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以二元對立的僵化視角來看待冷戰，但這種視角無法捕捉到社會世界中的關系。這一時期的政治力量博弈不僅包括新舊帝國之間的談判與合作，或在地區范圍內自上而下地實施帝國基礎設施。此外，還有一些橫向網絡，它們既是帝國權力分配的產物，也是帝國權力分配的阻力。許多歷史學家對冷戰時期香港、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政治結構進行了研究，這些政治結構超越了直接的地區范圍。我將借鑑這些已有的學術成果，描繪影響華語文化生產的地區政治力場。

例如，歷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冷戰見證了帝國主義的新格局，這種新格局「不再強調基於民族間先天差異，也不再強調優越和剝削的必然命運」，而是「以發展（development）為導向」。帝國主義因素在於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的強大優勢國家將啟蒙計劃強加給新興國家。

雖然美國在冷戰中的角色符合新帝國主義的描述，但大英帝國（帝國主義的舊形式）在香港和新加坡/馬來亞等地肯定沒有消退。麥志坤（Chikwan Mark）和羅曼麗（Priscilla Roberts）的歷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實例，說明香港殖民政府如何在某些事務上尋求美國的幫助，同時又在另一些事務上削弱美國的影響力，從而上演了羅曼麗所說的「平衡雜技」（acrobatics of balancing），以維持英國對香港的控制。


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基礎設施能夠在其他亞洲國家的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它是參加朝鮮戰爭的英國士兵的軍事基地，在越南戰爭期間則是美國必要的休整和獲取重要戰爭物資的地點。這些事實表明，地區關系的建立還得益於這座殖民城市嵌入了多個帝國軌道中。
新舊帝國都將「海外華人」視為冷戰時期的政治支點。周愛靈的研究充分證明了這一觀點。該研究詳細描述了新儒家學者在有關大學目標、教學媒介和社會地位的辯論中，如何調和並抵制美國的反共政治議程和英國的殖民主義心態的復雜過程。殖民官員經常在大英帝國版圖上的不同地方（特別是新加坡和香港）之間進行交叉參照，以評估華人在中學之後的教育機構的政治影響。

對於陷入去殖民化熱潮的東南亞民族國家來說，關鍵詞是「獨立」（independence）。然而，高夏（Christopher Goscha）和克里斯蒂安·F·奧斯特曼（Christian F. Ostermann）認為，去殖民化和冷戰的歷史以極其復雜的方式聯系在一起，因此獲得獨立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視正在發揮作用的地區和全球權力結構。

約瑟夫·M·費爾南多（Joseph M. Fernando）描述了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馬來西亞首任首相，被稱為「國父」）領導的新獨立政府如何抵制英國和美國的要求，後者要求馬來西亞加入冷戰聯盟「東南亞條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這表明，去殖民化並沒有那麼容易轉化為「自主」，而是更直接地轉化為「雜技」——玩弄權力和玩弄語義，以保持中立立場，避免「直接卷入冷戰時期在東南亞的長期代理人對抗」。

費爾南多評論說：「馬來亞的獨立運動並非發生在真空中。」這與多伊爾的觀點不謀而合。正是「管理和『征服』『存在的關係性』的動蕩地帶」的願望，清楚地反映了這一時期帝國間的權力動態。這裡的「關系性」不僅指馬來亞/馬來西亞與冷戰中的主要國家（即美國、蘇聯和中國）的關系，還包括與東南亞其他新興國家（特別是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關係。從帝國間的視角來看待冷戰，可以讓我們描繪出權力等級之間的多向度關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60年代的間歇期，華裔在不同的關系線之間並不安寧。我手邊的專著項目研究一個由美國支持的文化組織——友聯出版社（Union Press，UP）。美國急於通過干預文化生產，將「海外華人」（這一術語沒有充分表明東南亞華人的異質性，但在冷戰期間被廣泛使用）的政治取向向特定的方向傾斜。

在為「海外華人」計劃提供資金的亞洲基金會看來，基於東南亞的歷史貿易網絡，以及1949年後從大陸湧入的大量文化工作者，香港在文化生產和流通方面具有優勢地位。同時，亞洲基金會也擔心大陸文化工作者和文化產品從香港流向東南亞會對東南亞民族國家的主權疆界構成威脅。

