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週報/記者李懷宇】

王潤華先生講話略帶南洋口音，聊到痛快之處，不禁爽朗大笑。如今，他在新加坡與中國臺灣兩地穿梭：在元智大學人文學院任教授，不時回新加坡小住，與朋友學生歡聚。

祖籍廣東從化，祖父輩移民馬來西亞，王潤華1941年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地摩（Temoh）小鎮。那是英國殖民政府開採錫礦與種植橡膠樹的重要地帶。王潤華曾住橡膠園的木屋，經歷過英國與馬共的遊擊戰下的新村生活。童年記憶成了他的散文與詩歌創作的源泉。1962年，王潤華獲得臺灣獎學金，前往臺灣政治大學讀西洋語言文學系。大學期間，王潤華與淡瑩、張錯、林綠、陳慧樺、黃德偉等創辦星座詩社，出版《星座詩刊》，又有《大地詩刊》。王潤華和淡瑩同為僑生，在詩社活動中相愛。王潤華在大學結束前，已出版詩集《患病的太陽》，也以現代文學手法寫散文，出版了《夜夜在墓影下》。王潤華的作品受到林海音的賞識，至今感念這位文壇老大姐提攜後輩不遺餘力。

在臺灣，王潤華還熱衷於西方文學和詩歌理論的翻譯。他翻譯了法國加繆的《異鄉人》，成為暢銷書。臺灣政治大學畢業不到一年後，王潤華與淡瑩到美國留學。先到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認識了白先勇，相談甚歡，為白先勇全身心主編《現代文學》雜誌的精神感動，決定終生投身文學事業。1967年，王潤華與淡瑩在美國結婚，後來進入威斯康辛大學，師從著名學者周策縱，以傳統考證、西方漢學與中國研究的方法研究現代與古典文學。

1972年，王潤華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學位，在愛荷華擔任研究員一年，後進入新加坡的南洋大學中文系任教。王潤華回憶：“當時的南大校園原是橡膠園，名叫雲南園，更喚起我的本土記憶，所以這是驅使我重返熱帶雨林的靈感與啟發，一直到今天，還在雨林中思考構想。”

1980年，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王潤華加入新加坡國立大學，先後擔任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藝術中心副主任、文學院助理院長、中文系教授及主任等。2002年從新加坡國立大學退休，2003年至臺灣元智大學擔任人社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現為元智大學人文學院院聘教授。

王潤華的眾多學術著作中有《越界跨國文學解讀》、《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對“越界跨國”一詞，他有獨到的理解：“我們平常研究文學，研究《紅樓夢》常常是講《紅樓夢》的版本是高鶚續寫還是誰續寫，因為研究文學從來沒有用非文學的角度來分析。我的老師周策縱對中國的印刷術很清楚，就根據清朝印書的技術來考證《紅樓夢》。《紅樓夢》裏面有鼻煙壺，我的老師到法國、英國、美國的博物館去看鼻煙壺，發現那些圖案跟曹雪芹寫的一模一樣。這就是越界了，走出純文學去考古，考古文物是非文學的，再回到文學分析，過去我們的文學研究很少這樣做，不過王國維寫元代戲劇史已開始使用這個治學的方法。有時候，跨國也要跨越民族的想法，過去我們詮釋作品通常會從傳統中國文化的觀點來權衡，但是我們可以用後殖民文學、婦女文學這些新的研究方法來分析。我經常要越界跨國，換一個角度，換一種方法，甚至不要用自己民族的感情去分析。”

白先勇介紹，選周策縱、舍夏志清 

時代週報：你在臺灣政治大學讀完西洋語言文學系後，到加州大學，從此和白先勇成為好朋友？

王潤華：到了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我們一見如故。淡瑩與我曾在白先勇主編的《現代文學》發表過詩，只是我們來臺灣的時候白先勇已經畢業了，在臺灣沒有見過面。但是，有人告訴他有兩位寫詩的人來了，他就與我們見面，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那是白先勇最專心編《現代文學》的時期，他那時候在愛荷華讀完碩士學位，剛在加州大學（UCSB）擔任講師，薪水也不太高，後來他回憶，幾乎把一半以上的薪水投進去了，還有他的朋友王國祥，每期贊助出版費。我記得很清楚，他跟我們見面就是談《現代文學》裏面的好作品與作者。該校只有一個暑假的獎學金，他說：“你念英文系，畢業後很難找工作的，你看夏志清是耶魯大學英文系的博士，都找不到好大學教書，你還是趕快轉行。”那時候最熱門的是東亞語文系與比較文學。他說：“我最近教現代文學的時候，用一本教科書《五四運動史》，是周策縱先生的成名作，這個學者好得不得了，而且跟我見過一次面。你就轉到他的學校去。”我與淡瑩因此就轉到威斯康辛大學，跟周策縱讀研究所。後來，我們跟白先勇談過去的事情，他也覺得奇怪，他跟夏志清也很熟，但他沒有給我介紹夏志清，而是給我介紹周策縱，他說冥冥中也是一種命運，如果把我介紹給夏志清，可能我們兩個人生活就沒有這麼好。夏志清雖然是好的學者，但是他的行政能力不是太好，人家尊敬他是一個純學者，他手上卻沒有獎學金，但周策縱不一樣，後來我一到威斯康辛，就有獎學金，讀書與生活就很順利了。

