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看來，斯蒂格勒對於人類增強提供的並不是內容性的討論，而是哲學方法的洞見。比如他能夠對人文主義哲學提供了很好的哲學洞見，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1）如果把人之時間性看成是人文主義哲學的第一個規定性，那麼斯蒂格勒則將技術提升到時間同等的地位，為人的時間性闡述提供了一個有效的介入口。時間性討論中一個重要的維度是如何解釋過去與未來，必須要對未來有一個良好的意識，這一意識使得「未來是可籌劃的嗎」成為真正的問題。

阿倫.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1985）指出「人類未來尚無定局」這意味著人類都是在變動中去構建自己的未來。作者從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新人文主義的討論，並給讀者留下了一個開放性問題：「二十世紀的世界對人文主義傳統價值觀表現出十分的凶殘和冷漠，新人文主義有前途嗎？」阿倫的分析足夠綜合，卻忽略了技術因素。

當然這一點可以理解，長期從事歷史學研究的阿倫未必會高度關注技術因素。我們把目光轉向哲學領域，會發現有三個人討論了與技術有關的人類未來的問題：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和斯蒂格勒。在海德格爾看來，我們向死而生，這就是人之未來的形而上學界定。他在《致小島武彥的一封信》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這條通向人類本己性的道路在那里顯示出來？他指出，在擺置之支配面前退縮和返回是一種合理選擇。[2]伽達默爾則在《論未來的規劃》中討論了科學理性時代，人類未來是可籌劃的嗎？他指出了一種可能性「而我們時代科技夢幻曲則催使人類意識越來越進入夢鄉」[3]。

他給通過解釋學劃定了一條界限，「或許還有一個無人知曉但依然規定了一切不可逾越的界線。」[4]。所以在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這里，未來是可希望的，甚至是可以確保的。在這一問題，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曾經發表的《被大數據裹挾的人類沒有未來》、《為了一個負熵的未來》（2016）給予我們足夠的哲學洞見。面對新冠疫情，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警鐘已響，設想一個不可計算的未來」（2020），這些篇目已經勾勒出了斯蒂格勒的對未來的看法：未來正掌握在一群愚蠢的人類手中。

「將諸般機械模式強加於鮮活的現實（自然和人類），毒害著鮮活的現實。」具有破壞作用的模式被看做是具有創造力和創新性的模式。在他看來，「只要我們將所有決策都簡化為一種計算的行為繼續對一切事物施加著影響，我們就注定要經歷劫難。」（《分支》，2020，Les Liens qui Liberent出版社）。

（本文作者：楊慶峰；單位：復旦大學；說明：劉永謀、段偉文和閆宏秀等三位教授的稿件首發於《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2卷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