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顧名思義，就是回憶過去的事情，並且用文字記錄下來；準確地說，回憶錄是追記本人或他人過去生活經歷和社會活動的一種文體，它具有文獻的價值。

回憶錄 - 釋義

（1）回憶錄 huíyìlù (1) [commentaries;reminiscence]∶關於一系列事件的記錄,通常由參加者所寫而不像歷史那樣拘於形式和完備。如凱撒（見圖）的《高盧戰爭回憶錄》

（2） [memoir;recollection]∶一種自傳體描述,其口吻常閑逸而親切、註意的焦點通常在作者所知的人物、事件或時代上 。

回憶錄 - 起源和發展

在西方，很早就出現了回憶錄這種文體。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學生克塞諾封寫了一本書，比較完整而忠實地記載了蘇格拉底的言論和經歷，書名就叫《回憶錄》。這可能是歷史上最早以回憶錄題名的一本書了。

在中國，撰寫回憶錄的歷史也十分悠久。儒家經典《論語》，就是一部帶有回憶錄性質的著作。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可以看作是一篇回憶錄文章。古人撰寫的一些吊唁文章和墓誌銘，也帶有回憶錄的性質。 　　

到了近代和現代，回憶錄這種文體有了很大的發展。對人民作出過傑出貢獻的偉大人物，人民將永遠紀念他們。因此，同這些偉人共事過的、接觸過的人，就撰寫回憶錄來表示自己的崇敬心情，同時也為後人貢獻寶貴的文獻資料。

它是一段歷史的真實寫照，是全面研究斷代史、學術成果不可缺少的資料之一。回憶錄的寫法，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歷詳細地寫出一個階段的生活，也可寫一個側面。

寫作回憶錄要註意真實、廣泛、突出六個字。真實，就是真實記載作者的經歷和觀感。廣泛，是指回憶錄不僅要回憶個人，而且要以個以為主線，串連與之有關的人和事，廣泛觸及生活的每個角落，反映社會的歷史面目。突出，是指回憶錄中的人物要處於突出地位，所列事件要典型，有一定的代表性，提及的其他人物要有個性，不是平平淡淡的敘述。

回憶錄 - 分類

“公撰”

“公撰”是有組織的集體寫作方式。撰者一人的敘述，有一班人馬幫助記錄整理，查找核對資料，分頭撰寫成章。因是組織行為，資金寬裕，檔案材料使用比較方便，在事件敘述上具有原始資料的權威性，同時敘述方式上最講政治，也比較拘謹。但這類回憶錄，忌諱最多。一旦牽扯到事主的歷史作為，則都是相當敏感的，往往不免隱惡揚善，文過飾非，挾加私筆。這是讀者不得不格外留心的地方。

“私撰”

“私撰”完全是個人化的寫作。因是撰者親歷親為，文責自負，忌憚較少，思想放得較開。而且因為所述之事，情感真切，印象深刻，可以提供具體的細節，所以在敘述上多是以情節生動、描寫細膩見長。坊間流傳熱銷，多為此類。但由於當事人缺乏原始資料的參考，記憶的錯訛之處在所難免，且個人寫作動機各異，表達能力高下不同，所以質量差距很大，存史的價值高低有天壤之別。

回憶錄 - 要求

不能虛飾，不能挾私

撰寫回憶錄，是一項恢復歷史記憶的工作，需要對歷史負責，不能虛飾，不能挾私。不僅需要有實事求是地審視自己和審視他人的客觀態度，還需要借助當時的日記、筆記和文件等原始資料恢復歷史的記憶，特別是需要有其他歷史當事人的交流、印證和相互補充。例如周海嬰回憶說，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曾回答知識界朋友提出的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問題。學界立刻有人對此事提出質疑。隨後又有黃宗英等人證實確有其事。這種“質疑——詢證”的往復過程，其實並不帶來難堪，而恰好是還原歷史本然的要求，體現了探求真實的科學精神。當然，許多史實或許經過這樣的過程仍難求證，但是經過這樣的過程人們一定會向真實又靠近一步。可以這樣說，人們的個體回憶都是不可避免地有著記憶上的誤差，但如果在啟發大家共同回憶的群言環境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這個誤差。

