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以「詩性智慧」跟「知性智慧」相抗衡。卡西爾說得好，在維柯那里，邏輯學首度突破了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範圍，並把自身的世界建構為一個人文科學的邏輯，作為語言的、詩歌的和歷史的邏輯。維柯的思想是超越理性主義傳統的一種努力，其終極目標是制限西方近代文明的片面走向，回溯、重造人類心智的原始整一性和完滿性。

柏格森認識到了語言、符號的局限：用語言符號只能得到相對的知識，憑借理性邏輯僅能獲得表面的知識，至於「生命意志」的「綿延」——柏格森稱之為「唯一的實在」——是無法由邏輯、符號來尋找的。為此，柏格森充分肯定了直覺、悟性的重要。M.懷特評述柏格森時說：「理性最多也不過是能夠在一座預先構造的科學房屋四周『環行』，而直覺則有進入這座生命、感覺和經驗大廈的高貴特權。」

1911年，維特根斯坦問學於羅素門下。年輕的維特根斯坦經常深感郁悶，在羅素那里，幾個小時一言不發，只是踱來踱去。有一次，羅素問他：「你到底在思考什麽——邏輯，還是自己的罪孽？」維特根斯坦回答：「Both。」

哲學將人類最隱晦的靈魂與最明晰的邏輯聯系在一起，而令維特根斯坦緊張、痛苦不已。在他看來，我們遭遇的哲學問題植根於「對我們語言的邏輯的誤解」。維特根斯坦回憶說：

我們交談的時候，羅素會經常高喊：「邏輯的地獄！」這句話充分表達了我們在思考邏輯問題的時候所有的內心感受。所謂「邏輯的地獄」，指的是邏輯給人們帶來的巨大困難，它所具有的堅固的不穩定性。

我們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感受，主要原因應該是這樣：每當新的語言現象出現的時候，很可能以前對此類現象的證明完全失去了價值。（我們深切地感受到，語言經常會這樣提出一些新的、無法達到實現的要求，讓我們之前所作出的全部解釋證明的努力付之東流。）

維特根斯坦指出，出於固有的理智的習慣，即「講理論的態度」，「哲學家恒常在眼前見到科學的方法，不能抗拒地被引誘著用科學的方式提出和回答問題。這一傾向是形而上學的真正來源，並把哲學家領進了徹底的黑暗」。

所謂的理論表述、理論概括和道德命令，對維特根斯坦而言，都是危險的、不可靠的。「因果聯系對人有一種潛在的誘惑，那就是，它會引導我們說：『當然，這種結果是必然會出現的。』然而，我們應該想到：它可以這樣發生——卻並非必然這樣發生，它也可以通過許多其他的途徑發生。」後期維特根斯坦明確反對過度概括，因為過度概括與簡單兩分乃至二元對立密切相連，那種「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對立，都以某種很強的甚至是過度的概括為前提。

在《邏輯哲學論》里，維特根斯坦將哲學理解為沈默的禁地，而不是語言的牢籠：「我們不能思考我們所不能思考的東西；因此我們也不能說我們所不能思考的東西。」維特根斯坦將哲學、倫理學、美學、神秘的東西等，都歸入不可說之列。

對於所謂的美學理論，維特根斯坦不屑一顧：「可能有人認為美學是一門告訴我們什麽是美的科學——這對語詞來說甚至有點可笑。我想這種科學大概還能告訴我們哪種咖啡的味道更好。」維特根斯坦拒絕把藝術理論化，在他看來，「哲學研究（可能尤其體現在數學方面）和美學研究之間，存有奇怪的相似之處。例如，這件外套哪點不好，為什麽是這樣，如此等等」。

美國當代文藝批評家喬治·斯坦納猛烈抨擊「理論」：無論是情感、知識及專業各方面，我都不信任理論……理論可以從數學或邏輯驗證中成立，而它們要求的是關鍵的實驗以驗證其真偽，如果實驗結果不符，理論就會被取代。但在人文學科、歷史研究及社會研究，或是品評文學及藝術，要從「理論」入手，我覺得是虛偽不實的。人文學科既不須實驗，也無法驗證。我們對人文學科的反應是直覺的敘事……柯勒律治並沒有駁斥約翰遜博士，畢加索並沒有比拉斐爾先進。在人文領域里，「理論」不過是失了耐心的直覺。

(2020年06月08日;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作者：吳子林)