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表面上看，由於「理論」在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諸多話語領域中的「勝利」，以及著者對於「理論」的過於「迷戀」，導致了時下「述學文體」的千人一面；深層次地看，則是人們出於本質主義的尋求，「對一般性的渴求」，而沈湎在「科學」的方法之中。

著者往往不是順著歷史或現實中有關事實的發展，而是順著理論結構寫下來。他們或用齊澤克來讀解余華，或用德勒茲來剖析孫甘露，或用薩義德來解釋《小團圓》，或運用並未吃透的德里達、波德里亞、拉康等人的學說四處出擊。仿佛這些「大師」的理論是百試不爽的「試金石」，諸如此類懸擬、虛構的論著，大面積地「過度引用」西方「理論」，實無多少個人有獨到見地。

「理論」原本並不具有頤指氣使、君臨天下的「權勢」。伽達默爾追溯過「理論」(theory)一詞的原初意義：

「理論」一詞的希臘文是theoria，它表現出人的存在這種宇宙間脆弱的和從屬的現象的明晰性，盡管在範圍上微弱有限，他仍然能夠純理論地思考宇宙。但是根據希臘人的觀點，構造理論恐怕是不可能的。那樣說像是我們制造了理論。理論這個詞的意思，並不像根據建立於自我意識上的理論結構的那種優越地位所意指的，指與存在物的距離，那種距離使得存在事物可以以一種無偏見的方式被認知，由此使之處於一種無名的支配下。與理論特有的這種距離相反，理論的距離指的是切近性和親緣性。Theoria一詞的原初意義是作為團體的一員參與那種崇高神明的祭祀慶祝活動。對這種神聖活動的觀察，不只是不介入地確證某種中立的事務狀態，或者觀看某種壯麗的表演或節目；更確切地說，理論一詞的最初意義是真正地參與一個事件，真正地出席現場。

伽達默爾發現，「理論」的原初本義是籲請存在出場，切身性地進入生活事件；理論的意義並不是為世界提供所謂實證的規範的科學基礎，而是我們切近事物並邀請其出場的一種實踐方式而已。

雷蒙·威廉斯也研究過現代使用的「理論」（theory）一詞的演變，指出其近親分別為拉丁文（theoros和theoria）希臘文；它既意指內心的沈思與想法，也表示供觀眾觀看的某種景象。後來，「理論」逐漸演繹為同實踐相對、作為假設和假說的一種思想體系，其作用是對實踐提出解釋。再由此進一步演繹出代表或指向某種規律（law）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理論」蘊含有作為一種觀念表演的意思，在17世紀以來的某些英語語境中，它一度甚至與「投機的」(speculative)有些曖昧關係。在日常使用中，「理論」常同「虛假」組合，並同「實用」(practical)的概念相對照。

西方的理論素以所謂的「科學」著稱，它以邏輯思辨為方式，以形上學知識論的問題為對象，其所用的人的智力是「抽象的解悟」，體現為一種「邏輯的可能性」。正如牟宗三所言，「西方的傳統哲學大體是以邏輯思考為其進路，邏輯思考首先表現為邏輯定義……邏輯定義所把握之一物之體性或本質，並不涵有一物之存在：有一物即有一物之體性，但有一物之體性不必涵有一物之存在」；故「西方的哲學本是由知識為中心而發的，不是生命中心的……讀西方哲學是很難接觸生命的學問的。西方哲學的精彩是不在生命領域內，而是在邏輯領域內、知識領域內、概念的思辨方式中」。

對於所謂「科學」的「理論」，西方學者早有清醒的反思和批判。

置身於一個「被分析的方法，被一個公開宣稱窒息源於身體的靈魂的所有官能特別是窒息今天那個被痛斥為萬惡之源的假想官能弄得思想纖弱的時代」，亦即「凍僵美妙詩篇所有寬容雅度的智慧的時代」，維柯指出，所謂「思辨的智慧」完全阻礙了人的官能的發展。維柯對「邏輯」（logic）一詞作過詞源學的解釋，指出它源於「邏各斯」（logos），其最初本義為「寓言故事」（fabula），而「寓言故事」就是最早的詩；我們把詩當作「詩性的邏輯」來看，因為詩正是憑「詩性邏輯」來指明神的實體意義。

(2020年06月08日;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作者：吳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