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記憶」對理解屈原和《離騷》這一早期中國偉大詩作的文化意義頗有助益。屈原遠不只是以一個原型詩人的形象被紀念至今，更為重要的是屈原形象所像徵的一整套身份認同生成的範式，維系了無數中國知識人的理想和志向。

通過具體的文獻學分析可以見出，《離騷》應該是一套更寬廣的「屈原話語」的一部分，這套話語存在於散文、詩歌等多種文本之中。這一分散式的「屈原史詩」有如關於屈原鮮明個性的一組文集，這些性格特征構成一個類似神話般的屈原形象，它源自一種合成文本的構擬，寄寓著漢帝國文人懷舊的理想與處於轉型時期的抱負。這一漢代的社會構想包含了一系列的追憶：昔日楚國貴族階層的高尚典范，楚亡於秦而繼之以秦亡的雙重預言，楚國的宗教、歷史、神話和文學傳統，具象化的君臣關係模式，以及經由詩性英雄轉化為英雄化詩人而逐漸形成的理想作者形象。

作 者 | 柯馬丁（Martin Kern），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亞洲研究講座教授

譯 者 | 姚竹銘，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研究生；顧一心，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研究生；郭西安，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原 載 | 《文史哲》2022年第4期，第57-76頁

原 題 | 「文化記憶」與早期中國文學中的史詩——以屈原和《離騷》為例

擴展閱讀 | 為什麼屈原對漢代文化產生如此大的影響？| 王洲明正文導讀

一、引言：「文化記憶」與早期中國文學

二、什麼是「文化記憶」？

三、「屈原史詩」

四、屈原之傳

五、素材庫和作者

六、作為詩歌互文的：「屈原史詩」

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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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文化記憶」與早期中國文學

「文化記憶」是一種與歷史實證主義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批評理論，它所闡明的是在特定時間和特定地點下，意義和身份被社會性、制度性以及物質性元素所構建的過程和實踐，它所嘗試解釋的是各個社會如何通過探究其奠基性敘述、神話信仰以及文化流程來理解它們自己。這一理論業已成為人文和社會科學所有領域共有的一個極富影響力的概念，尤其是在歐洲大陸學界。這一概念首先由德國海德堡大學的古埃及學家揚·阿斯曼（Jan Assmann）於1988年提出，後在其1992年出版的《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一書中得以成熟發展。阿斯曼隨後的英語著作及其相關主題研究的譯作更進一步提升了該理論的知名度。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德國康斯坦茨大學的英語及文學研究教授阿萊德·阿斯曼（Aleida Assmann，揚·阿斯曼妻）也著手出版了她關於「文化記憶」的大量研究。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研究集中於古代，尤其是古埃及、以色列和希臘，與之相較，阿萊德·阿斯曼的視野則一路拓展到了20世紀，且更為關心更寬泛的概念性問題。

很可能是因為兩位阿斯曼教授的核心研究直到其德語原著出版多年後才進入英語世界，「文化記憶」這個概念為中國文學研究所注意也相對緩慢。誠然，更早的中國文學研究中已有個別作品對中國文學中追憶的實踐有過反思，其中最知名的當屬宇文所安的《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一書，以及傅漢思的論文《唐詩中對於過往的冥思》。二者的出現皆先於「文化記憶」這一概念，且二者的研究重心皆為中國中古時期的文學，康達維近年所發表的一篇論文也是如此。這一中國文學的研究分支也應該能夠繼續引發更為深入的以「文化記憶」為指導框架的研究。

（作者柯馬丁，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院，文史哲雜誌；收錄於合集 #《文史哲》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