在下文中，我引用了亞洲基金會檔案中的一系列交流資料，以說明友聯出版社僑領與祖國以及新加坡/馬來亞的關係被納入了爭取紅色中國華人學生的考慮因素。這一政治需求使得這一華文組織具有了最初的價值。僑民的含義是一個政治話題，在地緣政治領域進行辯論和解決，而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文化問題，它涉及到與「祖先關係」或個人選擇有關的複雜議題。

1958年10月，亞洲基金會邀請理查德·考富林（Richard J. Coughlin）對新加坡/馬來亞和曼谷大學的表現進行評估。考富林批評友聯出版社的領導層在提拔本地人才方面做得不夠，他表示：「我認為應該發現和提拔本地的領導人才，友聯出版社很久以前就沒有這樣做，是一種失職」。他認為，現在的香港人……似乎有意……在東南亞主持大局。」他還提到，目前的領導層不願意學習當地語言，並指出：

許多目前的友聯出版社領導層在那裡生活了幾年，卻沒有努力學習哪怕是市井馬來語，而馬來語可能是世界上最簡單的語言之一。

作為對這一批評的回應，友聯出版社的創始人之一許崇智（William Hsu）表示：同意……目前在新加坡、馬來亞和曼谷的負責人或許應該學習當地語言，但要有條件。有些人……不擅長學習語言。此外，友聯出版社在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工作幾乎全部是與華人打交道，在這裡，通常掌握華語就足夠了。

在這份報告被送到位於舊金山的亞洲基金會總部後，項目主任約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逐條思考了考富林對友聯出版社的批評，他最終得出結論：「鑑於友聯出版社是一個與馬來亞/新加坡的中國學生合作的華人組織，它的計劃似乎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沙利文澄清道，他之所以得出這一評價，是提醒自己和亞洲基金會的同事們注意友聯出版社這樣的文化組織的政治目標。

這一些交流記載突顯了糾纏在一起的文化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一邊是書面和口頭形式的中文，另一邊是友聯出版社在香港和東南亞之間的循環網絡，它們為冷戰時期的政治地區主義提供了基礎。

許崇智試圖提醒亞洲基金會，書面中文可以促進編輯與讀者之間不同於口頭中文的交流形式，但這一提醒被置若罔聞。這個好例子說明，流動中的人們和文化經常會進入多種多樣的關系性形式。在有關冷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華人社群的傳統研究中，我們偏愛二元對立——左與右、旅居與定居、霸權與抵抗、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

帝國間的概念將文化基礎設施與帝國並列起來。與這些二元對立的術語相比，這個概念可以提供更有活力的解釋。這一概念還引發了對較少被研究的運動軌跡（trajectories of movement）和更微妙的聯系形式（forms of connectivity，香港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或整個東南亞的聯系）的討論，而不僅僅是那些與冷戰道路相一致或相悖的聯系。通過關注早期帝國主義的歷史，尤其關注日本帝國發動的早期戰爭，這一概念悄然解決了冷戰研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時期化（periodization）問題，這些歷史構建了中國人對冷戰的想象。

接下來，我將提出通俗文學這一文化領域，容世誠和雷勤風（Christopher Rea）等學者令人信服地表明，與民族或地方文學模式不相適應的文化領域是觀察華語文學及其帝國間地位的另一塊沃土。

劉以鬯的言情小說

20世紀40年代末，從上海移民到香港的作家劉以鬯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擔任報紙編輯。在1952年至1957年的五年間，他每月在當地主要華文報紙《南洋商報》上發表三到十篇小說，筆名「葛裡哥」。這些故事確實是方修在上文描述的那種「good story」和浪漫奇想。大約在同一時期，劉以鬯還向美國新聞署贊助的香港通俗文學雜志《小說報》投稿。其他撰稿人包括馬朗、李維陵、萬方、黃思騁等作家，他們與劉以鬯一樣，也是香港文學現代主義早期階段的關鍵人物。