旁征博引以求真實

在歷史研究中，一向有“孤證不立”的老話，需要旁征博引以求真實。從存史的意義上說，不但需要大人物的回憶錄，也需要小人物的回憶錄；不但需要正面人物的回憶錄，也需要反面人物的回憶錄。從存史的價值上說，既不能因人廢言，也不能因事廢人。無論是出於自我標榜的需要，還是出於自我辯解的需要，其主觀動機如何，並無大礙。有公心固然好，存私心也可以，都可以將自己經歷的歷史寫出來。只要能夠公之於眾，公眾自會有鑒別能力。史學一途，本是公器。各種類型的回憶錄越多，對校正歷史記憶所起的作用越大，越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客觀、公正和準確

在存史的問題上，我們不能期望每個人的回憶都是客觀、公正和準確的。實際上人們記憶上有意無意的疏漏、訛誤，是回憶錄中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只要大家都能參與到存史過程中去，個體記憶上的錯訛就會最大可能地得到矯正。

積極的存史態度

對復原歷史的活動而言，不怕眾說紛紜的嘈雜，只怕“輿論一律”的孤鳴；不怕百家爭鳴的質疑，就怕鴉雀無聲的寂靜；不怕百花齊放的繁蕪，就怕一花獨放的單調；不怕當事人的回憶出錯，就怕連出錯的回憶錄都沒有了。歷史的經歷者，特別是經歷過一些重大歷史現場中碩果僅存的當事者和知情人，無論是為了對自己有所交代，還是為了對世人、對後人有所交代，都不應帶走一段歷史，而應有更為積極的存史態度。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對回憶錄的撰寫態度上，有些歷史當事人並不太積極，甚至多有顧忌。主要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怕揭傷疤。已經愈合的傷疤不願再觸動，痛苦的往事不堪再回首，承擔不了回憶過去的沈重，只想靜靜地安度晚年；一種是怕影響不好。事情已經過去了，再翻出“舊賬”會刺激一些當事人，擔心會產生不好影響，不如安於現狀。

回憶錄 - 回憶錄與歷史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薪火傳遞的文化使命。中國當代史雖然歷時不久，但期間所發生的社會變遷，卻是“三千年未有”的大格局。置身在這個社會歷史變遷過程中的人們，所經歷的人生起落之大，悲喜情感之強，具是後人難以想象和體會的；同時，由於這是一段在跌宕起伏中疾行的歷史，歷史場景變動頻繁，過程激烈，也不免會給後人留下許多空白。所以，中國當代史的存史活動極為重要。

當代人要寫當代史，首推應是回憶錄的寫作。作為歷史的當事人，將親身經歷的歷史，所見所聞的人與事，所感所受的情與理，以回憶錄的方式記錄下來，這是豐富我們民族記憶的極有意義的事情。每個歷史的經歷者都有為後人存史的道德責任。
歷史的公器意識

各種回憶錄中，作者的撰寫動機如何，直接決定其存史的價值。那些旨在塑造自己生前身後名的回憶錄，功利性極強，涉及歷史必然是曲筆，涉及自己必然是溢美。如果相關的幾部書對照起來看，當下就會發現其中諸多矛盾，遑論後世人們還會自有公論。所以，這種個人功利目的性極強的回憶錄，並不能承擔傳世的歷史價值，日後隨著社會生活透明度的不斷提高，公共話語範圍的不斷擴大，必然最終是要淡出的。
強烈個人色彩的存史方式

即使是從對歷史負責的願望出發，作者也會有意無意地出現撰述的誤區，仍會有涉及人事上的避諱之處和對自己當時言行的撇清之舉。歷史的大關節處清楚，未必在小關節上也清楚。這種事情在回憶錄中是非常普遍的。甚至一些文情並茂、真實可信的佳品，也是在所難免。韋君宜的《思痛錄》，是筆者認為近年來寫得最好的回憶錄之一，但個別細節也有不實之處。書中所述1943年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中，“李銳和範元甄、黃華和王龍寶、魏東明和馮蘭瑞”三對夫婦因運動離異。馮蘭瑞最近著文說，這三樁家庭變故，恰恰全不是因為運動，而都另有隱情。由此可見，求真不易，存史亦難。就回憶錄而言，要如實地記錄自己，坦露一生心路歷程，這是把自己放到一個公共的手術臺上，當眾自己解剖自己的事情，很是不易。像盧梭《懺悔錄》那樣，具有嚴酷的靈魂拷問能力的大徹大悟者，古今中外能有幾許？

