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美曾提出一個看法：「認同就是再現的問題，以及人們透過再現形成身分的認同」，89 楊振寧、黃克孫或陳省身等近現代華人學者都已經歸化為美國公民，但他們仍藉由古典詩來傳達情感與思想，這不僅是因為這個形式便捷或容易，90 而是創作者認同這個形式本身所蘊含的獨特意味或無可取代的美感，91 同時也可以透過作品，與其他同樣優游於此形式的作者，形成更緊密的心靈關係。對這些海外華人而言，古典詩創作是文化根源的象徵。王德威認為：

回看華語語系文學，我們必須指出相當不同的面向。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外患頻仍，並無力主導國家型殖民行動。恰恰相反，香港、台灣、滿洲國、上海等被殖民或半殖民地區裡，華語、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學創作即使受到壓抑扭曲，也依然不絕如縷。這讓我們反思華族文明傳統根深柢固的潛力。更重要的，由於政治或經濟因素使然，百年來大批華人移民海外，尤其是東南亞。他們也許遂行了「移民者的殖民」行徑（settler colonialism），卻也同時受到在地（其他殖民者或土著）勢力的威脅。他們建立各種社群，形成自覺和自決的語言文化氛圍。漢語官話或方言，漢文書寫成為族裔身分、文化傳承―而未必是政權認同―的標記。最明白的例子是馬華文學。華人在馬來西亞飽受壓抑，但藉華語、華文，他們致力保存族群以及文化特性，作為政治抗衡的形式。92

「華族文明傳統根深柢固的潛力」、「致力保存族群以及文化特性，作為政治抗衡的形式」，可能是十九世紀以來「華文」所展現的民族意識與文化韌性。然而海外古典詩的創作，尤其是在北美洲，雖然也存在著類似的氣息，但是某種程度上又迥異於東南亞之Sinophone/Xenophone（愛墾註：漢語/外来語）白話作品中的抗衡意識；華語古典詩似乎帶有更溫和的個人色彩，且主要流行於學院當中，它們並不產生於抵抗，而僅是作為懷念或期許；並非有意地揭示自我與當地的政治、歷史、文化等層面之衝突，而是無意間流露自我生命的感慨和沉思。然而這種性格，卻也從另一個側面補充了Sinophone（愛墾註：漢語圈）系統中白話文學創作以外的另一種生命處境及文化態度。93

89 史書美（Shu-mei Shih）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34-35。

90 例如郁達夫嘗謂：「像我這樣懶惰無聊，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性情最適宜的，還是舊詩；你弄到了五個字，或者七個字，就可以把牢騷發盡，多麼簡便啊！」郁達夫原著，常君實主編，《郁達夫自選文集‧骸骨迷戀者的獨語》（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106。

91 高友工在〈律詩美學〉一文中提出律詩中有「潛在的美學」，他認為這種美學：「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它一直是朦朧不明，而且難以捉摸的；從事創作的詩人甚至不可能覺察到它的存在，更不要說明確認識到所做選擇的複雜性了。它是『美學』，因為正是這種選擇的整體構成了詩的美感和價值。為了方便起見，可以將這些選擇看作完全有意識的：它們顯示出詩人在形式方面的構想，他對結構方式的理解，他如何運用規則以適應其創造性的想像，以及如何努力通過這一特定形式而達到他的意境……藉憑這種法則，詩人與讀者能夠獲得溝通，而將外行人排除在外。」見氏著，《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臺大出版社，2004），頁210。高友工在文中指出的是律詩的音節和句、聯結構關係，但古典詩除了這種形式整齊而透過對偶形成的張力，亦蘊含了文化的想像和民族的情感等形式以外美學價值。

92 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編，《華夷風》（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21），頁4。

93 黃克孫的白話詩，正好也展現了類似的風情，對於新大陸，他在詩中有更多美好嚮往的描述，如〈紐英倫〉一詩：「當寶玉／脫離了賈政和／寶釵的世界而／來到紐英倫／他終於放棄／出家的念頭／他意識到／生命／自由／幸福的追求。」黃克孫，《夢雨錄》，頁43-44。「紐英倫」是指美國New England。

(摘自：徐國能〈近現代海外華語古典詩的傳承與創造 ―以黃克孫為例〉；見《東華漢學》第41期；195-238頁；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2025 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