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對斯賓諾莎的情動理論的解讀最終歸結為一個根本的政治性問題：「為什麼人們要頑固地為他們的奴役狀況而戰，仿佛那就是他們的救贖？」這是「身體能做什麼」這一問題的政治學版本。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指出，激發痛苦的激情對於施行權力是必須的，暴君與神父一樣，都需要庶民的悲苦情動，當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既是神父也是暴君，若想要真正地創制一個理想的城邦，就要通過情動理論對資本主義的轄域化進行解域操作，將控制社會解放為游牧的激進生成。

三、對資本主義的情動批判

德勒茲筆下的資本主義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資本主義的新形態。由於後福特制的發展，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圖像、符號和情感等非物質生產成為了當今資本邏輯的重要生產對象，用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話說，資本對勞動的形式吸納變成了實質吸納。在這種背景下，「犬儒主義」與「虔誠」是兩種主要的情動，它們代表了當今資本主義相互矛盾的兩方面。

一方面，當今資本主義解放了被編碼的欲望流。德勒茲指出：「這個犬儒的時代是資本積累的時代——這個時代意味著將所有解碼和解轄域化的流結合在一起。」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在犬儒的時代，資本唯一關注的就是自身的增殖，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只擁有抽象的價值形式，事物所具有的質性差異在交換價值之下被強行敉平。為了實現對社會的總體性佔有，新的生產形式從個人生活中汲取能量，情感等日常生活領域也被生產所滲透。在生產的普遍性中，生活與工作無法區分，每個人都是被剝削的無產階級，任何彰顯人之為人的主體性特征都最終被導向了「消費的人」這一生產陷阱。因此，欲望不是個人幻想的產物，而是社會生產的集體性投資。在如今的消費社會與生命政治中，除了利潤和積累之外，人們不再關注任何事情。欲望變得麻木不仁，快樂與痛苦在新的社會景觀中變得毫不起眼，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不能被納入消費的日常游戲之中。如果說曾經的身體還能夠感受情動的變化，那麼在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它喪失了這一根本的潛能。看似開放的、不斷變化的身體連接並沒有創造出不同於商品化的物品和生活，身體的行動力量沒有得到解放，而是陷入了徹底的漠不關心。

另一方面，虔誠這種情動在社會中設置了新的轄域，用以捕獲被犬儒這種情動所解放的欲望流。虔誠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家庭機器導致的結果，而家庭機器遵循著「父親—母親—我」這一俄狄浦斯結構。在德勒茲看來，家庭進行的私人化的再生產對社會生產的流動性進行了去政治化和私有化的再現。家庭是一個人造神，它取代了神秘宗教成為現代人的宗教，父親成為獨裁者。德勒茲分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一個經典案例，認為精神分析刻意抹除了社會和歷史場域，將歷史性的家庭永恆化了。在史瑞伯法官這一著名病例中，「譫妄完全表現在種族、歷史和戰爭之中，而弗洛伊德對這些事物則不加分析，並將史瑞伯法官的譫妄排他性地約簡到他和他父親的關係上來」。反俄狄浦斯便是反對精神分析帶來的虛假壓抑，私人的個體性與對母親的欲望都只是虔誠這一情動所引發的錯誤表象。

於是，漠不關心的犬儒主義與充滿情感的虔誠之間的張力形塑了現代資本主義，所有在社會生產中被消解的強度都在家庭之中重新被找回。現代資本主義是極端冷漠與極度享樂主義的奇怪結合體，兩種看似矛盾的情動實際上半斤八兩，虔誠保衛了犬儒主義。在俄狄浦斯情結中，對個人事物的推崇塑造了虛假的主體性，資本主義借捍衛個人價值之名割斷了真正的共同之事，於是欲望只能被導向利潤和消費的膚淺景觀。我們身體之情動的強度便被這兩種欲望機器之中的引力和斥力所決定。保羅·維爾諾（编註：Paolo Virno，意大利哲學家）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電影放映員在結束了一天的辛苦工作後跑去看電影，然後大哭一場。資本主義獨特的組織方式在不斷挑釁自身界限的同時，又不斷引入新的公理，完全的去轄域化總是可望而不可及。因此，資本主義雖然是自己的掘墓人，但又在不斷地延遲這種情況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