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鄧以蟄在西方的學習和遊歷，使他深受西方美學家特別是克羅齊等人的影響。他在學習西方美學的過程中體現了中國視角，並以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和藝術實際相參證，體現了中國傳統的汲取外來文化的同化特征。他借鑒克羅齊的直覺表現來解釋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中的氣韻和性靈等，並在克羅齊歷史「復活」論思想的影響下提出「境遇」論思想，激活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他對中國畫等藝術的看法具有比較的視野，使西方方法與中國傳統資源有機結合，水乳交融，達到了很高的境界。縱觀鄧以蟄學習西方和比較闡釋，其目的最終在於回歸中國學術傳統，建設中國特色的美學理論，使之體現現代意識，與世界接軌。

作者簡介：朱志榮(1961-)，男，安徽天長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文藝學、美學。

鄧以蟄先生在年輕時代，先是於1907年16歲時去日本留學，從日本初步接觸到西方思想，接著，1917年至1923年，他又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五年，並於1933年至1934年到歐洲諸國遊歷，觀摩藝術。在美學思想上，他尤其受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克羅齊和文克爾曼等人的影響。他借鑒西方的美學理論和方法，特別是克羅齊等人的表現論思想，對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特別是書畫美學思想進行現代闡釋，對於中國傳統書畫美學思想在當代的繼承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的中西融通、以現代西方的學術範型去研討中國傳統美學的方法，有其自身的特點，為我們樹立了楷模。

一

在鄧以蟄的論著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美學影響的痕跡。鄧以蟄關注和引證的西方學者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克羅齊等人，但他對西方學者的具體觀點並不是一味地盲從，例如他並不贊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叔本華的一些看法，但是在觀點和方法上都深深地受到了這些學者的影響。

在1926年的《藝術家的難關》一文中，鄧以蟄不僅提到了柏拉圖的藝術觀和印象派繪畫等，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還受到黑格爾的影響，如對藝術與知性進行劃界等。當然其中也運用了中國古代老子的自然觀，並以倪云林的山水畫等加以參證，而這種參證無疑也體現了西方的學術方法和現代意識，以及他本人內在的中西藝術涵養。

在《觀林風眠的繪畫展覽會因論及中西畫的區別》一文中，他也特別提到黑格爾關於西方繪畫從希臘理想到近代藝術的轉變、以及近代歐洲藝術感情豐富等特點①。在1926年發表的《戲劇與道德的進化》一文中，鄧以蟄在闡述自己的戲劇觀時，引述了亞里士多德的悲劇理論，發揮了叔本華的個人意志等思想②。他的論文中雖然有不贊同叔本華思想之處，但是深受叔本華思想的影響是無疑的。

在《戲劇與雕刻》一文中，在討論佈景的限制時引用到了亞里士多德；在對戲劇和雕刻藝術及其背景進行描述探索時，鄧以蟄受到了文克爾曼《古代希臘美術史》和萊辛《拉奧孔》的影響，盡管他並不很同意萊辛的觀點。同時，他在文中還引述到了德國美術史家沃爾夫林的相關論述。

鄧以蟄1926年寫的《民眾的藝術》一文，還受到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莫里斯的《藝術與社會主義》一書的影響，主張藝術為民眾所創造，並為民眾服務；同時，他受到西方學者的影響，強調藝術獨立的審美特性。其實這種思想，在他1924年剛從美國回國後不久發表的《對北京音樂界的請求》一文中，就已經露出端倪，他用風趣生動的語言說：「我們社會需要你們藝術家，你們藝術家也需要我們社會。我們倆何不快來握手把臂，吻頸一心，行這個同偕到老的見面禮呢？」③可見，鄧以蟄把藝術的超越性與藝術為人生、藝術為民眾的現實性統一了起來。

當然，鄧以蟄對西方美學思想的理解和消化，也帶有中國傳統的那種汲取外來文化的同化特點。他立足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充分考慮到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和接受心理。例如他意譯莎劇的《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新彈詞》④，就參照了元曲的表達方式，俗而不俚，具有元曲的韻味。他翻譯的《彼特拉克山歌》，更有中國古代竹枝詞般的民歌風韻。

 [《文藝理論研究》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