時代週報：周策縱先生的成名作是《五四運動史》，學問淵博，原來好像在蔣介石的侍從室待過一段時間？

王潤華：他在侍從室當編審。老蔣在南京時代外出考察，常常帶他在身邊的，老蔣去世前，他不敢去臺灣，算是“背叛”了老蔣。後來他對政治很厭倦，他跟我們講，如果當時從美國回臺灣的話，國民黨會給他做官，但是他就不願意當官僚。他在密西根大學念的是政治系，其實他的博士論文《五四運動史》是政治系的論文，他做學問後來比人家好。他是學社會科學的，論文寫完了到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修改他的《五四運動史》，結果又繼承了哈佛大學正興起的中國學派—當時已經取代了所謂舊的漢學—用現代跨越學科的方法、用文化研究來研究新文化運動，他建立了文化研究的新典範。他研究了“五四”運動後，轉型到歷史、文學與古文字，他的《紅樓夢》研究，很多問題完全突破了過去的傳統看法。

時代週報：周策縱先生對你做學問影響很大？

王潤華：很大，很深。我跟他念碩士的時候，受了美國區域研究的學術思潮的影響，研究郁達夫在南洋，研究流亡知識份子的思考與心態。當時美國人已經流行區域研究，問題出現在哪個地方就要到哪個地方研究。我研究郁達夫，提出計畫後馬上得到獎學金。但是，周策縱先生對我說：有學問的人還是要懂得古典，你的博士論文還是轉去研究古典好了，所以我就以比較詩學研究唐代司空圖的詩學，後來出了兩本書，英文的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中文的由臺灣三民書局的“滄海叢刊”出版。周策縱當時教文學批評，最遺憾的是，他本來要寫一本《中國文學批評史》，寫了幾篇就停掉了，沒有寫出來。後來我發展自己的路了，但是遠遠比不上他，我有兩條路，一條是古典的，一條是現代文學的，都是通過比較文學、跨越學科的治學方法去研究，都是受了老師的啟發。

回國任教，以詩代學術報告

時代週報：1972年得到博士學位之後，你到愛荷華大學待了一年，是聶華苓請過去的？

王潤華：當時我在等待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工作，結果一等就一年。那個夏天一考完試，聶華苓那邊有個空缺，是研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期間被批判作品與論文的翻譯計畫。我負責找資料，有一批洋人負責翻譯，後來聶華苓整理出來，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兩大本的《百花運動文學史料》。

時代週報：杜南發先生是你在南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他說你教書很特別，對他很有影響。

王潤華：南洋大學的學生中，我跟他是非常親密的。杜南發思考敏捷，腦子裏充滿創意思考，他在我教的現代文學的班上寫現代詩，第一首現代詩，我就給了他一個最高的分數A，我跟他說：“你不必寫學術報告，就寫幾首詩代替。”這個方法很特別，給不少學生很大鼓勵，培養了很多詩人。後來杜南發在他的《酒渦神話》詩集裏談到，這個A的分數給了他很大的肯定。

時代週報：南洋大學後來被合併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是怎麼回事？

王潤華：基本是政治決定，我就是最好的證明。當時叫我回新加坡的時候，我說：“我在美國留學，會用英文教中國文學，可能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更需要我，因為沒有多少華人可以用英文教課。”讓我回去的官員說：“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很小，只有兩三個人，我們還是先把你送去南洋大學，南洋大學遲早要和新加坡大學合併。”1980年，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併成新加坡國立大學，我也過去了。南洋大學早期的學生以左傾為主，後來有段時期非臺灣的老師不聘任。

南來文人提高新加坡文化水準

時代週報：你在威斯康辛大學是研究郁達夫。郁達夫在新加坡文化界的影響還是很大，幾十年過去了，大家還念念不忘郁達夫在新加坡的事情。

王潤華：郁達夫無形中把新加坡整個文化的水準提高了，郁達夫跟一般的文人在一起會喝酒、寫舊詩，所以新加坡今天會寫舊詩的人還很多。我小時候對他們特別有興趣，他們到了新加坡的事蹟，報紙常常有報導。後來臺灣拍過一部紀錄片《作家身影》，關於中國現代作家老舍、郁達夫在南洋的事蹟，我幫忙他們計畫拍攝路線，也有我的敍述。

時代週報：在老舍、郁達夫來之前，南洋文學有基礎嗎？

王潤華：有，最早一些中國清朝的官員去歐洲，途中登陸新加坡，會小住一段時間。他們有時也會被派駐新加坡，像客家詩人黃遵憲，他在新加坡寫了很多詩歌。“五四”運動發生後，新加坡立刻響應，遊行、罷市、罷課、廢除文言文—當時的報紙還是用文言文，後來本地作家就用白話文創作。我一直有計劃寫一本書關於新加坡“五四”運動史的書。1920年代，大量作家南來，當時是在紅燈碼頭上岸，就是現在富爾頓酒店外面的海邊。