平心而論，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多少都會有當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裏面。這種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們對曾經歷過的尷尬事，為擺脫懊惱和懺悔的長期煎熬，求得心裏的安寧，是需要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相對合理性的解釋的。差別僅僅在於，這種自我合理化產生的撰述誤區，是有心為之，還是無心為之。有心為之，長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會把謊言當作事實。無心為之，能夠在事實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夠在真假美醜的邊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線。所以在存史中出現誤差時，兩者的態度判若雲泥。

在回憶錄中表現出來的自我合理化的因素，在主觀上有自我解脫的需要，在客觀上有著時過境遷的記憶誤差。從橫的方面看，我們所經歷的歷史現場，都是整體過程中的一個斷面，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具體事件和個別情節，所以在回憶往事之中還必須具有一種歷史整合的能力，否則我們個體記憶的歷史印象是支離破碎的。從縱的方面看，隨著我們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價值體系已經與過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是非評價標準也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這些變化隨著我們的生活同步發生，在改變我們頭腦中思想觀念的同時也往往會改變著我們的歷史記憶方式，把現在的合理性移植到過去的合理性上，產生一種“合理”的歷史遺忘。因此，能否以現在的認識高度，重新回到當時的語境中反省事實，也是維護歷史真實性，客觀記錄歷史的思想能力。

回憶錄 - 觀點

對復原歷史的活動而言，不怕眾說紛紜的嘈雜，只怕“輿論一律”的孤鳴；不怕百家爭鳴的質疑，就怕鴉雀無聲的寂靜；不怕百花齊放的繁蕪，就怕一花獨放的單調；不怕當事人的回憶出錯，就怕連出錯的回憶錄都沒有了。歷史的經歷者，特別是經歷過一些重大歷史現場中碩果僅存的當事者和知情人，無論是為了對自己有所交代，還是為了對世人、對後人有所交代，都不應帶走一段歷史，而應有更為積極的存史態度。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對回憶錄的撰寫態度上，有些歷史當事人並不太積極，甚至多有顧忌。主要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怕揭傷疤。已經愈合的傷疤不願再觸動，痛苦的往事不堪再回首，承擔不了回憶過去的沈重，只想靜靜地安度晚年；一種是怕影響不好。事情已經過去了，再翻出“舊賬”會刺激一些當事人，擔心會產生不好影響，不如安於現狀。

在當代人要寫當代史的問題上，筆者非常贊賞閻長貴先生的態度。閻先生是一位曾在中央核心部門工作過的老同志，很有歷史責任感，退休以後筆耕不輟，寫了許多研究中國當代史的文章著述。他給筆者論及當代史的存史問題，講了一番道理，非常精辟，可謂經典。

他說：“中國有‘當代人不修當代史’的說法，這有合理性，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就評價當代人和當代事件來說，當代人往往難做到客觀、公正，而就弄清事件本身來說，非當代人、當事人或親歷者做不到。就現有的很多回憶錄中的一些事實，其正確，其錯誤，或不足，非當事者、親歷者誰能甄別、分辨？也正因為這樣，應該動員和組織更多的當事人、親歷者寫回憶錄。當然，就當事人、親歷者來說，這也是一種歷史責任、歷史覺悟。”

閻先生的話是覺者之言，揭示了當代史研究的一個學術規律。我們看國外史學領域的發展，凡是當代史研究開展得比較好的，有學術傳統的國家和地區，都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情況比較開展，回憶錄出版比較多的地方。在歷史的見證人都還健在之時，歷史的當事人、親歷者就能坦率地寫出自己的回憶錄，接受公眾的審視批評，這是很難挾加曲筆的。這才是常態的歷史。這樣的歷史，才不會再讓歷史背負本不屬於它的政治包袱，不會附加上其他別的其他符號，能夠保持本來面目的客觀和公正。所以，莫道存史的過程只是回憶過去，回憶過去也是在開拓明天。（收藏自 互動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