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標凖」，有兩個意思。一是不自覺的，一是自覺的。不自覺的是我們接受的傳統的種種標凖。我們應用這些標凖衡量種種事物種種人，但是對這些標凖本身並不懷疑，並不衡量，只照樣接受下來，作為生活的方便。自覺的是我們修正了的傳統的種種標凖，以及采用的外來的種種標凖。這種種自覺的標凖，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大概多少經過我們的衡量；而這種衡量是配合著生活的需要的。本文只稱不自覺的種種標凖為「標凖」，改稱種種自覺的標凖為「尺度」，來顯示這兩者的分別。「標凖」原也離不了尺度，但尺度似乎不像標凖那樣固定；近來常說「放寬尺度」，既然可以「放寬」，就不是固定的了。這種「標凖」和「尺度」的分別，在一個變得快的時代最容易覺得出：在道德方面在學術方面如此，在文學方面也如此。 

中國傳統的文學以詩文為正宗，大多數出於士大夫之手。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著政權。做了官是大夫，沒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補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為一個封建集團，他們的利害是共同的。這個集團的傳統的文學標凖，大概可用「儒雅風流」一語來代表。載道或言志的文學以「儒雅」為標凖，緣情與隱逸的文學以「風流」為標凖。有的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表現這種情志的是載道或言志。這個得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抱負，得有「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涵養，得用「熔經鑄史」「含英咀華」的語言。這就是「儒雅」的標凖。有的人縱情於醇酒婦人，或寄情於田園山水，表現這種種情志的是緣情或隱逸之風。這個得有「妙賞」「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華」的語言。這就是「風流」的標凖。（關於「風流」的解釋，用馮友蘭先生語，見《論風流》一文中。）

在現階段看整個的傳統的文學，我們可以說「儒雅風流」是標凖。但是看歷代文學的發展，中間還有許多變化。即如詩本是「言志」的，陸機卻說「詩緣情而綺靡」。「言志」其實就是「載道」，與「緣情」大不相同。陸機實在是用了新的尺度。「詩言志」這一個語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原也是一種尺度；後來得到公認而流傳，就成為一種標凖。說陸機用了新的尺度，是對「詩言志」那個舊尺度而言。這個新尺度後來也得到公認而流傳，成為又一種標凖。又如南朝文學的求新，後來文學的復古，其實都是在變化；在變化的時候也都是用著新的尺度。固然這種新尺度大致只伸縮於「儒雅」和「風流」兩種標凖之間，但是每回伸縮的長短不同，疏密不同，各有各的特色。文學史的擴展從這種種尺度裡見出。 

這種尺度表現在文論和選集裡，也就是表現在文學批評裡。中國的文學批評以各種形式出現。魏文帝的「論文」是在一般學術的批評的《典論》裡，陸機《文賦》也許可以說是獨立的文學批評的創始，他將文作為一個獨立的課題來討論。此後有了選集，這裡面分別體類，敘述源流，指點得失，都是批評的工作。又有了《文心雕龍》和《詩品》兩部批評專著。還有史書的文學傳論，別集的序跋和別集中的書信。

這些都是比較有系統的文學批評，各有各的尺度。這些尺度有的依據著「儒雅」那個標凖，結果就是復古的文學，有的依據著「風流」那個標凖，結果就是標新的文學。但是所謂復古，其實也還是求變化求新異；韓愈提倡古文，卻主張務去陳言，戛戛獨造，是最顯著的例子。古文運動從獨造新語上最見出成績來。胡適之先生說文學革命都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是有道理的，因為這裡最容易見出改變了的尺度。現代語體文學是標新的，不是復古的，卻也可以說是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就從這語體上，分明的看出我們的新尺度。（朱自清在线）

愛墾编註：余英時教授：中國思想史的四次突破
延續閱讀：陳曉明《相信文學》4 理論的終結與批評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