出，光緒三十四年繆荃孫自己曾說同治甲戌南皮師相督學四川時著《書目答問》，他“隨同助理”（按此時張尚在世——筆者）。陳垣還得到光緒二年張之洞致王懿榮手紮，內稱在蜀刊《書目答問》，意在開擴生童見聞，寄上一本請王補正，並請王轉交繆小珊（荃孫字）一本，“屬其訂正”。可見，繆於《答問》一書，只起過“助理”、“訂正”的作用，而非“代撰”。

　　利用回憶錄，貶低、打擊別人的事，也是常有的。例如尼克松在回憶錄中談到1960年他同肯尼迪競選總統的事，寫道：“1960年選舉是有大量舞弊行為，得克薩斯和伊利諾斯是舞弊最嚴重同時也是搞得最明目張膽的兩個例子。比如，得克薩斯有個縣，登記投票的只有4895人，計出的選票居然有6138張。”他還寫道：“肯尼迪的競選組織幹起醜事來，有其獨特的流氓味，它可以若無其事大模大樣地幹，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風，還使得多少好議人非的記者自嘆弗如。”【60】但是，尼克松本人的政治操守又如何呢？後來的“水門事件”不也說明他“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風”嗎？

　　回憶錄雖然有上述種種缺陷和局限性，但不可全盤否定。錢鐘書在1979年9月致黃裳的信中說：“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論文及拙作譯本小傳，語多不經。一作者自加拿大來見，問之，則雲曾至港臺，遍訪弟師友，采擷軼聞，弟乃知自傳不可信，相識回憶亦不可信。古來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觀。”錢鐘書還在《詩可以怨》一文中說：“當然，‘脫空經’（指虛誑、撒謊——筆者）的花樣繁多，不僅是許多抒情詩文，譬如有些懺悔錄、回憶錄、遊記甚至於國史，也可以歸入這個範疇。”【61】這些話是極而言之。對回憶錄之類的作品，全信不可；全不信亦不可，無論如何其中還是有不少東西可作為史料使用的。

　　總之，我們應當使用官私多種類型的史料，互相參照比較，進行分析綜合，庶幾可以接近歷史的真相。

註釋：

【1】陳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1～182頁。

【2】陳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149頁。

【3】《杜魯門回憶錄》第一卷，三聯書店，1974，第80、352～353頁。

【4】〔蘇〕伊利亞•愛倫堡：《人•歲月•生活愛倫堡回憶錄》（中），馮南江、秦順新譯，海南出版社，1999，第438～439頁。

【5】參見何剛德《客座偶談》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1，第270～271頁。

【7】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1，第65、67頁。

【8】張伯駒：《春遊紀夢》，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74～75頁。

【9】張伯駒：《春遊紀夢》，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173頁。

【10】方暾：《國民黨軍政部點驗委員會的真相》，載1998年12月9日《人民政協報》第4版。

【11】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12】孟元老（伊永文箋註）：《東京夢華錄》（上），中華書局，2006，第288～289頁；同書（下），第503～504頁。

【13】吳自牧：《夢粱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162～172、181～182頁。

【14】錢大昕：《錢大昕全集》（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109頁。

【15】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華書局，1989，第230頁。按：現已出版的《蔡元培自述》、《子民自述》等，都是利用蔡的《自述年譜》，再加上其他一些文章、講演合成的。

【16】按：蔡元培在《自寫年譜》手稿第一冊的末頁，附有《我在教育界的經驗》，是為撰寫《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一文所列的要項。整頓北京大學的經過，即見於此要項中。此文前記蔡元培34歲事，此文後記蔡54歲事，中缺。

【17】《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8～319頁。

【18】《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8～319頁。

【19】《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9～320頁。

【20】胡適：《四十自述》，見曹伯言選編《胡適自傳》，黃山書社，1986，第46～47頁。

【21】胡適：《四十自述》，見曹伯言選編《胡適自傳》，黃山書社，1986，第47～48頁。

【22】胡適：《四十自述》，見曹伯言選編《胡適自傳》，黃山書社，1986，第74～75頁。

【23】胡適：《四十自述》，見曹伯言選編《胡適自傳》，黃山書社，1986，第78頁。

【24】唐德剛：《寫在書前的譯後感》，見唐德剛譯《胡適口述自傳》，華文出版社，1992，第5、1頁。

【25】唐德剛：《寫在書前的譯後感》，見唐德剛譯《胡適口述自傳》，華文出版社，1992，第1頁。

【26】《胡適口述自傳》，第172頁。

【27】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9頁。

【28】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60頁。

【29】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47頁。

【30】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52頁。

【31】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52頁。

【32】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69頁。

【33】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19頁。

【34】呂思勉：《為學十六法》，中華書局，2007，第198～205頁。

【35】錢基博：《自我檢討書》（1952），載《天涯》2003年第1期，第65～78頁。

【36】季羨林：《留德十年》，東方出版社，1992，第96～98頁。

【37】季羨林：《留德十年》，東方出版社，1992，第76頁。

【38】季羨林：《留德十年》，東方出版社，1992，第38頁。

【39】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第1、4頁。

【40】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第65～66頁。

【41】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第117、121～122、132～133頁。

【42】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2頁。

【43】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74～75頁。

【44】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00～101頁。

【45】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頁。

【46】陳智超編註《陳垣史源學雜文》（增訂本），三聯書店，2007，第99頁。

【47】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第180頁。

【48】何茲全：《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第59頁。

【49】《啟功口述歷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115頁。

【50】〔蘇〕伊利亞•愛倫堡：《人•歲月•生活愛倫堡回憶錄》（上），馮南江、秦順新譯，海南出版社，1999，第5～6頁。

【51】見楊絳《幹校六記》，三聯書店，2010，第1～3頁。

【52】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第364頁。

【53】盧梭：《懺悔錄》第二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第344～345頁。

【54】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東方出版社，1996，第110頁。

【55】陳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頁。

【56】王世襄：《憶往談趣》，三聯書店，2010，第141～144頁。

【57】何兆武：《上學記》（修訂版），三聯書店，2008，第3～5頁。

【58】〔英〕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二卷上部、第二卷下部，商務印書館，1975。

【59】陳垣：《陳垣全集》第七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第528～531頁。

【60】〔美〕尼克松：《尼克松回憶錄》上冊，商務印書館，1997，第290～291頁。

【61】錢鐘書：《錢鍾書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第417、330頁。

文章來源：《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中國社會科學網2012-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