這場現代主義運動的大本營是一本名為《文藝新潮》的雜志，由羅斌的環球出版社支持。當方修在他的年鑑中提到同樣由羅斌出版的紙質小說雜志《藍皮書》時，他可能沒有意識到，他接觸到了一個重要的文學網絡——這個網絡打破了高雅的「純文學」與中低檔通俗文學之間的僵化劃分，而且這個網絡與政治力量和商業利益都有著錯綜復雜的聯系。

解讀這一網絡與冷戰政治和資本主義文化產業之間的關係，非常符合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新加坡和馬來亞左派的政治議程。然而，當時的左派批評家並未充分考慮這一跨國網絡的復雜性。1960年，他們批判美國贊助的《蕉風》雜志。那時，左派試圖將一個多元的、多變的文化領域納入「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理論）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被認為是無產階級的理論）之間的二元對立中。

因此，左派批評家未能反思自己在帝國間的地位。像劉以鬯這樣的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太引人注意，左派批評家認為他並不是一個特別重要或突出的人物，畢竟他不屬於嚴肅文學，也沒有明確的政治宣言。

王梅香引用了劉以鬯在《小說報》上發表《星加坡故事》的授權書，其中寫道：「該故事是根據新加坡美國新聞處的建議寫成的，美國新聞處建議多寫以馬來亞華人為背景的故事，反共題材要處理得含蓄，以免被打上『純粹宣傳『的烙印。」

用勞拉·多伊爾的話說，美國新聞署鼓勵作家將故事背景、人物或情節的某些方面與東南亞緊密聯系起來，這反映了美帝「管理和『征服』『存在的關係性』這一動蕩領域的願望」。作為新興帝國主義強國，美國與新興的去殖民化國家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係。華人與共產主義祖國和他們在所謂自由世界中的家園的離散關係被美國重構。

美國新聞署定義的地區主義主流話語並不太關心作家個人對東南亞的了解程度，甚至不關心他們是否有過在東南亞生活的經歷。然而，與《小說報》的其他香港撰稿人相比，劉以鬯更熱衷於書寫移民勞工和旅居知識分子，我們可以從他在1958年到1959年發表於《南洋商報》的短篇小說中看出這一點。

如果我們將劉以鬯為《小說報》撰寫的言情小說與他在同一時期發表在當地報紙《南洋商報》上的小說進行交叉對比，就會發現它們有著相似的基本模式，都是將移民、流放和離散等主題與儒家道德主義對立起來。同樣的敘事形式表明，劉以鬯將自己在不同地方（新加坡、馬來亞和香港）的寄居經歷轉化為作品。

與《小說報》的作品相比，《南洋商報》上發表的故事幾乎沒有文學修飾。我們不難想象，作者是在茶館閒聊時無意聽到這些故事，或是在一些小報上讀到這些故事。例如，《過番謀生記》描述了移民勞工阿祥對被遺棄在中國家鄉的妻子命運的哀嘆。《牛車水之晨》和其他幾個故事主要講述了沉迷於賭博或因輕微犯罪而被捕的男子的故事。

這些故事通常傳達了男子向母親或女兒等女性家庭成員表達懺悔和悔恨之情。在劉以鬯的故事中，還有另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在異國情調的現代都市中，一個孤獨的男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神秘而誘人的女人。在大多數故事中，女性角色都講述了因貧窮或丈夫虐待而被迫賣淫的令人心碎的故事。

這些故事大多有出人意料的轉折或複雜情節，這些元素可以抓住讀者的注意力，減輕他們對公式化元素的厭倦。例如，在《皇家山豔遇》中，一個初次來到新加坡的鄉下男孩邂逅了一位迷人的女子，並跟隨她進入了一座豪華的住宅。就在他們的關係逐漸升溫的時候，他發現她擁有超自然的力量，她留在他襯衫上的淚滴是血。


(沈雙《香港和新加坡/馬來亞帝國間空間的通俗文學》（2022）陳榮鋼譯; 原題：香港和新加坡/馬來亞帝國間空間的通俗文學；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Inter-imperial Space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Malaya；作者：沈雙[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引用[APA]：Shen, S. (2022). 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Inter-imperial Space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Malaya. Prism, 19(2), 30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