時代週報：為什麼這些文化人裏面就數郁達夫的影響最大？

王潤華：其實胡愈之及其他作家群的影響也很大，他們住得更長久，但是郁達夫的文化社交活動比較廣，個性特別，又有與王映霞的婚變，加上後來被日本憲兵殺死在蘇門答臘的悲劇，所以大家特別尊敬與懷念他。

時代週報：老舍是不是也跟新加坡文學頗有關係？

王潤華：當然，老舍在新加坡前後差不多一年。老舍非常了不起，我有一本書專門討論老舍的專論《老舍小說新論》。他沒有到倫敦之前，在新加坡上岸，去商務印書局跑了一趟，結交了一些朋友。後來他從倫敦回來就到華僑中學教書，寫了《小坡的生日》，老舍沒有機會去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所以就把新加坡當作一個小小的南洋，他後來寫過一篇感想，談為什麼寫《小坡的生日》。我的南洋經驗使我解讀出這篇小說就是未來南洋社會的一個預言。

時代週報：當時《星洲日報》的副刊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陣地？

王潤華：很重要，我有《從戰後新華華文報紙副刊看華文文學之發展》的論文，論述以前的華文文壇就建立在副刊上，新人新作都通過副刊呈現。郁達夫編副刊時，提拔了很多作家，他很鼓勵年輕人寫作。我最佩服他的是當時還有一個筆戰，因為左派的人都推崇魯迅，大家都要學魯迅尤其是他的雜文，郁達夫就覺得像新馬土生土長的年輕作家應該發展自己的文學特點，不能太像魯迅，如果太像魯迅反倒變成沒有創意。但是後來左派的人就攻擊郁達夫，說他妒忌魯迅的影響力。

毛姆與康拉德在新加坡

時代週報：為什麼毛姆在新加坡萊佛士酒店前後住了這麼長時間？

王潤華：萊佛士酒店二樓酒吧的水果酒，“新加坡斯令”（Singapore sling）是毛姆喜歡喝的酒。最近英國的檔案資料解密了，毛姆就是英國情報局正式的情報員。因為英國在馬來西亞的錫礦和橡膠樹是很大的投資，英國政府要瞭解殖民官員的人事與政治，所以毛姆長期住在新加坡萊佛士酒店。毛姆經常在酒吧裏跟英國管理層的官員聊天，瞭解他們的情況，打聽當地人有沒有起來革命，官員有沒有貪污。他有很多小說的故事就建構在這些情報資料裏面。他的小說《情信》，寫吉隆玻郊外一個橡膠園的故事，就是他在萊佛士酒店聽來的。

時代週報：你翻譯過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康拉德的作品有什麼特點？

王潤華：毛姆的小說是流行小說，康拉德寫的是非常有深度的、多義性的小說。他本來是波蘭人，後來移居英國當海員，在船上很無聊，就拼命讀英文，就寫小說了。到新加坡一定要停留很久，再把東西送去泰國或是婆羅洲、菲律賓，所以他的很多小說都是寫泰國港口、早期婆羅洲、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反而很少寫澳洲。他偶爾也去非洲，《黑暗的心》就是寫非洲，這是他的代表作。康拉德之所以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良心，是因為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殖民主義。他雖然也有東方主義的眼光，但他以人類的良心寫殖民地複雜的世界。

時代週報：老舍、郁達夫、毛姆、康拉德都是外來作家，新加坡本土創作的文學作品豐富嗎？

王潤華：華語文學已經出現危機，這是語言的原因。在南洋一帶，以新加坡、馬來西亞為中心，在戰前寫作的多數人有華僑的心理意識，但抗戰以後慢慢就轉為華人，跟老一代的作家的文學書寫不一樣了，開始建構所謂“馬華文學”和“新華文學”。我們的人口不是太多，但是創作的文學作品很多。但是現在開始有一個危機，新加坡的學校都以英文為教學語言，這種情勢繼續下去的話，用華文創作的人會越來越少。在新加坡，英文是所有學校的第一語文，華人用英文創作愈來愈蓬勃。2011年藝術理事會主辦寫作比賽，詩歌、小說的華文組參加人數只有300人，而英文組有1000以上。

時代週報：你在南洋出生，又在美國接受教育，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有沒有新的視角？

王潤華：首先，中國學者有其文化資源，某些領域我們海外華人學者沒辦法競爭。比如研究郁達夫的一生，我當時在美國，沒辦法去杭州，去郁達夫的故鄉富春江，去郁達夫所住的上海，我對他的作品瞭解，肯定比不上中國學者，但是我用區域研究的方法、薩伊德的流亡知識份子的文化心態理論與文學分析技巧來研究郁達夫，在1970年就已領先大陸的學者。第二，我以出生長大的東南亞文化資源，突破傳統的研究途徑。比如我從康拉德與老舍書寫南洋的不同角度來研究老舍，所以我就看到很多中國人根本沒有看到的老舍顛覆西方小說的視野。我用當郁達夫在新加坡、麻六甲、馬來西亞、蘇門答臘的這些文化資源來剖析郁達夫，中國的學者就很難跟我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