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批評文字里，艾略特仍然承認這其中存在假設的成分。在1926年的克拉克講座中，他直接用這種理論構畫出詩歌史上的四個時期，即所謂「玄學時代」：但丁的時代，17世紀英國玄學派詩人的時代，19世紀法國詩人拉福格的時代，以及在這個三級跳之後，艾略特本人和現代主義者們代表的時代。

這是「傳統與艾略特的個人才能」真正的應用。盡管艾略特後來對此理論有過修正，正如法蘭克•科默德所說，任何修正都沒有這種近乎神話的觀念強大。我甚至覺得大概只能用「文化戰略」這樣的帝國語言才能形容其雄心，但其核心不是任何文學史，而是他自己的詩歌思維。不管艾略特的詩歌理論在具體細節上有多少謬誤，它都能直指他的詩的秘密：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詩人肩負起積極擴大人類經驗與情感的任務，采取的方式是極端的，而且是最深入的。要深入到什麼程度呢，艾略特說，即使是「心靈深處」都不夠，「要看到大腦皮層，神經系統和消化道的下面。」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在十多年前對艾略特的閱讀和後來的印象中，我曾一直以為他是在使用比喻。「心靈深處」一般來說就是詩人和作家們向內探索的場所，而艾略特用這個關於深度的比喻來指示一個更高的層次，說到底就是更深的心靈與精神的未知層面。但事實並非如此。導致這種誤讀的部分原因是艾略特寫詩歌批評的語言和思想風格。跟他的新批評後繼者不同，艾略特並不用「細讀」的方式來分析前人的詩歌，即使在新批評的領域里，「細讀」也是一個較晚出現的讀詩方法。艾略特也避免解釋他自己的詩，如果有人請他解釋《荒原》中的某段，他會把那段詩再讀一遍。在《J•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這首里，他已經提示過，「不要問指的是什麼」，這種做法並不是逃避或故弄玄虛。在討論別人的詩的時候，他只是引用部分的詩節，或者就是一兩句詩，他擅用的手段是進行有機的類比，或者說是制造一種認知性的比喻。

比如，在《玄學派詩人》里，他提出詩人在感受思想的時候有一種直接性，應該「就像感覺玫瑰花的香氣一樣」。以這樣的方式，思想與情感將融合成新穎的感受力。說的當然有道理，而且在現代詩歌的觀念史上已經屬於老生常談。但實際上，艾略特指的不止於此。認知性的比喻並非只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礎上的修辭形式，它也是一種在不同的認識領域間穿梭往還的，互動式的思想方式。「大腦皮層，神經系統和消化道的下面」不僅是在比喻的意義上成立，它本身就是艾略特在物質/身體層面上的關注點，也是他用來顛覆傳統詩歌觀念的杠桿。在《J•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里，他早就用詩句明確地提醒過，「不可能說清楚我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正像一盞幻燈把神經的圖案投射在銀幕上」。沒錯，這是個比喻，但也是實指。

真正的屬於悠久文明的現代詩人，不論對此是否有明確的自我意識，正是那些致力於卸掉所有文明的重負，回到神經與腦電波的原點，從物質的層面進行觸底反彈的詩人，而不是布羅茨基有意區分過的「文明化的詩人」。在曼德爾斯塔姆那里，所謂文明之子的工作來源於其頭腦中「發聲的模塊」。再一次，我們不能僅僅把它看作比喻。神經科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思想與情感的物質性，如果我們暫時不糾纏到底應該怎樣定義物質，只要實驗手段足夠精密，人腦的複雜反應從理論上講都可以進行圖示和重演。這是讓任何詩人都會感到頭痛的思路，因為它預示著看上去無論多麼獨特的詩歌都可以用科學方法模擬出來，這可以說是一種關於人文創造的科幻小說。

這要比宣揚「原始本能」，「身體寫作」或者「反文化」更具有顛覆性，更有對寫作者自身的神話進行釜底抽薪的打擊的可能。但這種極端的方式也意味著一種對創造力的激發與呈現。因為它既能利用文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已經沈重僵化，以至朽壞的文化中介，在神經的回路上用情感穿透思想，用思想重塑情感，然後投射到意識的墻上，像艾略特做的那樣，讓莎士比亞也能演奏來自聖路易斯的爵士樂。 （2016年07月29日；中國詩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